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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德国同仁参与讨论我提出的“城市的布迪厄化”（“Bourdieusi.cation of the city”），亦即将布迪厄的独特思维方式运用于城市区域（urbs）和市民共同体（civitas）意义上的大都市研究中（Isin, 2003）所引发的认识论、理论和经验上的多方面议题。我将逐一回应他们的评论，时而反驳，时而修正，时而扩充，但始终是为了澄清我的论点，并为城市研究者提炼出这些论点的意涵。
1.对“城市”的精英式与学术式预建构：卡塔琳娜·曼德沙伊德（Katharina Manderscheid, 2017）正确地指出了《世界的苦难》中题为“场所效应”的一章对德国社会科学家的过度影响（Bourdieu et al., 1993）；在他们的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国家的同行中，同样存在着对这一文本的短浅关注。这是因为该书是布迪厄的成熟作品中唯一一本表面上处理城市主题的书：涉及城市中社会苦难的结构和体验。这种独特的关注点表明，他们天真地接受了对城市的精英式预建构，即将之作为大都市内部或关于大都市的令人讨厌的“社会问题”的封面术语，而社会科学往往对这一做法予以认可而非质疑。正如我在本章前半部分所做的那样，回到布迪厄表面上关于乡村主题的早期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在对象构建中出现这种基本错误。事实上，这将邀请我们通过乡村的视角来重新构想城市，并扭转城市社会学的惯常视角，即将“城市”视为给定的，并往往从源自民间或行政构造的不成熟观念而着手。
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教训，不仅仅是要注意巴什拉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提醒，而且在向布迪厄寻求分析指导时要努力涵盖其更广泛的著作，甚至是布迪厄主要研究的全部范围。就此而言，我建议超越布迪厄著作的封面标题而进行挖掘：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城市学者没有注意到布迪厄的《经济的社会结构》（Bourdieu, 2000）一书，但是这本书含有一个关于住房市场之政治生产的理论模型及抽丝剥茧的经验分析，而对城市研究而言，还有什么主题能比住房更加重要呢？（参见Brenner et al., 2012; Pattillo, 2013; Desmond, 2018）勇敢的读者还应该更进一步去尝试涵盖那些在布迪厄启发下产生的重要城市研究，例如米歇尔·潘松（Michel Pin.on）和莫妮克·潘松（Monique Pin.on）的多部著作，他们是三十年前将《区隔》中的模型应用于巴黎及其高档区域之物理构成的真正先驱（参见Pin.on and Pin.on-Charlot, 1989, 1992）；或者去涵盖那些由布迪厄设计和指导的城市研究，例如让—克劳德·尚博勒东（Jean-Claude Chamboredon）和玛德琳·勒迈尔（Madeleine Lemaire）的经典文章《空间临近性与社会距离：大型住宅区及其人口》（“Spatial Propinquity and Social Distance: Large Housing Estates and their Populations”, 1970），该文的田野研究展开于法国南部的社会主义小镇安东尼（Antony），而当时布迪厄居住于此，并计划将其改造成一个“生活实验室”，以供他当时领导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进行全景式的调研（Pasquali, 2012）。
曼德沙伊德邀请我们研究“社会空间隔离与回避”的微观结构，而这是诸如居住分异指数（residential dissimilarity index）等传统的人口学宏观指标所不能充分反映的。我对此表示附议。21世纪以来，富裕和权贵群体及其家族和企业越来越有能力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顶端进行有组织的自我封闭，来精心打造高密度聚拢着各种资本和预留设施的专属场所（Wacquant, 2010a）。他们还能够利用地点的多重性，甚至制造虚构的无地点性（placelessness），来逃避税收或刑事起诉等。
与之相反，在大都市秩序脚下受到剥夺和贬损的群体则越来越多地被锁定在污名化的住宅区里（例如Keller, 2005; McKenzie, 2015），或者无处立足——正如无家可归者那样，在街头、庇护所和不稳定住房之间徘徊，或者建立临时营地，而正是这些营地的可见性使他们成为地方政府管理或刑罚干预的目标（例如Herring, 2014; Jackson, 2015）。处于顶层的群体在城市中塑造了他们所在地点的物质现实和形象，而底层人群的空间和地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力量为他们定义的。布迪厄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些多重层次上社会空间分化和支配的“区隔”（feine Unterschiede）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布迪厄《区隔》一书的德文版标题Die feinen Unterschiede,以表示同德国学者的对话。——译者注］
