将布迪厄带入城市

本书以我三十年来关于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的边缘性（marginality）、族群性（ethnicity）和刑罚性（penality）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尝试将皮埃尔·布迪厄作为城市理论家来展开全新解读，并借助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一种新的城市理论构想。本书邀请各位读者通过我所说的符号空间（symbolic space,我们感知并组织外部世界的精神范畴）、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不同形式的资本分配）和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建成环境）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c）来探索城市。在这种解读下，布迪厄的拓扑社会学（topological sociology）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不仅可以为城市社会科学注入活力，而且还将挑战其中的典范与准则，并重新设定该领域的分析参数。

简明扼要地陈述一下本书的核心论点：我提出要重新思考“城市”（the urban），要将之视为多种资本展开积累、分化和竞争的领域，视为各种惯习（habitus）之间混融、碰撞的地带，而这种混融与碰撞使城市成为历史斗争的中心场所和筹码。这一新布迪厄主义的（neo-Bourdieusian）大都市社会研究纲领强调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国家的角色，而在阐述这一纲领的每一步中，我都将直面反对意见，并对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批评作出回应。我将这些对话都精简纳入书中，尽管这偶尔会显得冗余，但我希望这样能让本书论述得更加细致和清晰。略显不谦虚地说，这本书的目标是改变读者对布迪厄的理解，以及对大都市的看法。

与之相应，本书的论点是针对两部分受众而提出的：一是城市研究从业者——城市研究在这里是指对城市化、城市性和城市不平等进行探究的跨学科领域；二是有兴趣将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工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剖析和运用的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城市中的布迪厄》，以表明在有关大都市的理论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我希望以我对布迪厄的重新解读来激发新的经验研究课题，而不是为纯粹理论家带来良知上的困扰。

本书共有三章，每一章都可以单独阅读，因为每一章都是由一次会议的主题演讲经过全面修订后产生的。在这些会议上，布迪厄的研究都对城市学者发挥着或是显明，或是潜在的影响。每次演讲之后，都有一个现场出席或以书面形式组织的研讨会，而在这些研讨会上我都反复思考澄清并例证我的观点。尽管这本书起源于经验研究中的具体困难，但我将基于抽象层面的论证来展开认识论阐释、概念阐述和分析拓展。这部作品致力于鼓舞并启发进一步的研究，而不是在学术理论的万神殿中争夺首要地位。

另一方面，本书的三章也是互为基础的，从布迪厄早期至晚期的研究，进入我自己的研究；从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所确立的原理，进入这些原理在两极化大都市里边缘性、族群性、国家的致命三角关系中的分析应用；最后重申了（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该研究框架在认识论上是具有反身性的，因为它精心地构造并澄清其中的概念；它从国家开始研究，并将国家视为最高的符号权力和科层机构；它涵盖整个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而不仅仅是考察其底层区域（就像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城市社会学家都习惯做的那样）；它将社会行动者视为娴熟的符号生物，积极参与他们世界的搭建之中（尽管是处于一定的限制和胁迫之下）；最后，该研究框架是冲突主义的（agonistic），将城市内的斗争以及围绕城市的斗争置于其分析的中心。

这本书也是一部自我澄清和自我批判的作品。空间三元辩证法实际上指导了我对城市边缘性的研究，但我只有在作回溯的时候（第一次是2010年10月在剑桥大学建筑系演讲时），在来自读者提问和听众异议的压力之下反思该研究的过程中，才开始领会到这一点，并将其形式化。事后看来，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布迪厄的拓扑学论证模式的普遍性及其力量。我先前没有恰当地将文化生产场域的专家围绕贬逐街区（neighborhoods of relegation）之表现所展开的争论作为主题，也没有充分挖掘惯习的主动性一面来刻画贬逐街区的居民如何重塑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空间污名（如今我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做了这项工作）。我之前描绘了一幅二元化大都市（dual metropolis）中围绕空间而展开的物质斗争和符号斗争的图景，但这个图景是片面的，因为它是基于对斗争结果的认识而得出的，因而掩盖了未发生的平行历史可能性。这本书也构成了我的《“底层阶级”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Underclass”）（Wacquant, 2022a）一书的续篇。《“底层阶级”的发明》是一本关于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的案例研究，同样运用了反身性的认识论原理，描绘了一个种族化的“民间恶魔”在美国超贫民窟（hyperghetto）的兴起、扩散和衰落。

弄清楚布迪厄对自己某个概念的意思表达或使用方式，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在努力思考和从事的事情。这并不像实证主义所描绘的那样，是从黑暗到光明、从谬误到真理的瞬间奇妙飞跃，而是按照历史理性主义的原理，在缓慢地、永无止境地迈向一个更加可控的、逐渐“近似”现实的对象建构。例如，我花了二十年时间才理解，我曾作为刑罚制度来研究的监狱，也是一个典型城市制度（quintessentially urban institution）——一旦你说出来，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但随后这将完全改变你对城市中的政治生产和遏制不稳定性等问题的阐述方式。这种认识本身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即城市社会学如何能够忽略这个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的核心制度。这反过来又会使人们质问国家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的缺席；而当这些研究确实将国家纳入考虑时，所采用的狭隘观念也会受到质问，因为其将国家视为一辆急于追赶“社会问题”的救护车，在上游先发边缘性的情况下到下游处理边缘性。

需要承认，要达到建立成熟的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科学的标准，是一个高要求的艰巨任务。但有这些标准的好处在于，为城市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理想规范去追求。就像皮埃尔·布迪厄喜欢在他的研究团队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让我们开始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