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甲申易枢后的朝局与《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度赴京应顺天乡试。在此期间，奉天发生水灾，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陊圮坍拆，凡十八山，形势全改”。康有为以此事件为契机，向清廷呈递《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的条陈（简称《上清帝第一书》）。

关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的撰写时间，晚近以来，沿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年12月10日）的说法，显然系误记。此说源于《南海先生遗稿》所刊《上清帝第一书》手迹所署日期。其实，此日期系康有为向都察院呈递时日，并非撰写时间。康氏《自编年谱》谓：“国子监既不得达，盛祭酒（昱）持吾文见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长，文恪公亟称其忠义，许代上，约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递之，御史屠梅君（仁守）派人候焉。”

又据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三日（1888年11月16日）记：

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89年1月27日）又记：

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

由此可知，康氏《上清帝第一书》无疑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三日（1888年11月16日）已撰写完毕，且托人代递，而绝不可能撰于十一月初八日。

此书撰写时日，似应以康有为所述为准。《自编年谱》曰：

九月游西山，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

由此观之，《上清帝第一书》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即已开始撰写，十月即“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沈曾植、黄绍箕、屠仁守的帮助。

是年，康有为年甫三十。他一无功名，二无官爵，仅是一介寒儒，甚至连上书的资格都不具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冒着“朝士大攻之”的风险，“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大胆提出变法建议的呢？

对此，似应从两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是外夷交迫、虎视鹰瞵的危迫局面使康有为触目惊心。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热血青年，康有为较早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他自幼年开始，就耳闻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也看到了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的军队怯懦无能、束手待毙的狼狈景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康有为鼓起勇气，上书言事。在《上清帝第一书》中，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俄国筑铁路于北方而迫盛京；英国侵缅甸而启藏卫，并进而窥伺川滇于西南；法国则以越南为跳板而进取滇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还预见到了日本对我国的日益严重的潜在威胁，指出：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

康有为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揭露比一般封建士大夫要高明得多，他的预见很快被六年后的甲午战争所证实，而当时的衮衮诸公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康有为在上书中还以万分焦灼的心情指出，列强正在磨刀霍霍，合而谋我，而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却麻木不仁，疲弱不振，长此以往，不仅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放松侵略，就是后来的“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 。因此，他认为，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康有为认为，要挽救这种危局，中国当时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要么变法自强，及时图治，要么因循守旧，任人宰割。总之，外患日亟是促使康有为上书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二，促使康有为大胆上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清王朝中枢政权的极度失望和不满。以往论著对此原因每每忽略，其实，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与光绪十四年的朝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舍此即无法理解康氏此次上书的深刻含义。

众所周知，清政府在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后，曾出现了被封建文人百般粉饰的所谓“同治中兴”。其实，所谓“中兴”者，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相对缓和的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期间虽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夹辅于外”，又有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等人“密运枢机于内”，虽外患渐浸，而“国事犹不至遽坏” 。然而，由于封建政权的极度腐朽，尽管洋务派官僚在各地举办了许多新政，但终究无法挽回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衰颓命运。在甲申（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中枢政权曾发生了一次严重危机，由慈禧授意，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 直接策划，进行了一次中枢机构的重大改组。

这次政治风潮的导火线是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1884年4月3日）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的上书。他在这次上书中，严斥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辅政一二十年，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以不问，以致造成了饷源日绌，兵力日单，人才日乏的被动局面，因此，盛昱要求对奕訢、李鸿藻等枢垣大臣予以惩戒，认为“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谴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

盛昱此折声情并茂，义正辞严，但是他并没有要求慈禧将奕訢罢斥，只是希望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的张佩纶，交部严加议处，并责令他们戴罪立功，认真改过。把“讳饰素习，悉数湔除”，以图有裨朝政。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往往不以言官的意志为转移。慈禧对此事的处置，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她在同醇亲王奕 密谋之后 ^[1] ，于三月十三日（4月8日）颁布了一道非常重要的懿旨，该懿旨略谓：

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甚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

