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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一切思维和实践展开的起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现实问题”推动党和国家在21世纪初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么一项政治议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和方法。揭示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因此，一个可靠的办法是追寻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国家政治议程赖以发生的历史动力。在这里，历史动力就是隐含在社会治理议程背后的问题意识。揭示这个问题意识，既是回到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原点，也是理解中国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
社会治理在进入国家政治议程后，无一例外都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查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可知，“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这两个概念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在学术文献中出现，并在中央文件使用之前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使用。易言之，在被提上国家政治议程之前，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作为学术研究议程已经萌芽。不过，在当时，这些研究在兴趣上是漫散的，概念的使用也有较大的随意性。而随着国家政治议程的推出，相关学术研究的兴趣很快集中到党和国家关心的内容上来，即使“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两个概念早已有之，在中央文件赋予其特定含义之后，学界的使用也相应有所调整。
随之也产生了另外两种倾向：一种是简单地跟随国家政策议题，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这在前文已经指出，不赘述。另一种则反之，是脱离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国家政治议程，纯粹从概念出发进行理论演绎。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颇多论者基于中文“治理”与英文“governance”在语义上的对应关系，动辄引用西方相关理论作为观察中国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甚至价值标准，俨然中国的社会治理议程是源于西方的governance理论一样。事实上，“治理”是一个富有中国政治和文化底蕴的本土概念，不仅常见于古代典籍，中国共产党也多有使用。据述，在西方，“governance”作为一个概念是1990年代初才崭露头角，然后被一些学者引入中国的
。但中国早在1980年代即已推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和“治理经济环境”
等全国性政策，在国家的理念和文件中，“治理”从来就不是什么新词；后来提出的“社会治理”，不过是在此前诸多“治理”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在此过程中，党和国家自然会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西方的governance概念和理论的简单翻版。
总之，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基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考量而提出的一项政治议程。因此，在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时，可以参考但没有必要去附会西方的governance。党和国家作为社会治理议程的推动者，其理念、概念和实践都是学术研究不该绕开也绕不开的社会事实，因而必须严肃对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才把考察中国社会治理主题的关键放在揭示社会治理议程背后的“问题意识”上，通过回到历史原点，重新确定逻辑起点。
治国理政的问题意识来自对时代主题的认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
。那么，中国社会治理议程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最明确的回答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些论述明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当今中国思考一切问题、部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制高点。
事实上，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理想，因而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和最高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江泽民也强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可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那里，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已经凝结为一种不会因为领导人更替而改变的国家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只不过讲得更频繁一些、更系统一些。
显然，这就是统率当今中国一切政治擘画和实践的问题意识，党和国家的一切政治议程都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支配下形成和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建设是这样，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是这样。
应该说，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深刻而精准地抓住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浪潮的主题和脉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境遇、选择和出路。众所周知，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渐成不可遏止的世界潮流，世界各国不管以什么方式最终都会加入这一潮流，且不可避免地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本国的最高政治目标
。中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此后长期饱受西方侵凌，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从那时起，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以拯救民族于危亡、复兴民族于世界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这样一个主题始终作为历史最强音，深刻地塑造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选择和面貌。这一历史脉络决定了，只有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才能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中获得对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中国问题”的正解，而一旦脱离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命运和现代化进程去讨论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就容易陷于狭隘、幼稚或迷茫。如果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去俯瞰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会发现，尽管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林林总总，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应对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转型悖论。有效应对转型悖论，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