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大学出版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大学出版的萌芽

中国的大学出版事业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它应近代中国大学教学科研的需要而生，几乎与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是同步的 。1898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成立，可看作中国近代大学出版的开端。南洋公学译书院由清末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在上海创办，是具有浓厚官办性质的出版机构，其目的是满足晚清军事、政治人才培养的需要。1896年盛宣怀创立“新式学堂”南洋公学，期“以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后为解决公学教材问题而成立译书院，以译书为“兴学之基址” 。该院有着明确的翻译出版原则，即“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对大学出版的性质和责任有明确的认识。南洋公学译书院属于南洋公学的附属机构，人员由公学聘任并发付薪酬 ，出版了一些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材，1903年因经费问题被清政府正式裁撤。

我国大学出版的萌芽还可追溯至更早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清政府成立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化和教育机构，该馆被誉为“中国教育制度中渗入现代观念的急先锋” 。同文馆是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1873年正式设立印刷局，出版印刷教员和优秀学员共同翻译的西方各学科著作，曾先后编译、出版了自然科学、国际法、经济学类书籍30余种 。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7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902年4月11日，清政府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报开办译书局，另设编书处，专门从事大学教材和学术作品的编写、翻译和出版。清政府下令所有原设译书官局与新设的译书局都并入京师大学堂统一督办管理 ，1906年又在京师大学堂设图书局，主要负责审定学堂教科书，但成立数年“仅编出10种不受教育界欢迎的教科书” ，其地位完全被民营出版机构所取代。

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大学出版机构，名为出版社、出版部或出版组。1913年，当时的西北大学正式成立了出版部，该部附设有印刷设备，管理和组织有关刊物著述章则和教材的出版事宜，它不仅是西北地区也是全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出版部，是大学出版机构中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的一家。出版部最初隶属于总务处，总务处管理全校之事务，设总务长1人，总务委员若干人 。该部成立当年就出版了《西洋伦理学》《欧洲文学史》等40余种图书，其出版活动断断续续持续到1948年。此外，还曾出现民国大学出版部、中国大学出版部、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武汉大学出版部、四川大学教务处出版组、国立湖南大学出版组、华西协和大学出版部等机构，零散地出版过一些书报刊 。

民国时期，我国大学出版史上第一家以“大学出版社”命名的出版机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曾与南开中学合编《南开周刊》《校风》等，1924年该校学生会成立出版股，专门负责出版活动。1929年11月13日，由学生组织发起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早期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主要由学生主办并聘请教授担任顾问，该社不隶属于校学生会。“南开大学出版社设立了自己的出版委员会，由文科、理科、商科、预科各自直接推举7名委员组成，并聘请12位教职员为顾问；还从学生中聘请编辑若干名。出版社由社长领导，下设秘书并成立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下设言论、学术、文艺、杂俎和校闻5个编辑组；经理部下设发行、印刷、会计、广告4个组。出版社的首任社长范庆奎，秘书王之杰，编辑部主任乐永庆，经理部主任为张志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1936年10月因日军侵略华北地区而停办。

上述出版活动可算得上是我国近代以来大学出版事业的萌芽，但大学出版机构极少，存在的历史也断断续续，可说“几经波折，时有中断”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出版市场主要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少数大型民营出版机构所垄断，大学出版机构在影响力上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在中国出版史中无法进入有影响力的小出版机构的统计 。

（二）当代中国大学出版机构的出现

当代中国的大学出版事业是应新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需要而诞生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现的首家大学出版社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出版处，1953年在原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和油印股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作为学校内部出版机构，教材出版处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但并不能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教材。当时全国对人大教材的需求量很大，全国供销合作社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教材供应组发行人大教材，配送至全国各分支机构。1954年在由高等教育部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高等教育部提出由人民大学推荐一批教材公开出版，但当时的社会出版力量无法及时完成这一任务，而人大教材出版处有足够的出版能力，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 。1955年4月29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签发《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该社成立之初即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约200人的编印发队伍并制定了明确的出版方针：要从以出版翻译教材（即由苏联专家的讲义编成的书）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至1966年5月，人大社已经出版图书424种（不含校内用书），7010万字，800万册。1957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家大学出版社。两家大学出版社的成立都以服务教育与学术为宗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教材匮乏、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局面。

“大跃进”期间，出版业受到了影响，1959年库存达到15.6亿册。中共中央1959年3月发布《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出版业的“大跃进”“人为地造成纸张供应的紧张，妨碍了出版事业的正常发展”，一些地方出版机构陆续停办 。当时管理出版业的文化部对于两家大学出版社的存留也提出质疑，最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因出版业的整体调整在1959年停办，人大社在人民大学的坚持下得以保留。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社也受到冲击，并于1970年停办。中国的大学出版事业刚刚起步就遭受了打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冬季。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学出版对整个中国出版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半”的体量，自人大社停办后，一度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

（三）当代中国大学出版体系的形成

当代中国大学出版的真正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顺利度过初创阶段之后，经过4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国、布局合理的大学出版社格局，大学出版社都有明确的定位、性质、任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编印发体系，具备较强的出版能力，一个崭新的具有中国高校出版社自身特色的大学出版体系建立起来了。

在1978年至1986年的9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大学出版社已经有73家（如图1-1所示），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16.3% 。大学出版社逐渐崛起并发展成为我国当代出版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8年人大社宣布复社，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在1979年至1980年短短2年的时间内，还有7家大学出版社建立，分别是1979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学院出版社（现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中工学院出版社（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为了更好地出版高校教材，教育部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立自己的出版社。这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1981年至198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成立，1983年教育部一次批准成立了10家大学出版社，1984年成立了5家大学出版社，1985年批准成立了40家大学出版社，1986年又新成立了7家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底，大学出版社的数目已经达到了73家，基本涵盖了综合、哲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高校，涵盖了全国主要地区，出版新书品种从1980年的88种增加到1986年的2400余种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总体处于初步成长的阶段，它们大多数是通过紧紧抓住所依靠的大学资源，利用教材教辅来支撑全社的发展的，此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也给它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到2010年，全国高校出版社已经发展到104家，占全国581家出版社的18%，从业人员约11000人，出书品种87000余种（如表1-1所示），销售码洋近80亿元，实现了真正的繁荣发展，“整体上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部分优秀的大学出版社处在出版业界的前列” 。而今，中国大学出版门类齐全、布局广泛、发展健康，无论从出版社的数量、出版品种数量、生产规模、经济绩效，还是从大型出版项目、各类出版荣誉、对外版权贸易等方面看，都是中国出版的中坚力量 ，已成为国家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业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