于是，慈禧做出决定，将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李鸿藻，尚书景廉、翁同龢等人，全部撵出了军机处。同日，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次日，慈禧又下令，军机处遇有紧急要件，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次军机处的重大改组史称“甲申易枢”，它对晚清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是慈禧与奕 蓄谋已久的行动，自此之后，清廷中枢大权实际上落入奕 之手。在新任命的军机大臣中间，除户部尚书阎敬铭“差负清名”外，其余“非平庸，即贪黩，不孚众望”。军机首辅礼亲王世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工部侍郎孙毓汶则利欲熏心，投机迎合。故在慈禧懿旨颁布的第二天，盛昱即迫不及待地上书，要求将奕訢与李鸿藻仍留在军机处办事，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奥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闇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

然而，言官们的放言高论是无法改变慈禧与奕 久已商定的决策的。这次中枢机构的改组使清政权更加腐朽，政治愈加黑暗，因此，当时的京官把这次易枢称作“易中枢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 ，流露了他们对这次变动的强烈不满。

康有为撰写《上清帝第一书》时，已是“甲申易枢”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清统治者在同法国签署条约后，苟幸无事，一个个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以致言路闭塞，纪纲日隳。康有为在上书中对耳闻目睹的腐朽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指出：“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

那么，造成这种“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康有为尽管对慈禧早有不满情绪，但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慈禧，仅仅归咎于“辅相无人，因而渐怠” 。康有为在上书中用十分委婉的言词指出，在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前夕，宫廷曾经“赫然求治，士风大变”，呈现一派振奋中兴的景象，但是“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 。康有为在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谗匿”为何许人，然而，了解当时朝局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实际上指的是“甲申易枢”后换上来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其政治上的靠山醇亲王奕 等人。

针对当时朝政所存在的弊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提出了变法更张的具体内容：

其一，变成法。康有为首先痛斥了所谓“祖宗之法莫敢轻言变”的陈腐愚谬的观点，提出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病变方亦变，时势变更，治国之法亦随之变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还以日本为例，指出像日本这样一个小小岛国，由于君臣同心变法，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因此，他建议清朝最高统治者“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他还希望统治者能拔擢变法的人才：“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其二，通下情。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政治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上下否塞”，“阻隔不通”。他把清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封建官僚机构比喻成“门堂十级，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康有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通下情的关键是皇上应放下架子，“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只有如此，才能使大臣们一个个敢于讲话，集思广益，人尽其才，也方能从根本上扭转那种宦官宫妾与谗谄面谀之人把持朝政、壅塞聪明的状况，达到“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的境界。

其三，慎左右。这是康有为为改变“甲申易枢”后所造成的政治格局的具体要求。他在上书中反复强调，当时出现“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慎选左右故也” 。尽管奇灾异变，大告警厉，然而实秉国钧的枢臣却毫无战兢之意，亦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而是一味地迎合慈禧的声色之好，“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入大内而已” 。因此，康有为提出，明年光绪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庶政以后，一要慎声色之防，二要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即是要学会区别忠佞的本领。凡承颜顺意唯唯诺诺者，即是佞臣；而那些弼违责难直言敢谏者，才是忠臣：“逢上以土木声色者，佞臣也，格君以侧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无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灾危可忧者，忠臣也。”只有去谗慝而近忠良，皇帝才可以正一身以正天下，国事方可以有为。

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可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自中法战争之后的数年间，由于执政者昏庸腐朽，贪鄙无能，置国事于不顾，而一味揽权纳贿，遂使朝政极度黑暗，对于清廷最上层的窳败情形，樊增祥（云门）在致张之洞的一封密函中曾有生动的描述，其文曰：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

樊增祥此信写作时间，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所去不远，故我们不妨将樊氏此函与康有为的上书对照阅读，更可窥见甲申之后的朝局。惟信中多用隐语，据黄濬的考释：大圣，系指孙毓汶；相王，则指军机首辅礼亲王世铎；洨长，指许庚身，切许姓；北池者，即指张之万（子青），时住北池子；腰系战裙者，是指满人军机大臣额勒和布，时人谓额“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时颇称之”。由樊增祥此信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的政治腐败现象是相当惊人的。作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官员，整日酒食征逐，醉生梦死，卖官贿爵更是司空见惯。官员引见馈金数目，以孙毓汶为最多，世铎尚在其次，其原因盖在于孙毓汶是醇亲王奕 的亲信。据当时人的许多记载，世铎名义上是军机处的首辅，而实际主事者却是孙毓汶。“奕 家居，遥总其成”。孙毓汶与世铎等人“日走 所取进止，不以仆仆为苦”。朝廷许多重要的奏议，都要送到醇王府请奕 过目，时人谓之“过府”。可见，奕 对于朝局的败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促使清朝最高统治者觉醒，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用了许多尖锐刻薄的言词。他惊呼：“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 他要求慈禧与光绪皇帝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并警告说如果不采纳他的建议，及今亟图，则恐怕数年之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再想奋发图治，恐怕来不及了。“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

