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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问题，实际就是提出了社会治理的问题。此后在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建设”都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学术议程。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又再次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问题。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历史和名词的巧合，而是体现着共同的历史逻辑，那就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转型悖论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因此更需要好好地处理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
怎样把国民组织起来？仁人志士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建群”，亦即通过建立商会、学会等各种“群”，一方面把国民从家庭、宗族等私人领域中拔出来，另一方面通过自发自主的群体生活培养国民的公共性。这也是当时“群”作为一种观念非常流行，甚至把“社会”都翻译成“群”，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的原因所在。最初，人们并未注意到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张力，但在革命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群”都具有公共性，“群”也是存在阶级分化的，于是改把society翻译成“社会”，把sociology翻译成“社会学”，以强调“社会”所代表的平民百姓这样一层含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等概念遂流行开来
。
“社会建设”这个概念最早是孙中山提出来的。1917—1919年，孙中山在编纂《建国方略》时，为方略之三即“民权初步”拟制了一个副标题——“社会建设”，是为“社会建设”概念在中国的发端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开始逐步推行各项国家建设。按照孙中山的学说，“社会建设”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着力甚多
。为了推动社会建设，国民党先是将党务机构中央民众训练部扩展为社会部，后又将社会部由党中央转隶行政院，并在1942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社会行政会议，专门研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建设问题
。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说法，要实行三民主义，就必须综合开展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而在知识界，从192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人探讨社会建设问题
。1933年，黄知觉等一批学者甚至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建设》的学术期刊（1934年停刊）。1934年，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也把“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论述。及至1940年代，知识界对社会建设的认识就更加自觉了。1944年，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在重庆再创《社会建设》期刊，明确宣称该刊的宗旨是“发动全国富有学理研究的社会学者及富有实际经验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专家，共同研讨有关战时及战后社会建设方面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欲使社会学理与社会技术，冶为一炉”
。
与此同时，从1920年代开始，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或实业家尝试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建设，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河北定县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所谓“乡村建设”，实际上也是社会建设，只不过是以乡村为对象和基地的社会建设而已。
比较一下会发现，民国时期与当前所说的社会建设，其目标和任务相差甚大。如果套用孙中山的概念，那么可以说，民国时期社会建设的重点是“行民权”，而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厚民生”。翻看孙中山《建国方略》之“社会建设”篇，你会惊讶地发现，通篇内容居然只是不厌其烦地教人们怎样开会。为什么？因为在孙中山看来，民权得行的关键是国民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懂得如何开会则为其初步：“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
在孙中山之后，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虽然也加入了慈善、救济等内容，但重点仍然是训练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和技能。
当然，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无论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最后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如前所述，由于有社会分化，公共性与社会性总是存在张力，分化越严重，张力也越大。而民国时期，社会分化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但由于阶级属性、思想认识或意识形态等原因，国民党及有关知识分子并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种张力，因此，要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以充分释放社会性，要么不能有效撮合社会性以积极促进公共性，甚至把社会建设变成了加强社会控制。最终，通过社会建设培养公共精神和技能以行民权的设想只能是镜花水月。不管结果如何，民国期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始终把社会建设放在显赫位置，说明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张力确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