。
2.空间与支配：不同于博伊克·雷拜因（Boike Rehbein, 2017）对我观点的解读，我认同他的观点，即布迪厄在本质上是一位支配社会学家，实际上是唯一的支配社会学家——甚至取代了马克斯·韦伯在这方面的地位。这是因为，布迪厄最具独创性的核心概念是作为有效命名和相应分类法的“符号权力”，即通过形塑社会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来塑造、改变或维持社会世界的能力。
布迪厄的支配社会学必然也是对社会世界的批判，因为其揭示了被视作理所当然从而被隐匿的支配机制。我也同意，不存在所谓的“空间资本”，除非它是其他基础资本种类的历史与地理沉淀——无论是经济资本的，政治资本的，还是符号资本的（神话、宗教、法律等方面）。空间性（spatiality）是所有人、物和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社会空间的独有维度，有自己的形成、积累、传递和转换规则。当资本的效应在特定的物理位置上积聚，并将抽象空间变成具体地点时，如果我们不能辨识出这些资本效应，那么就会陷入空间拜物教的类型之一：将通过其他禀赋而获得的属性归因于空间。
如果说在布迪厄（Bourdieu, 1986a）一篇经常被引用但多少有些杂乱的编目中
［在这篇名为《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的文献中，布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译者注］
，缺少一种基本的资本形式，那么所缺少的不是空间，而是物质力量（physical force），其涵盖范围从特定个体的攻击能力，到群体协调形成的力量（如大屠杀），再到国家对有组织暴力的垄断——这就是另一个辩论话题了。
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莱布尼茨—涂尔干拓扑学论证模式的重要性；正相反，这种论证模式显然不局限于符号领域、社会领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直接复制。布迪厄并没有提出一种抽象的空间社会学，也没有提出一种仅仅满足于依据地理坐标来定位客体、能动者、资源和活动的科学（就像Logan, 2012所做的那样）。他提供了一种概念三要素，用以理解物理空间如何通过被赋予物质价值和符号意义而被转变为地点，以及地点如何反过来促进那些孕育了地点的社会结构和符号结构实现再生产或转变，从而形成一种递归转换（recursive conversion）的无限循环动态。在这个框架中，空间位置和空间距离都被理解为斗争的结果，以及旨在校准或推翻符号范畴与资本的社会分配之间对应性与转置关系的斗争素材。
3.跨越时间、空间和尺度来贯彻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这为克里斯托夫·哈费伯格（Christoph Haferburg, 2017）的担忧提供了一个答案：能否将布迪厄的模型带出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前殖民地并有效地覆盖全球？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布迪厄年轻时对城市社会学的初步研究，尤其是他关于军事驱动的再安置营地既是初始城市形态又是反城市形态的大胆而细致的分析（见上文，边码第27-29页），其中的一个侧面即是处于阿尔及利亚殖民秩序崩溃的风口浪尖之上。他的分析捕捉到了帝国统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即帝国统治体系激发出了狂热民族主义与快速城市化的社会力量，而正是这些力量引领了后殖民社会。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专注于这些营地的地理学家已经向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米歇尔·福柯等人的高远理论寻求了帮助，却完全忽视了布迪厄扎根于经验的研究模型。
难道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纯粹理论的优雅文字游戏，而不是去探究实际存在的营地的肮脏结构和阴暗功能吗？
其次，符号性分类、有效资源的社会分配以及作为被占有物理空间的建成环境之间的三元辩证法是足够抽象的，因而不论是在柏林还是波哥大、迈阿密还是孟买、都柏林还是达累斯萨拉姆
［请注意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押头韵的英文写作技巧，以表明可以随意列举出许多城市。——译者注］
，我们都可以坦然地探究这种三元辩证法的经验表现。没有什么学说将自身的应用局限于西方城市，或局限于某个城市中。
