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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正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社会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面向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把社会治理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认识和化解矛盾是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一是“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二是“深刻认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性”
。而在这两个方面中，无论哪一个方面，社会治理相对滞后都是亟待克服的弱项和短板，因而是面向新发展阶段创新社会治理最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首先，从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来说，在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之间，而且存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之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其他四大建设，加快社会建设、提升社会治理已经刻不容缓。众所周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战略部署。五大建设虽然涉及不同领域，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五大建设不仅缺一不可，而且短一不可。只有坚持五大建设统筹推进，中国才能又好又快发展，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广泛存在着抓经济建设硬、实、快而抓社会建设软、虚、慢等问题。要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一块亟待补齐的短板，是一个亟待加强的弱项。社会治理水平上不去，就谈不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
其次，就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性来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
，人民对生活的向往已经发生从“温饱”向“美好”的重大转变：一是生活需求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生活需求的层次大大提高，以前更多的是追求数量，现在更加重视质量。总体上，人民对生活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物质和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相应地，许多需求在过去并不是紧迫的问题，现在变得紧迫起来。比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内容，人们以前觉得不那么重要，至少可以忍受，但现在需求变得强烈起来，甚至成为最强烈的诉求之一。更具有挑战性的是，这些需求往往是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多变性的，比物质需求更难把握、更难满足。要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性，就必须改变盛行的物质主义思维，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放到改善社会环境、优化社会结构、和谐社会关系上来。但从实践来看，由于“社会”太“虚”、太“空”，抓起来不知何处下手、何处着力，导致社会治理的针对性不强，不仅效果不显著，甚至有“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上述状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是思想和理论认识不足。正如本书后面将要指出的，“社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确实比通常所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更加微妙，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转变为可感可见、又硬又实的任务指标和工作抓手；工作要领则高度依赖领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更需要加深思想和理论认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心使命是揭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按照党中央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科属性和分工决定了，社会学在涵育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推动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和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发展和社会学的作用。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他特地提到“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
，明确要求“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
。他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在新发展阶段，必须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为此，必须加强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
本书致力于发挥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规律，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中，前五章着重阐发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内容主题、本质要求、历史脉络、道路选择、工作路径等。这些内容看似离现实工作比较远、比较抽象，却是面对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思想和理论认识不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领域发展的一个严重瓶颈。因此，即使是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也需要摆脱事务主义的思维，加强思想和理论修养，如此方能在工作中做到高屋建瓴、触类旁通。
与前五章偏基础理论不同，后四章选取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四个重大问题，即信访、群体性事件、社区建设和大数据应用进行专题研究。不过，这些问题虽然都是现实问题，但本书力图避免简单的所谓对策研究，而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尽可能深入的阐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让广大读者，包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对现实问题获得更加细腻和全面的把握；二是可以让他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即使是这么“直接”和“硬核”的现实问题背后，也有着非常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脉络和理论纠结。这两个方面的素养，将使实际的社会治理工作更有高度、更有分寸，有利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