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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乍听似乎是一个只有公共管理学科甚至公共管理实务才关心的问题，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诞生和使命来说，“社会”如何组织和治理必然是其核心研究议程，从社会学史上看，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该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已。
前已指出，“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类生活形态的一次划时代变革。这自然会引起思想家们的强烈关注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理论，核心旨趣都是剖析这个新生“社会”的演化逻辑并据以描绘人类生活的愿景。其中，在理论上最富有挑战性和吸引力的莫过于“社会”中蕴含的一个基本难题，即联结与团结的张力：一方面，“社会”的出现，意味着人与人的联结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丰富，理论上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社会”的出现，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因而越来越需要公共生活，但偏偏“社会”又是分工和分层的，并且越来越复杂，由此造成人与人的团结越来越困难，公共生活越来越难以举行。这样一个矛盾，可能会生生窒息“社会”为个人所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甚至走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恐怖前途。
于是，怎样走出这样一种困境，成为近代以来社会理论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范畴对这一历史巨变做了阐述。其中表现最典型、影响最深远的是所谓“自然状态”学说。自然状态学说内部包含多种理论，互有分歧，但核心关切都是怎样构造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摆脱各自为政的、混乱和野蛮的“自然状态”，走向能够合作的、文明和有序的“政治状态”
。显然，它不仅关心“社会如何组织”这个问题，而且是从社会性与公共性、联结与团结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所谓“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其实就是社会性和公共性、联结与团结的另一种表述。
具体到社会学，孔德之所以创立这么一门学科，也是注意到“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划时代的人类生活形态，需要加以科学和系统的研究。而他把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定为秩序与进步，无疑也是在回应对这个新生的“社会”如何加以组织的问题。之后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其实都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逻辑，以诊断当下的问题并推演未来的前景。
他们为此而开发的种种理论范畴，如“异化”
、“共同体与社会”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理性化”
等等，都是致力于刻画“社会”内部的基本张力，即“社会”的诞生一方面使个人摆脱了种种传统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的个体化和原子化，成为有联结而无团结的散众。“社会”如何避免自我毁灭而实现新的团结，着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使用不同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很显然，他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本章所说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联结与团结的张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谓异曲而同工。
其中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哈贝马斯等，直接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来刻画人类社会的演进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性与公共性在历史上是一种正反合的辩证关系
：在原始社会中，社会性与公共性是统一的，但随着阶级分化，公共性逐渐脱离并凌驾于社会性之上。这集中表现在，国家成为公共机构的终极体现，却又以公共服务之名而行阶级统治之实。因此，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消灭国家，使人类摆脱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再次回归统一。基于类似思路，哈贝马斯的理论，核心便是怎样通过真诚无碍的沟通打破“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恢复本初意义上的，即“社会”与“公共”保持高度一致的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
。
由此可见，“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确实是近代以来社会理论的核心研究议程，而其中的基本理论关切便是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基于这一理论视角，社会治理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怎样处理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以实现社会联结与社会团结的良性循环的问题。这与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的观察是一致的，也为我们观察、反思和推进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