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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社会”这个概念人人都懂，无须专门申论。殊不知，“社会”才是在认知和实践上造成混乱的根源。
第一，从实践来看，在调研中发现，社会治理最让一线工作者苦恼的地方不是“治理”，而是“社会”。因为如前所述，在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中，其他四大建设都显得可感可知，在工作中可以找到明确的抓手，唯有社会建设不知从何抓起，让人觉得很茫然。
第二，在党和国家的各种政治表述中，“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一直是联袂出现的
，而从语法上看，“社会”既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得以贯通和联系的共同词素，也是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等其他四大建设相区别的唯一词素。就构词而言，“社会”显然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这两个概念的核心，是其赖以成立的基础，因而也是破解其真谛的关键。
第三，从实际使用来看，一个稍加注意即可发现的现象是，人们对“社会”这个概念正因为耳熟能详，反而习焉不察。结果，以为使用的是共同语言，彼此心心相印，实际却是各说各话，相互出入、抵牾、误会之处甚多，许多理论上的混乱和无谓的争论因此而起。正如下面马上就会指出的，同样的景象也发生在“社会治理”这个概念上。
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意识到“社会”这个概念歧义甚多，并感觉这是造成“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等概念的含义晦暗不明，以致相关讨论纠缠不清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尝试从“社会”这个概念入手去澄清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解。
比如，郑杭生等指出，以往关于社会建设的阐释往往用外延去代替内涵，因而不能揭示其本质，而要抓住本质，就必须从“社会”入手
。由于“社会”有广义和狭义，“社会建设”相应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其他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这两种建设之间的连接部分则是“中义”的社会建设。
类似地，陆学艺也认为“社会”是一个多义词，同样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层。其中，“大社会”等同于整个国家，“中社会”是“大社会”减去经济之后剩余的部分，而“小社会”则是“大社会”减去政治、文化、科技等更多内容之后剩余的部分
。
另有一些学者则未从理论上辨析“社会”概念的内涵，而只是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就赋予“社会”以何种含义提出自己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社会”即社会事业，也就是教育、就业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社会”即社会管理，主要指社会安定和谐；第三，“社会”即社会结构，比如城乡关系、行业关系、阶层关系等等；第四，“社会”即社会组织，比如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等
。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虽然把“社会”作为理解社会治理或社会建设的切入点，比起那些在“治理”概念上做文章的论述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但仍然只是从外延上去阐释“社会”，并未揭示“社会”的本质，因而关于“社会”的界定就难免有随意性和歧义性。比如郑杭生和陆学艺都认为“社会”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但具体怎么划分，意见并不相同。过多的随意性和歧义性，会导致“社会”沦为一个没有确指的空洞的概念
，看似无所不包，结果不知所云。
其实，同样的理论困境在民国时期即已发生。孙本文是民国时期对“社会建设”论述最为系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就发现：“社会建设的对象，颇难确定”，如把社会建设等同于社会上一切事业的建设，则含义太广，大而无当；如与其他建设相对并举，则又难以厘定不同建设之间的关系，导致概念和工作内容模糊不清。如何界定，“真有左右为难之势”
。显然，让孙本文犯难的正是如何理解“社会”这个概念。
他尽管已经意识到把“社会”界定得过大或过小都是问题，但斟酌半天，最终仍是折中了事，对“社会”到底是什么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综上所述，“社会”到底是什么、在哪里，确实是困扰社会治理研究的一个基础而又核心的问题，以往的研究曾经试图穿透其中的迷雾，但并不成功：要么没有自觉把对“社会”的理解作为理论探究的起点和焦点，要么关于“社会”的解析都是直观式、断言式的，没有论证，也没有对话。职是之故，下面拟将“社会”置于分析的中心，以之作为理论探究重新出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