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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在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于巴塞罗那举办的会议上，一群对各个国家中不断演变的城市边缘性结构、动态和体验感兴趣的年轻学者聚集在一起，检验我在《城市放逐者》（Wacquant, 2008a）一书中提出的经验主张，并尝试将分析框架拓展到新的城市、国家和主题。
他们的共同观点也是那本书的核心论点，即尽管跨国力量在不断增强，话语也日趋同质化，但城市中的贬损现象并非处处都是相同的；然而这些现象遵循类似的机制，并在不同地点表现出了许多值得详细说明的相关空间特征与社会特征。这些学者希望能避免在社会空间中人为地隔离穷人的常见错误，并寻求将扰乱大都市下层地区的变迁与权力圈层内外的策略和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Pereira, 2005）。
这些学者渴望进行理论指导下的跨国对话，以帮助他们避免陷入本地化辩论的狭隘范围中，并防止学术暗中从属于政策议程（Slater, 2006）。很快，他们形成了一个国际网络（通过网站advancedurbanmarginality.com来协调），将来自多个国家和不同学科的大都市研究者汇聚在一起。这些研究者采用基于田野的方法（或是单独使用，或是结合历史方法和统计方法）以贴近日常生活的肌理，努力探索空间格局、符号区分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并热衷于强调国家和各种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在城市问题群体与问题地域的生产、分配和表征中的多方面作用。
在莱弗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及上述研究网络的核心成员所在机构的支持下，该网络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2010年在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个工作坊、2011年6月在波尔图大学举办的“地域污名化”国际研讨会，以及2012年春季在法兰西学院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城市边缘性与国家”会议——这场会议吸引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齐聚巴黎。两年后，期刊《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 Planning A）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借助该网络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社会工作等领域中的合作机构的共同努力，发表了关于“地域污名化”研究的专题特辑。这项成果旨在综合并促进关于城市光谱底端中符号空间（用以界定范畴的心理区分）、社会空间（有效资源在这些范畴之间的分布）和物理空间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此后的十年间，有关地域污名化的研究在多个学科和国家中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最近的一份全景式文章中，舒尔茨·拉森和德利卡（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19）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检索，发现有784份出版物提到了地域相关变体（如空间、街区等）的污名化，并从中选出了119篇包含“地域污名化”一词的文章进行重点考察。这119篇文章发表在61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20个学科，覆盖六大洲，研究尺度涵盖从单一的街道和建筑物到住宅区、再到街区和城镇的整个范围，以及从内陆农村到世界城市的整个范围。这些文献证实，地域污名不仅仅是后福特主义时代城市转型中的一种新颖、广泛和突出的现象，还是一种通过精神表征和客观表征来衍生行动的深刻而重要的形式［Bourdieu,（1982）1991: 220-221］。此外，空间污名化已成为“对社会不安定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式治理中的必要部分”（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19: 557）：政府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将空间污名化操纵为符号性的隐患，以推进规训式监视、驱逐、搬迁、拆除和私有化，并用这些治理方案来解决受剥夺地区的持续恶化，以及通过在这些地区开展宣扬法治的行动来营造某种统治权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