康有为的这些论说痛快淋漓，直抒胸臆，可谓一针见血。但是，正是由于他的用语过分尖刻，以致无人敢为之代递。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是年十月他曾将此书递给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同意递上，“时翁常熟管监，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 。而翁同龢在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88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记述不代递原因是“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 。是翁氏并未言及有保护之意，与康有为年谱所记有异。

康有为《自编年谱》又记，在国子监未能递上后，盛昱又持折见祁世长都御史，祁答应“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递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慨慷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祁公以病请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归，遂留京师。祁公继续请假至正月” 。

上述记载多有与史实不符处：

其一，据军机处档册记载，祁世长在戊子、己丑之交，确实常因病请假，但是惟祁氏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88年12月7日）曾以病痊赴宫门请安，销假任事 ，而到同月初十日（12月12日），才又递折请假一月。 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记的十一月初八日（12月10日），正是祁世长销假入直期间，可见，祁世长不递康书，并非是康有为年谱所说的“以病请假”的缘故。

其二，祁世长不递康书的原因是他不喜西学，厌恶洋务。祁世长的这种立场可由其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892年9月28日）所递《遗折》得到充分证明：

本月初六日臣一息仅存，奄奄待尽。伏念臣由荫生，供职工部，咸丰庚申进士，改官翰林。同治五年臣父原任大学士祁寯藻病逝，蒙穆宗毅皇帝特恩以翰林院侍讲候补，嗣擢内阁学士……迭掌文衡，臣世受国恩，涓埃未报……尤愿皇上用人行政，远新进而重老成，至外洋诸务，择要而图，得已便已，以节帑项。臣虽在九泉，实深幸祷。

祁世长出身于名家望族，其父祁寯藻，字春圃，道咸年间出领枢务，官拜体仁阁大学士，以“提倡朴学，延纳寒素”而著称于世。世长出身于“朴学通儒”的世家，“儒染有素，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 ，是在学术渊源上，已与康有为迥不相侔。康有为上书时，祁世长正掌都察院事，他对康氏《上清帝第一书》中的所谓变法的议论，肯定会持有异议。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祁世长的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他为人正派，与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属儿女姻亲，时人称祁与李氏一样“清操自励”，“正色立朝”，故对慈禧等人大兴土木之风表示反感，亦属情理中之事。据现尚保存的祁氏日记观之，祁世长与盛昱等清流派人物颇多往还。 因此对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中所罗列朝政弊端，祁世长会表示一定程度的赞成，但经权衡利弊后，最终采取了不为代递的立场。

再有，康有为的《万木草堂遗稿》辑有《与祁子和总宪书》一通，惟未署时日，不过从该信中提到“河决久不塞，江淮苦旱，奉天大水，京师地震，天灾洊至”，“倾心而亟亟欲见久矣……今行将归省” 云云，可以断定此信当作于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九日（1889年6月7日）之前。康有为在这封信中只字未提有关《上清帝第一书》的事情，这一点亦值得注意。它可以进一步证明，祁世长虽然接近清议，却又不喜言西学的立场。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虽未能“上达天听”，却在当时知识阶层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详见本章第四节）。

注释：

[1]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三月七日记载：“闻十三日朝廷有大处分。先是，同年盛庶子疏言法夷事，因劾枢臣之壅蔽讳饰。次日，东朝幸九公主府赐奠，召见醇邸，奏对甚久。是日，恭邸以祭孝贞显皇后三周年在东陵，至十三日甫回京复命，而严旨遂下，枢府悉罢。”不难看出，罢免奕訢与奕 进言有关。 sAlTb7zwrrAcviRyemHXP4iLTedlyjPZc7VWv7XVVIYeZQMWQoG1qxvY5hxmte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