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理论困惑

尽管在社会治理被列入国家政治议程后，学术界迅速跟进，有关著述急剧增加，但总的来看，理论研究的深刻性和系统性都严重不足。这集中表现在，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对社会治理到底应该“治什么、怎么治”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困惑，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这种困惑越来越强烈。在调研中发现，社会治理最让一线工作者苦恼的地方之一，是在构成中国特色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四大建设都可以找到一个明确的抓手。比如，一说经济建设，就知道抓投资、抓建厂、抓就业；一说政治建设，就知道抓党的建设、干群关系；一说文化建设，就知道抓影视、抓戏曲、抓“文化下乡”；一说生态文明建设，就知道治污、治霾、减碳；如此等等。唯有社会建设不知从何抓起，感觉社会这个东西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不知道社会是什么、在哪里，工作起来很茫然。

然而，面对上述理论困惑，学术界始终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简明而又高屋建瓴的回答。对社会治理到底“治什么、怎么治”这个根本性问题，学界通常以两种方式处理：一是罗列社会治理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比如社区治理与建设、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矛盾排查、社会冲突化解等等；二是勾画社会治理的愿景，比如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等等。不管哪种方式，共同的特征是缺少理论上的统摄性和一般性。结果是：一方面，社会治理实践对理论阐述的需求十分强烈，有许多困惑亟待澄清；但另一方面，学术界的理论阐述却非常薄弱，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尤其是社会学，在本来最应该、最能够发声的社会治理领域，失声非常严重，对社会政策和舆论的影响十分有限。

不难理解，党和政府毕竟是政策倡议者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因此中央文件是从实际工作角度去描述社会治理，采取的是一一列举“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方式，没有也不必进行精微的学理辨析。然而，实际工作推进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发生理论问题。因为现实问题总是千差万别，如果不寻绎出其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形成一个足够清晰、简洁而又深刻的理论概括，在实际工作中就难以做到博观约取、执简驭繁。即使如中央文件指出的那些社会治理的工作内容，乍看很清晰，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和地方，差别又是很大的。因此，必须在实务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以便更加有效地建立思路、统一认识、协调行动。

从理论上阐述社会治理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到学者，尤其是社会学者肩上。综观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的讨论，会发现，当前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解和阐述总体上仍停留在表面。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著述虽多，但大量都停留在政治宣传上，主要内容是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申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未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学理分析，宣传意义大于理论意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供参考和对话的内容不多。

第二，一些冠以“社会治理”之名的作品，虽然属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也做得比较扎实，但都是关于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至于背后更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社会治理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往往只是蜻蜓点水，并无专门阐述，俨然该问题是其义自现或不证自明的。在这里，“社会治理”与其说是赖以推进理论分析的基础性概念，不如说是基于形势而临时取用的标签。

第三，专门讨论“社会治理”概念的文章，不仅数量甚少，而且往往用枚举法代替逻辑演绎。这种做法有助于加深感性认识，但无论怎样枚举，终归只有现象而无概括，顶多明确了外延而未揭示内涵，不能揭示社会治理的本质 。

基于上述状况，要推进相关研究，就必须抓住关键、找准切入点。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曾有一段时间纷纷将火力集中到“治理”上，以之作为理解和阐述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关键。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在2018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然而，尽管概念的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在理论上并不构成把握社会治理的关键，从“治理”入手去理解社会治理是一个失焦的选择 ，真正的切入点应该是“社会”。 AAgy0aHQNSQ8K/+ux3OM2l1avpzlQKSqBGBonRJXycCxKl/Nqr02Z8SQ2QgcK2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