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许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秦汉以前的古史研究，成就卓著。可是越到晚近的历史，越是被忽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现在这种情况已极大地改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得到了重视。在近现代史的园地中，百花争妍，成果丰硕，人才济济。国内外有很多专家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写出了许多论文和著作，无论是宏观框架的构筑还是微观情节的充填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呈现鼎足而峙之势。这种情况带来了一种错觉：仿佛研究工作快到尽头了。近几年来，同行朋友们议论的时候，常常提起这个话题：作为一门已有一定基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会怎样发展呢？我们的研究工作该怎样深入和突破呢？

当然，科学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发展、前进。尽管客观历史早已形成，过去各个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是不会改变的，但人这一主体的条件和认识能力却在不断提高，因此，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也不会穷尽，不会终结。由于所处研究时代的差异，其理论观点、认识方法、价值观念、研究手段的差异，以及掌握资料多少、精粗、真伪的差异，研究者对同一段历史会得出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工作总是会发展、提高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或者修正、推翻。人类的认识将从表面走向深层，从现象走向本质，从未知走向已知，从简单联系走向复杂的系统和结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今后的前进是毫无疑义的。我想：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期望，近现代史研究工作比以往三十多年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成果正在叩敲社会科学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试探着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分析法等等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下，人们研究社会历史与人类自身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加完善了，这是可喜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褊狭的学派。它将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来丰富充实自己，而不会把这些新成果当作异端而加以排斥、反对。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理论、方法、手段的渐趋完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全面的新进展。

第二，近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幅度的拓展，逐渐突破了近代史上八件大事、现代史上路线斗争的单一格局。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广阔，研究的环境更加宽松。区域经济的研究，城市和边疆的研究，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研究正在兴起。从前视为禁区的一些问题现已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反面”人物也提上了研究工作的日程。这样，我们对近现代史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合乎实际。

第三，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有档案、官书、文集、方志、笔记、日记、信札、报刊、谱牒、碑刻等等。有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以及各种外国文字的。其中许多书籍公开刊印，广泛流传，也有许多稿本、抄本还沉埋在故纸堆中，长期未为世人所知。这些史料中有对各种历史事件详尽真实的记载，但也有种种歧异、舛误。进一步发掘史料的珍藏，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证、勘误、辨伪，将会导致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重新的评价。

孔祥吉同志对中国近代史上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就是从史料发掘、史籍辨伪、史实考证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现在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以康有为向清廷多次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委和进程，其中凝聚着作者辛勤研究所得的新见解。

孔祥吉同志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他除了聪颖敏捷的禀赋以外，最重要而可贵的气质就是勤奋不倦、孜孜矻矻、专心致志、勇于创新。他利用北京拥有丰富史料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方寻觅珍本稿本，踏实钻研。不论严寒酷暑，在档案馆、图书馆里，常常可以见到他忙碌的身影。有关晚清史和戊戌变法史的资料像磁铁一样紧紧地把他吸引住了。他尽情地吸吮着丰富的营养，铢积寸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探求、思考。他不仅找到了大量珍贵资料，而且对戊戌运动和晚清政治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想到和看到了一些前人所不知道的问题。他在撰文之前或之后，经常把他的研究心得告诉我，征询我的意见，听他娓娓而谈，有理有据，我被他的论点所吸引，为他的新发现、新看法感到高兴，和他共享研究切磋的乐趣。

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首先提出了康有为作伪的论断，但是康有为当时真正的变法奏议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和代替别人草拟了多少奏折？后来做了哪些重大篡改？黄彰健先生限于条件，看不到原始资料，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孔祥吉同志则在清代档案及故宫博物院的藏书中，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康有为的许多未为人所知的奏折，以及《杰士上书汇录》《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等当时的进呈原本。这些大批珍贵资料的发掘，帮助作者完全弄清了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夕，刊布《戊戌奏稿》，弄虚作假的一桩公案。孔祥吉同志的研究成果当然远非尽善尽美，但我相信，他叙述和考证的史实，比我过去所了解的，更加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在本书中根据未为人所知的新材料，阐明和重新评价了康有为与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活动，这些是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他还能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善于从宽广的视角来考察戊戌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戊戌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清朝统治阶级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维新志士的思想、行为、策略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斗争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晚清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简单化、图式化。孔祥吉同志很注意当时的政治事件以及各个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在研究康有为于1888年第一次伏阙上书时，结合了甲申易枢后的朝局；在研究公车上书时，紧密联系了当时日趋激化的帝后两党的斗争；在研究百日维新时，将它与清廷内部的顽固派、改革派、动摇派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场景宽广而激动人心的政治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披露了许多人们未知的新材料，因此，他所阐明的康有为历次上书，代别人拟稿，以及后来刊印《戊戌奏稿》时进行篡改的情况，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有说服力。孔祥吉同志还根据自己的发现、考证与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如：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思想带有清流派的特色，上清帝第三书的历史价值，翁同龢对变法的态度，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关系，等等。自然，本书中的论据和观点还有可以推敲和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作者那种勤奋钻研，不袭陈说，力求创新的精神应予肯定，而他提出的问题、研究的成果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今后研究戊戌变法、近代政治思想、宪政运动等将有一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孔祥吉同志对原始资料切切实实下了一番苦功夫，故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已发表了很多论文、著作，同一个题目被不同的学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开拓新局面。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是途径之一。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没有丰富而经过甄选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丰富浩瀚、真伪杂糅、种类繁多，史料的搜集、辑录、考证、翻译、刊布工作亟待进行，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我相信：史学工作者只要肯下功夫、努力耕耘、长期坚持，必定能有所收获，必定能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戴逸
1986年12月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