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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具体表现为多种历史形式，这些表现形式都位于一个连续统上，其一端是完美同构（perfect homology），另一端则是完全脱节（complete disjuncture）。由于三种空间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对自主性和惰性，所以大多数经验案例会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完美同构”和“完全脱节”这两个端点是逻辑构念，无法在历史现实中完全体现。考虑到社会空间存在“语义弹性”、物理空间存在相对刚性，以及符号空间是由实践范畴组织的，而实践范畴本身是模糊的，并且是根据避开了抽象逻辑的实践逻辑来调用的
，所以三元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是完美同构的。同样，完全脱节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像内战这样的社会符号完全打乱的情况下，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完全脱节，因为任何社会宇宙都是在最低程度上锚定于物理空间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出表达其形态的符号范畴的。
符号空间的相对自主性是随着文化生产场域（宗教、艺术、科学、法律、新闻报道、政治等）的出现、巩固及其自我指涉特性而产生的。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符号形式是由专家根据内部标准来精心制定的（Bourdieu, 1994b）。例如，我们可以想想法律是如何脱嵌于日常生活的，以及是如何被那些依据具体法律规则来制定法典的法学家所垄断的（Bourdieu, 1986b）。社会空间的相对自主性来自资本积累、分化和转移的规律，而资本的积累、分化和转移是借助社会再生产与转换的既有工具而实现的（Bourdieu, 1989a: 386-396, 1994c）。物理空间的惰性存在于它对定位、位置和移动所造成的物质制约及其提供的便利，以及改造物理空间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时间等方面的成本。
相比于仅仅将布迪厄添加到城市研究准则中，或者把他的这个或那个概念塞进某个研究项目中，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我们可以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作为一个框架，来重述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请允许我在此提出一个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理论的临时纲领，以邀请大家将城市视作资本和惯习之独特构成的熔炉来重新思考城市。在制度或者说在客体化的历史方面，大都市是一种独特环境，因为其孕育着以下内容：
（1）多种资本的积累和聚集。这是通过吸引大都市边界内部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而实现的。对此，马克斯·韦伯［Weber,（1921）1958］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研究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89）关于11至18世纪欧洲城市与经济资本之共同兴起的研究中都有精彩论述。
（2）资本分化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宗教资本、司法资本等不同的竞争形式（Bourdieu, 2022）。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功能分化的确立而展开的，并导致了不同资本种类及其持有者实现再生产的相关专门机构的增加——正如涂尔干［Durkheim,（1893）2007］对劳动分工的论述和布迪厄（Bourdieu, 2012）对国家作为“元资本”持有者的兴起的相关研究所阐明的那样。
（3）资本之间的竞争。其源于资本的分化这一事实：多种资本在同一个紧凑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中有形共存，这便提出了关于资本的相对价值与等级的严峻问题，进而引发了不同资本持有者之间围绕最高地位的斗争，以及无资本者自下而上的挑战——正如布迪厄（Bourdieu, 2011, 2022）在他关于“支配分工”
（division of the labor of domination）和“权力场域”起源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
就性情倾向，或者说历史的身体化而言，城市同样是独特的，因为它将具有不同出身与生活经历、从事不同活动的人群紧密地、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主体性。它不仅促成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位置的流动性（positional mobility），还促成了性情倾向的流动性（dispositional mobility）。这是凭借以下内容实现的：
（4）各种各样惯习的激增。这根植于密集而独特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集群，并且这些集群已经超过关键人口阈值，因而能够持续存在并蓬勃发展。基于路易·沃思（Wirth, 1938）“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观点，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 1995）在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中对此有所论述。
（5）不成熟和脱节的惯习的形成。这同样是来自社会经历和社会接触的扩散，以及性情倾向与位置的脱节——正如布迪厄（Bourdieu, 1977a）研究阿尔及利亚中亚无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时所剖析的那样，亚无产阶级投身于理性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世界中，却怀有植根于名誉和亲属关系的乡村范畴。
（6）在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中，各种各样惯习之间的碰撞。这些惯习相互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这再次导致生存焦虑、策略性创新和自我拷问时刻。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03）1950: 326］对此有所论述，他认为大都市生活的特点是“通过意识的强化而实现的精神支配”。