三元辩证法不仅在小城镇和乡村中运行，也同样运行于大都市中。事实上，布迪厄理论模型的一大优点，即能够顺利跨越不同的地理区域和尺度［跨越不同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即沃思（Wirth, 1938）笔下的三要素］，从最偏僻的乡下小村到蔓延庞大的城市群。
就过去而言，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用以分析殖民主义城市性（colonial urbanism）的形成，即欧洲和日本的殖民帝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或是联合当地精英，或是对抗当地精英而发展出的独特社会空间形态和建筑形态。殖民地区对于城市研究的理论建设尤其有益，因为其涉及不同分类与分层结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性的结合，以及以城市形态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刻意设计。
因此，殖民城市的物理构成、制度表达和人口分布都受到了殖民者所持符号结构的有力形塑。例如，严格的族群种族区分（ethnoracial categorization），以及关于土著民是传染病携带者的信念，致使殖民者实行严格的隔离，强化了笼罩在本地城市主义形态之上的持久神秘感（Metcalf, 2013）。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建筑师出版了许多关于殖民城市的书籍，研究内容包括城市规划、大都市制度移植、空间使用冲突、物质和道义的关系以及族群种族分隔的强制执行，这些著作表明了城市化在殖民化中的中心地位。
对于殖民城市化，新布迪厄主义者的初步看法是：在第一阶段，城市通过将殖民者的精神范畴印刻在殖民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进而巩固殖民统治；而在第二阶段，城市社会空间使被殖民者从控制城市和农村的物理空间开始，逐渐积累破坏殖民秩序所需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进而破坏帝国统治。借助图示法，这两个阶段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阶段一：殖民主义的印刻
符号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
阶段二：民族主义的挑战
社会空间→符号空间→物理空间
这种三元辩证法在微观层面上发挥着作用，例如布迪厄（Bourdieu, 1970）所剖析的卡比尔人的神话范畴、其在传统房屋内部符号性布局上的投射、男性和女性的物品和任务在家庭领域中的分布与分配之间的对应性。该三元辩证法也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正如布迪厄（Bourdieu, 1992：Prologue）所论述的，权力场域的两极（艺术和金钱）以及支配阶级的两个分群（文化资产阶级和经济资产阶级）中的二元对立影响了福楼拜的著名小说《情感教育》中不同人物在19世纪后期法国塞纳河左右两岸的物理位置、游历路程和联系。此时，搭建起权力场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交叉对立是一种抽象的二元论（属于理论思维的拓扑），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因而必须凭借社会空间的概念（权力场域在其中占据更高的领域）来建构，而社会空间则被印刻在能动者通过同样的符号对立所感知到的物理地点中。
4.城市中的符号性：拉尔斯·迈耶（Lars Meier, 2017）呼吁关注符号权力在城市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我对此深表赞同。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中看到的，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在城市领域研究议程中的核心内容。我将布迪厄的符号权力与戈夫曼的污名化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地域污名化”的概念，以说明地点污痕不仅影响受贬损地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和社交策略，还会影响他们邻居的反应、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的行动，以及政府对贬逐街区的政策（Wacquant, 2007, 2008a, 2010b）。在《城市放逐者》和本书第二章中，我提出空间污名是“发达边缘性”的一个新颖而独特的方面，研究城市的学者在分析21世纪城市不平等的结构时必须将其放在突出位置。
