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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丁巳再蒙难更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苏村的敦仁里。南海地近广州，又得外洋风气之先，故文化十分发达。长期以来，这里的封建士大夫“以理学兴起，肩摩躧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
。
从康有为家庭来说，自九世祖到他本人，“凡为士人十三世”
，世世代代皆以理学传家，堪称粤海名族。高祖名辉，字文耀，号炳堂，嘉庆举人，“诗文渊雅，讲学岭南，身体力行”
；曾祖式鹏，字云衢，号健生，以布衣任事，治躬尤严，“律己严，及物惠，人咸敬之”
。在康氏家族中，功名最为显赫、对康有为也有一定影响的，当推其叔祖康国器。国器，字交修，号友之，由小吏起家，官至护理广西巡抚。早年他以吏员投效军营，保以从九品选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江西赣县巡检。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进军江西，逼困南昌时，康国器以桂源巡检“毁家募勇，卒解城围”
。时左宗棠军进入浙江，与太平军对垒，康国器率所部“由赣入衢”，隶属于左宗棠指挥，先后转战于浙西、福建，嗣后又进入广东作战。由于康国器及家人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凶悍善战，曾被左宗棠“许为入粤战功第一”。康国器死后，左宗棠感念旧交，专折为之请恤，其疏曰：“综其平生，大小百战，克复坚城十余处，历任江浙闽粤，廉正朴诚，无所缘附。”
并恳请朝廷破格“照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
康国器的煊赫地位及其对农民反抗的血腥镇压，都在康有为幼年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自编年谱》）中回忆道：
友之中丞公克复浙闽，兵事大定，以新授闽臬假归，诸父咸从凯旋。于时门中以从军起家者甚众。阿大中郎封胡羯末，父龙兄虎，左文右武，号称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咏之乐，孺子嬉戏其间，诸父爱其聪明，多获从焉。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康国器不但是为清王朝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介武夫，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封建官僚。在光绪初年，一般士大夫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担心俄夷有衅，咸患之”
，而康国器则比较早地注意到南部边陲所面临的危机，建议清廷调兵遣将，“屯田戍守”。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出：“八旗不出习战，是坐生疲软也；考试不变枪炮，是习非所用也；诚宜变之。而令备弁世袭人员，一体与试，则士气兴、人材出矣。”
康国器是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死于南海西樵的。他生前的这些建议，虽然未被当道完全采纳，付诸实行，但是，却显示了他揆时救弊、防患未然的变革思想。他的这些见识对后来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的潜移默化影响是不宜忽略的。
还有一位对康有为有较大影响的是他的伯祖，名曰国熹，又名懿修，号种之。在咸丰末年四海鼎沸之际，康国熹“以一布衣创同人局，办七县团练”
。“同人局”是一支规模相当庞大的地主武装，宗旨是维护地方治安，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协调当地士绅之间的关系。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记载，“局中地十余里，三十二乡，人丁五万”
，可见规模是相当惊人的。康有为对“同人局”中事务颇为关心，直到光绪中叶，康国熹病故，“同人局”才归他人掌管。
过去的一些著作都认为，康有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实，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并非“显宦”，而只是“以教授世其家”
。其祖父名赞修，号述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早年为钦州学正，历合浦、灵山、连州训导，“粹德至行，诲人不倦”，声名颇佳。其父名达初，字植谋，号少农，“聪敏仁孝”，“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从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学负大志”
。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烽火频传、军书旁午之际，康达初曾一度随同叔父康国器，转战闽粤，“草檄谋议”，与太平军为敌，积功至江西补用知县。他官职低微，收入甚薄，在康有为十一岁时即已去世，沉重的家庭负担便落到了康有为的母亲劳连枝身上。康有为在回忆当时的家庭处境时称：“知县公既逝，家计骤绌，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
正是由于家庭处境的困窘，康有为居丧执礼三月之后，便随同祖父赞修来到广东连州官舍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