简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宇宙，它不仅孕育了马克思式的剥削、涂尔干式的专门化、韦伯式的理性化和杜波依斯（Du Bois）式的（非）名誉区分，而且还培植了布迪厄式的反身性，因为城市使居住于其中的人暴露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评价实践与标准中，这些实践与标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会使他们将自身相对化。 [2] 从长时期来看，由于城市化催生了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扰动，所以城市化是主信念（Doxa,首字母大写的doxa）的溶解剂，也是集聚于城市中的各微观宇宙特有的各种信念（doxai,复数形式的doxa）的催化酶。因此，我将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指出，将布迪厄“城市化”、将城市作为社会分化的熔炉来纳入布迪厄的理论模型中，会强化布迪厄关于结构（场域）的论述，但会动摇他关于行动（惯习）的论述，从而邀请我们更好地详细论证惯习和世界彼此达成一致（或未达成一致）的条件。
为了概括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转换关系，我们可以尝试将其以图示描绘。但是怎么做呢？布迪厄喜欢用图示来浓缩展示丰富的数据，并阐述复杂的论点，这与他的拓扑学本能反应是一致的。
他早期所作的著名图示包括对卡比尔传统住宅的符号意义的描绘，以及在《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一书中关于惯习在从家庭到各层次学校系统中的排列组合的图表。他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再阐释也被提炼为一个关键图示，其中展示了牧师、先知、巫师和平信徒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区隔》一书中有多个图表用来阐明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一张叠加在社会空间位置地图上的文化消费地图，该图以性情倾向地图为中介，视觉化地表达了有关三者之间对应性的核心论点。
在《实践感》（The Logic of Practice）一书中，布迪厄总结了卡比尔人仪式和神话的意义层次，其借助的是关于组织起这些仪式与神话的一系列符号性对立的概要化圆圈。
与之相似，在《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一书中，布迪厄将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划时代小说《情感教育》中人物的地理位置和游历路程绘制在了巴黎的地图上，借助塞纳河左岸（文化资本的汇聚之处，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场所）和右岸（金钱和商业的中心，是实业家和银行家的聚居地）的二元对立，标示出支配阶级的内部结构。在这本书中，有一张图描绘了文学场域的内在动态构成，还有一张图呈现了社会空间、文化生产场域和权力场域之间的嵌套关系。当然，在布迪厄的主要著作中，还有通过对调查数据和拟人法（prosopopoeia）材料的多重对应分析而实现的个人及其属性云图的视觉化映现 ［例如《学术人》（ Homo Academicus ）、《国家精英》和《经济的社会结构》］ 。在《论国家》（On the State）讲授课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甚至将王朝国家向官僚国家过渡的相关理论浓缩为一个由国王、国王的兄弟和大臣为主要内容的简易三角形。
图示有助于我们思考，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布迪厄担心图示带有一种历史无意识，会在无形中限制我们的思考。在《普通社会学》（Bourdieu, 2016: 30-31）讲授课中，他警告我们：“对社会世界进行科学思考的障碍之一……是关于建筑形制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利用底层基础（infrastructures）、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s），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结构（structures），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哲学。”布迪厄指出了运用房屋（有地基、房间、楼层）或金字塔（有宽阔的底座和尖尖的顶部）的隐喻来构想社会的危险。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总体社会空间最好被视为一个多维度的“多种空间的空间、多种场域的场域”（Bourdieu, 2016: 29），其边界大体上是清晰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多孔的（porous）；其等级制是处于斗争中的，因此是不停移动的（Bourdieu, 2022: 635-648）。
图1 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我提出三种而非一种方式，来描绘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而每种方式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见图1）。第一种方式是环形图，三个空间在其中被视为处于同一个平面上的锚点，该平面具有分析上的平等性和相互性，而研究者将沿着这个阐释学的圆环旋转。第二种方式是三角形图，“精神”层面的符号空间在其中凌驾于“物质”层面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上，表达出三者在分析上的主次，也表明了“多种空间的空间”是自下而上定向的（尽管该图也可以理解为暗含了自上而下的因果性）。在第三种图示方式中，三种空间被呈现为三个相互平行的平面，它们或多或少是直接和同构地“映现”到彼此之上的。与本书作者一样，本书的读者必然对符号、社会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默会意象。有鉴于此，我建议我们一致牢记第三种构型，并认可每个平面都有自己的规则、内部历史和特定斗争，也存在适用于三个平面之间关联的同样内容。
无论怎样以图示的形式简缩，每个理论都有其分析上的漏洞、逻辑上的盲点和经验层面的局限性，这提出了内涵（构成概念的元素）和外延（这些概念可以应用的情形范围）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曾在围绕2017年发表于德国城市研究期刊《城/郊：批判城市研究杂志》上的本章内容早期简短版本的研讨会上提出，而我接下来将回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