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尽释故见 大讲西学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大约是在中法战争之后逐步趋于成熟的。他由一个受传统的儒家理论熏陶的“圣人为”转变为一个“大讲西学”的知识分子，确实经历了一番艰难而又痛苦的历程。这个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十分激烈的阶级冲突无疑是促成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观点都在康有为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印痕。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年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六岁开始，从番禺简凤仪先生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他天资聪颖，再读成诵。时诸父课以属对，出“柳成絮”，能应声答以“鱼化龙” 。少年时代的康有为即“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 。

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十八岁的康有为开始在朱次琦门下求学。朱次琦早年曾署理过山西襄陵县知县，返回故里后讲学于忠良山麓的礼山草堂。朱次琦学问渊博，节行高峻，把大半生的精力花在讲学上。他“色笑教人，亹亹忘倦，学者自远而至，醉义忘归” 。朱次琦在学术上是“持汉宋之平，而要归于讲求实用”。修身之实，“则曰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读书之实，“则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康有为在朱次琦门下“洗心受教，一意皈依”，备听数千年学术源流，融会贯穿百家之说。他废寝忘食，日读书以寸记，并发誓在三十岁之前尽读圣贤之书。朱次琦的“通经致用”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康有为树立了“圣贤为必可期”，“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 的雄心壮志。这个还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开始从思想上厌恶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

青年人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荡迭起伏，充满了幻想和追求。面对着封建社会的急剧崩溃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康有为逐渐感觉到在流传数千年的传统经典中，很难寻觅到真正的出路，即使是像朱次琦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难以满足康有为在精神上的追求。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如实地记载了他在九江礼山草堂的苦闷与彷徨：

光绪四年（1878年）“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多如此” 。

康有为在熟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萌发了“日有新思”的念头，进而发展到“绝学捐书”，闭户静坐，直至喜怒无常，如痴如魔。他的这些描述未免有些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然而，它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有志于改革社会的青年，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启迪下，对传统的经典产生怀疑，并为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束缚进行痛苦挣扎的真实情景。

由于当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更科学、更先进的理论，康有为的思想又一度陷入了佛道之学的迷宫。他在离开礼山草堂不久，就迁居南海西樵山白云洞，绝交闭户，潜心研读道佛书籍。据《南海县志》记载：“白云洞为西樵名胜，亭台楼阁，点缀林泉，足供幽赏。” 康有为在白云洞或徘徊散发，啸歌吟诗；或枕卧石窟，静听清泉，他甚至“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 。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思想这时已陷入虚幻缥缈、想入非非的境地。像近代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古今中外的形形色色学派中寻找自己所急需的理论武器，于是，传统的佛教和道教也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佛教的普度众生，道教的形神脱离，都曾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过影响。康有为在后来的变法维新过程中，十分崇拜宗教的力量，花很大气力去创立并不断完善他的孔教体系，毫无疑问与他这一时期在白云洞读佛道之书，求魂气之灵，冥心孤往，潜心佛典，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偶有遁逃聊学佛”，“忧患百经未闻道” 。正当康有为沉迷于佛道经典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来游樵山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张氏字延秋，以文学盛名于京师。康有为称赞张“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 。经过通宵达旦的畅谈，康有为略知京朝风气、各种新书以及道、咸、同三朝掌故。这些谈话对康有为的启迪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之后，他茅塞顿开，“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他还阅读了《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

康有为自己后来认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人给他的教诲最深，一个是朱次琦，一个是张延秋。从前者那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从后者那里则“博中原文献之传”。可见，结识张延秋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不久，他就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并“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

从此，西学开始进入了康有为的视野，并像磁铁一样，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门学问与他从前研读的圣贤义理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康有为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康有为比那些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的旧式学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虽然熟读过“四书五经”等圣贤经典，但却并不把它们视作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他既不沉醉迷恋于“声名文物”“典章制度”，也不迷信拘泥于“纲常伦理”“夷夏之防”，而是敏锐地观察新事物，钻研新学问。他初到香港，就仿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得出了“西人治国有法度”的结论，于是，他重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并购地球图，搜罗介绍西学的书籍。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在途经上海时，又亲眼看见了这座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海口城市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于是“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是年十一月，康有为返回南海故里。考场上的挫折并没有使他垂头丧气，相反，这次北京之行，使他眼界大开，从此，他结束了多年的苦闷与彷徨，开始“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开拓者的道路是艰苦卓绝的。在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反对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偌大一个中国想找一本全面介绍西学的书籍是很不容易的。康有为的西学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所出的书刊以及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声、光、化、电、重等书籍。 这些西学书籍尽管还比较粗浅，但也引起了康有为的莫大兴趣。他专精学问，新识深思，“俯读仰思，日新大进”。康有为开始以西学这个当时最锐利的精神武器，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gNjOH0qFoX/oydMUUk1C93KlsDu+Yjz8eNPjwusQ5ZbwtuqPyneXyYvQz7vUiH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