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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与公共性或者联结与团结的关系，之所以成为社会治理的本质内容，是因为它关系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悖论，即发展与秩序的关系如何平衡。
发展与秩序的关系是随着“社会”这样一种人类生活新形态的诞生而必然产生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有秩序而无发展，秩序自然难以为继，但有发展而无秩序，发展同样难以持久。在这个意义上，双方是相互依赖的。但另一方面，发展本身却会不断地打破旧秩序、构造新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双方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使发展与秩序形成一个相生而又相克、相反而又相成的悖论。在传统社会中，因为不以发展为念，注意力都在秩序上，所以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理性主义精神的兴起，发展成为人类一种旺盛的、不可遏止的追求，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于是越来越突出。由于这个悖论是伴随现代化转型而发生的，故可称为“转型悖论”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将进步与秩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无疑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悖论对“社会”运行的决定性影响。
上文已经指出，扩大社会性有助于释放活力，从而有利于发展，而增进公共性则有助于更好地保持和构建秩序，因此可以说，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是发展与秩序的关系，即转型悖论在社会治理实务中的具体要求和展现。在前面，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根据场景可能表现为联结与团结、小社会与大社会、小治理与大治理的关系；在这里，它又同发展与秩序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与多种社会场景都有顽强和密切的联系，正体现了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作为社会治理之核心内容的性质。
转型悖论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阵痛，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严重。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理论和政治命题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阵痛的反应。可以说，转型悖论越突出、对转型悖论的认识越自觉，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明确提出“社会建设”或“社会治理”命题的可能性越高。从历史上看，西方其实也是有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
，但并未出现“社会建设”或“社会治理”这样的概念，这与其作为先发现代化国家，转型悖论不如发展中国家严峻有关。
中国是一个疆域大国和文明古国，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磨难是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面临救亡图存的强大压力。在这一压力的紧逼之下，人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缺陷，即广大国民囿于各种血缘和地缘纽带的束缚，社会性和公共性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社会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无法形成社会改造所需要的集体行动。于是，“组织起来”
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呼声。探讨怎样把中国人组织起来，成为当时革命家和理论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
自民国初年以来，“组织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最强音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下，全体国民都囿于家族、村落等血缘或地缘组织，首先缺乏社会性，进而缺乏公共性，难以应对现代化的种种挑战，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欺凌。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社会治理在中国逐渐浮出历史的海面，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一项重要政治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