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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边疆危机的逐步加深，变法维新的启蒙思潮亦随之产生与发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由一个从小接受儒家学说教育的知识分子，到开始接受西学，再进而提出变更成法的建议，时间虽然短暂，但其思想的发展却很迅速，不断有新的飞跃。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渐加重，而清朝统治阶级愈来愈腐败的情况下，康有为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不怕嘲讽，二不怕打击，采取本人上书和替他人草折的形式，大胆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窳败腐朽，勇敢地举起了“变成法，谋新政”的旗帜，向那些身居高位、酣嬉偷惰的官僚敲起了警钟。尽管康有为的早期的变法活动屡遭挫折，但是却在京师官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综合康有为这个阶段的上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爱国主义思想是推动康有为向西方学习，变更成法的主要动力。康有为自幼成长于南海之滨，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因此，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以及为屠仁守代拟的《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等中，反复陈述“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这几乎成了康有为的“口头禅”。揆其用意，显然是要以危迫的局面，去启发人们救国救民的热情。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时而活动于公卿台谏之间，时而奔走于权贵之门，屡遭磨难，却丝毫不肯回头。
是什么力量推动康有为愈挫愈奋，百折不回地宣传变法？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十分中肯的分析。梁氏曰：“自光绪十五年（按：应为十四年）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书格不达……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先生若为不闻也。”
梁氏的结论是：“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的确，严重的边疆危机，当时的朝中许多文人官僚可能都会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像康有为那样，如饥似渴地探求西学，鼓动变法，其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不是心熏富贵，目眯元黄，就是苟且偷安，守旧因循，而在康有为心中却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火焰，这是康有为变法的强大精神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但是，康有为在这个阶段的上书，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传统思想的樊篱。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传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康氏的《上清帝第一书》是在中法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破产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的建议”
。依笔者之见，对康有为第一书的这种评价似乎有些偏高。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乎其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还很小，能否形成“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再者，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所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方案来观察，康有为的主要意图还是要清廷统治者“严声色之防，慎近习之选”，停园工，辨忠佞，等等。这些要求，是一些具有正义感的朝臣也可以提出来的。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虽然也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迂腐观点，提出了随着朝局之变迁，亦应“易新法而治之”的意见，但是他的“新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还没有讲得十分清楚，笼而统之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新法，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
诚然，在康氏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朦胧的民权观念，譬如，他在论述要“通下情”时提出：“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康有为甚至还提出设立“训议”之官的建议。故有的论者认为，这些意见已略带资产阶级议会议员的性质。其实，这种评价未免有些拔高。康有为关于设立“训议”之官的建议是这样说的：“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
显然，康有为所要设立的训议之官，是封建朝廷的“专主言议”之官，是向封建君主提出规劝建议的言官。康有为所提出的这些措施严格说来还都是偏于改善封建的国家机器，发扬封建君主的民主政治的范畴，还不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性质。康有为这个时期的思想还处于向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转化过程中，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他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康有为这一时期的活动，往往和清流派交织在一起，他的不少政治主张，带有清流派的色彩。
所谓“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派别，其中大多数由文人学士和台谏官员组成。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特别是当异族入侵的情况下，清流派通常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主战”的呼声颇高；在对待朝廷内部事务方面，他们反对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以及大兴土木等弊政，放言高论，无所顾忌，故颇能博取时誉，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清流派的出现，与晚清皇权的削弱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的存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故清流派与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的一面，但在根本的阶级利益上，并无实质性的冲突，因此，他们在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往往成为最高统治者打击异己势力和派别的工具。
清流派内部也并不统一，“由于派系分歧和出现时间的早晚不同，清流有前后两辈之别”
。前清流派以礼部尚书李鸿藻为首，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是其中之佼佼者；后清流派以帝师翁同龢为魁。光绪十四年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盛昱、王仁堪、黄绍箕，均为其中的骨干。一般说来，后清流派中多为江浙一带的文人学士，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较有联系”
。
康有为与后清流派的若干成员关系密切，除了地域上的关系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因素。首先，他们彼此间都对慈禧与奕
当政所造成的纪纲日隳、朝政腐败严重不满，都希望对朝政有所更张；其次，他们还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都企图通过变法，使“朝廷益尊，宗社益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批评最高统治者“不筑金汤之业，而筑丹艧之宫；不游勋华之世，而游薮囿之内……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
康有为口口声声不忘“列祖列宗”，不忘清王朝的社稷天下，他对腐朽朝政的批判，实际是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因此言辞虽然尖锐，实质上则反映他们共同的心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康有为与清流派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康氏的奏折之所以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原因盖在于此。
然而，康有为以西学变法的政治主张，毕竟与清流派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康氏的建议中，包含着一些朦胧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他屡次建议向日本学习，吁请清统治者纡尊降贵，康有为曾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明白地宣称：“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
康有为的这些浅薄的民主观念，使他与清流派区别开来，并且在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但是，康有为的这些论述，被有些学者理解为是对洋务派的批评，我认为似欠恰当。以康有为当时思想水平而论，说他已认清了洋务派的弊端，并起而进行批驳，似乎有些为时过早，因为康有为接受西学毕竟为时尚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对曾纪泽的态度。何启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即已在《曾袭侯〈先睡后醒论〉书后》中系统地驳斥了曾氏“那种认为船坚炮利就可振兴中国的错误言论”
，而康有为当时对曾氏还十分推崇，并谓“今天下之精于西人政学，而又近当轴者，舍公其谁”
。这种对曾纪泽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程度的差异。
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康有为代屠仁守草拟的《请开清江浦铁路折》中，所陈述的通州铁路不可开的理由有三弊二患，什么铁路“侵占民田”，“破坏庐墓”，“舟车失利”，“洋人莠民，交臂来游，杂沓都下”，以及洋货“流入日多，奇技淫巧，易动人心”，等等。
这些论说几乎和清流派是毫无二致的。康有为力主修筑京师至清江浦的铁路，而反对兴筑津通路是有其原因的，但是，他所陈述的理由，却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奕
在看到屠仁守等人的阻开津通路奏疏后，即上书称：“至于请停铁路各折，本日已会议奏请圣裁，臣所谓非常之法，此其一端耳。继此创办之事正多，要皆非例案可稽者。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既系创办，则规模自非大备，造诣自未至精。局外诸臣，果心存王事，必将群起相助，讨论润色，各尽所长，岂惟臣等所乐从，亦实慈衷所至愿。乃计不出此，戎马倥偬之际，不曰设法抵御，即曰相机因应。空言盈廷，杳无实策。及军事甫定，局内创一事，则群相阻挠；制一械，则群讥糜费。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遏敌以新法图我，但拂乱臣等所为，转不计敌谋之所蓄，锢习不化，相率若狂。”
[1]
长期以来，人们把奕
作为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观此番论说后可知，此论并非准确。事实上奕
自主持枢垣之后，态度已明显转向了洋务派，上面的奏折即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奕
声称“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遏敌以新法图我”，正是指的清流派群起反对兴筑津通铁路而言。而康有为代御史屠仁守草拟的《请开清江浦铁路折》前半部分内容，恰好迎合了清流派的口味，而所陈说的理由又是那样陈旧，以至于连奕
这样的人都为之摇首慨叹，而这一点也恰恰反映了康有为早期思想所带有的清流派特色。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奕
《归政在迩，时局方艰，敬陈管见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