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背景

1934年12月20日，我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岔庙乡东南庄。此地位于陇海线以南、津浦线以东、黄海以西的苏北腹地（统称徐淮地区）。徐淮地区虽属平原，在历史上，往往降雨就涝，无雨则旱，加上连年战乱，老百姓的生活较为贫困，本地穷苦人逃荒到苏南、上海等地干苦力活谋生的非常多。

我的祖父马沂，出身书香世家，是清代的廪生。所谓廪生，是指因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而享受一定待遇的生员。他在本地有一定影响，估计家中有大几百亩土地，在分到我父亲手里时每户大约不到200亩。我的父亲名叫马树筠（1883—1942），字竹生，兄弟五人，排行第二，我记得小时候乡邻们都叫他“马二爹”。他有一定的文化，曾在本地兴办学校，我就读过的马圩小学便是父亲参与兴办的。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据说父亲作为开明乡绅是本地共产党游击队进行统战工作的对象之一，游击队的领导人曾到过我们家，找父亲开过会。1942年春父亲去世时，我刚满7岁，只记得他年纪大了，又得了肺病，身体虚弱，咳嗽很厉害，在一个夜晚，有一口痰未咳出来就憋死过去了。这使全家人乱作一团，大家在悲痛和忙乱中为父亲办了后事。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样子，家中没有留下他的照片和任何文字材料。

父亲的原配妻子朱氏于1930年去世，后续娶了我的母亲徐氏（1909—2004）。母亲的前夫姓陈，因前夫早逝才改嫁给父亲的。母亲出身于经济条件中等的农户人家，在那个大家庭中，她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能劳动，善持家。在我们家，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和三个姐姐、两个妹妹，六个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为了养育我和姐妹几个，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不仅要操持家务，后来还要到田间劳作，里里外外，十分辛苦。

母亲去世以后，我应涟水县老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求，写了一篇纪念母亲的短文，现辑录如下：

母亲的教诲

我的成长是同母亲的哺育与教诲分不开的。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从此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家内外的一切事务，从田间的播种收割，到家里的做饭缝衣，全靠她日夜操劳。她以非凡的坚强意志，忘我的勤奋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含辛茹苦，把我和三个姐姐、两个妹妹拉扯成人。

母亲没有读过书，目不识丁，但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家境再困难，也千方百计、省吃俭用，供子女上学。在那连年战乱的年代，农村里普遍贫穷和落后，让人们生活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母亲时常告诫我们，读书明理才能有出息。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和姐妹中，有四个人先后读完小学和初中，其中最小的妹妹读到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是多么不容易啊！遗憾的是我的大姐、二姐，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协助母亲料理家务的需要，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至今我还感到很惋惜。

1951年1月，我刚过十六周岁，在淮阴中学读高中时，热烈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来不及赶回百里外的老家去征得母亲的同意，就毅然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1952年6月，我随军奔赴朝鲜前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全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在战场上接受血与火的洗礼。此前，我从未远离过母亲的身边，突然投笔从戎，出国打仗，沐浴枪林弹雨，面临生死考验，这对于只有我一位男性子女的家庭来说，特别是对于母亲来说，受到的震撼、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母亲非常通情达理，很快地面对现实，不断给我写信，鼓励我在前线勇敢战斗，并期盼早日胜利归来。我也常给母亲写信，报告在朝鲜前线的情况，安慰她不要牵挂我。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我对母亲的爱，在处理国家民族安危同家庭亲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我于1954年1月回到祖国，继续在军队工作。1956年，我又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向文化进军”的号召，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接受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入学前，我回到了阔别五年多的母亲身边。她对我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满村去宣扬儿子回来了，考上大学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我读大学及后来工作的几十年中，母亲一如既往地不断鼓励我认真学习，诚实做人，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和家乡父老的期望。她乡情很浓，故土难离，但常来北京我这里住一段时期，帮助料理家务。我的儿子从小就被送回老家，由我母亲抚养了十年。我姐姐、妹妹家的好几个孩子和三姐夫的弟弟，小时候也都是由我母亲帮助抚养的。她老人家一生饱经风霜，历尽艰辛，无怨无悔，把全部爱、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子女和家庭，乃至于社会。