同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坚持不懈地批评对“贫民窟”（ghetto）一词在修辞和隐喻上的误用，认为这带有对城市贫民的毁谤话语性质，将有关城市不稳定无产阶级在两极分化的大都市中所处困境的新社会问题错误地空间化和族群化了。美国和欧洲的情况都是如此。在美国，福特制工业时代的共同体贫民窟（communal ghetto）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内爆，并被超贫民窟（hyperghetto）所取代；在欧洲，工人阶级的领地已经演变成贫困化和刑罚化区域，其可以被称为反贫民窟（anti-ghettos），因为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远离了贫民窟的典型形态：它们在族群方面变得更加异质化、更具渗透性（porous），它们的包容性更弱，组织能力也被剥夺，无法为其居民培育共同的习惯用语和统一的身份认同（Wacquant, 2015）。
除了批评之外，我也提出主张。运用布迪厄的认识论反身性与三重历史化的相关原则，我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性贫民窟概念，将贫民窟视为族群封闭的空间工具，且是以范畴和地域的相互指定为基础的。这一概念旨在取代流传于学术界、政治辩论和新闻报道中的不成熟且多变的观念。在《贫民窟的两副面孔》（Two Faces of the Ghetto）（写作中）一书中，我将证明，与学术和政策上的常识相反，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与种族隔离并不相关，也不是社会解组的载体；相反，它是一种分支整合形态（modality of bifurcated integration）：它将被污名化的人群带入城市，这些人群在其劳动分工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通过经济榨取而实现结构性整合），但在面对面关系和亲密接触中却没有获得平等性（通过驱逐排斥而拒绝社会性整合）。
借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美国福特制时期的黑人以及日本后德川幕府时代的部落民（Burakumin）这三个典型案例，我聚焦于其中的强制空间隔离来阐明布迪厄主义的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这有助于关注将这些遭受污名的群体贫民窟化所实现的自相矛盾的利好，从而恢复关于互惠与尊严的“水平”维度——该维度产生于任一支配体系中关于下层与贬损的“垂直”维度，并与之形成互补。
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贫民窟、监狱、保留地、营地
在结构与功能上的亲缘性，而这种亲缘性因同为社会空间隔离工具而来（Wacquant, 2010a），正如发达社会中的国家管理者越来越多地诉诸边界、围墙和有界地区作为界定、限制和控制问题类别的手段一样。
以上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追随布迪厄去探索拓扑、空间和地点在城市中的联系所产生的科学效益。布迪厄不喜欢为了惹人注目的理论化而去进行枯燥乏味的理论研究。他对新的经验论据永远充满兴趣；这些经验论据使我们能够磨炼概念、勾描理论，并通过生产新的研究对象来展示范式的力量。希望本章提供的建议能够激励德国以及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诸位同仁继续努力，让布迪厄主义的城市绽放出千万朵经验之花。想要探究布迪厄主义城市中实践、经验和结构的逻辑，就需要阐明符号权力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运行方式，这便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注释
[1] 同韦伯一样，对于布迪厄而言，社会研究必须从对其独特的“科学理论”（Wissenschaftslehre）的敏锐感觉出发，这种反身性的“科学理论”与韦伯的唯物主义宗教社会学一起，构成了布迪厄在青年时期对韦伯学说的初步了解，并决定性地塑造了他从哲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关于布迪厄与《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作者 ［即马克斯·韦伯。——译者注］ 的双重关系，参见“With Weber, Against Weber”［Bourdieu, （2000）2011］。
[2] 基于族群民族（ethnonational）以及族群宗教（ethnoreligious）的亲缘关系而形成的飞地或集群致力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暴露，并保护群体在精神和符号层面的完整性。Drake和Cayton在Black Metropolis［（1945）1993］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Humbert Nelli在Italians in Chicago, 1880-1930（1973）中对进入风之城 ［Windy City, 美国芝加哥市的别称。——译者注］ 的白人移民的研究、Lepoutre和Cannoodt在Souvenirs de familles immigrées（2005）中对进入法国城市边缘住宅区的移民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