母亲不善于讲修身齐家、为人处事的大道理，但她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子女们做出了榜样。她勤奋刻苦，任劳任怨，待人谦和，乐于助人。她常去帮助村上一些贫病的乡亲，从而得到乡邻们的称赞。在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是1947年5月，国民党军队“清剿”苏北解放区，其中一支军队在涟水县马圩村驻扎了十八天。有一天，一位村上的党员干部急匆匆跑进我家院子，对我母亲说，后边有国民党兵追捕，必须立即躲藏起来。情急之下，母亲二话没说，就将这位干部藏到我家厨屋南墙外的高粱秆丛中，并做了些伪装。不久，追兵就来到我家门口，问刚才有没有人跑进来，藏没藏在这里。母亲镇定自若，回答说没有。国民党兵凶狠地打了母亲一记耳光，并用枪托猛击母亲的腿部，进行威胁。母亲坚持说没有见到。几个国民党兵迅即冲进院子，四处搜查，还用刺刀在藏人处的高粱秆丛上捅了几下，看没有什么结果，便气急败坏地离去了。待国民党兵走远后，母亲赶紧招呼那位干部出来，让他马上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我后来听说这件事，从心底里敬佩母亲的胆识和冒险救人的精神。

2004年10月，母亲以九十五岁高龄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历程。我满含热泪向母亲告别：亲爱的母亲，您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们对您的报答，则太少太少。

有一首古诗，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母子深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的教诲，我们永远铭记心中。

2007年5月10日

我有四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位姐姐马绍静是父亲的原配朱氏生的，我称其为“老二姐”，在她之前还有个早夭的姐姐。老二姐嫁在我家北边20多里路的王湾一户王姓家庭，生有一子一女，丈夫因抽大烟病故。老二姐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去世，儿子当过解放军，退伍后也病逝。另外两位姐姐陈桂香、陈桂芳（后来改名马桂芳）是母亲和其前夫所生，跟随母亲在我们家长大，我称呼她们为“大姐”和“二姐”，都务农，健在。大姐夫严树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过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已故。大姐家有两子三女，都已成家立业，其中一子严顺清曾在北京当兵，已退伍留北京工作，我们常有往来。二姐夫王建农，小学教师，已故。二姐家有一子五女，也都成家立业。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我同父同母，即三姐、四妹和五妹。三姐马绍纯，出生于1933年，比我大一岁，她中学毕业后当小学教师，直到退休。由于我离开家庭较早，在外地工作，母亲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三姐生活在一起的。三姐夫张治国，也是小学教师，还当过乡领导，后来从县医药公司领导岗位上退休，已故。三姐家有一养女张晓丽，大专文化，已从会计岗位退休，为人聪敏能干，任劳任怨，敬老爱幼，深得家人和亲友的赞誉。张晓丽的爱人蒋同群，在淮安电大工作，忠厚勤奋，埋头苦干。四妹马绍泗，出生于1936年，中学毕业后当小学教师，直到退休。她生有四子，毕生操劳，晚年身体不好，于2005年病故。四妹婿薛兆玉，当过中学教师，从县委党校副校长岗位上退休，现在家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都已成才立业，有所建树。老大薛涛，教授，胸外科主任医师；老二薛亮，会计电算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大校军官，后转业到审计署任高级审计师；老三薛峰，从商，公司高管；老四薛胜，县税务局基层领导。五妹马绍云，出生于1940年，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她生有三男一女，都成家立业，分别从事医生、律师、工人、翻译等职业，也有建树。五妹婿夏学孟，石油行业高级工程师，多年在油田和野外工作，很辛苦，已退休，晚年身体欠佳。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我这些姐妹中，三姐马绍纯对家庭及亲友的贡献和作用最大。她不仅爱岗敬业，本职工作很出色，常常受到表彰，而且在家里帮助教育我的儿子和姐妹家的好几个孩子，后来母亲的晚年和三姐夫张治国的晚年都是她主持照料并送走的，真是充满爱心，无私奉献，非常操心和辛苦，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尊敬和爱戴。她是我们亲友联系、相聚的纽带和核心，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好人一生平安，祝三姐晚年幸福安康！

还得说一下三姐夫的弟弟张治中，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我母亲协助他的哥哥和嫂子将其带大的。他当过兵，后来在淮安市外贸局工作，活动能力较强，头脑灵活。他对照顾我母亲和三姐夫的晚年，费了不少心力。我每次回淮安，都少不了他热情周到的接待。 awT9GfYVu5wb2ROwDP3dyJ3BWot3cT4ZYXXKPV8CQV80JUVskFU3MU2Y6xlZwr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