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以发展生产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利用巨大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源资本化和模仿性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生产力的质由科技水平决定，科技的不断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传统生产力是在现有的正常生产技术条件下，由生产力基本要素组合而形成的生产力。传统生产力并不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而是以传统产业为载体的生产力。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要素组合变化，传统产业也能转型升级。
正是在传统生产力的作用下，我国形成了传统发展模式，即土地与土地制度的独特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表现出的独特人口红利，后发优势下模仿性技术进步表现出的低成本高绩效，以及资本投入带来的高回报等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传统生产力效力衰减，要素组合效率下降，导致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第一，以土地为核心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土地和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使土地成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政府主导发展权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
土地自身具有有限性、稀缺性、不可移动性、区域差异性等自然特性；更重要的是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即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和城市国有的二元性、政府垄断土地用途转换和非农建设用地，土地的增值收益由地方政府独享等。
这种特殊性使土地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发动机，土地资本化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资本的重要来源：一是政府通过土地宽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政府利用土地的独家供应权实现快速工业化目标，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创办工业园区，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同时依靠土地出让和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推动地方工业化；三是政府利用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助推快速城市化，通过低价征地扩张城市面积，控制住宅和商服用地供应以保障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利用城投债支撑的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实现快速城市化。尤其是土地的依法有偿转让、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和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土地融资权不断扩大，使土地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传统发展模式的核心。
第二，人口红利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首先，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在总量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劳动力的区域间和产业间流动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城乡处于严重分割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最后，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和结构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一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转变，另一方面经历了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转变。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使得我国人口抚养比较低，较低且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较高的储蓄率
，从而能够为高投资提供充分的国内资本。人口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巨大的人口规模、劳动力的产业区域优化配置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成为传统发展模式下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
第三，模仿性技术进步模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综合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基于生产技术与国外存在差距的后发优势和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我国开始主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吸收
，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模仿性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购买国外机器装备、专利等直接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购买关键中间产品（例如芯片）等间接方式进行。模仿性技术进步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引进的技术都是比较成熟的应用性技术，国内易于直接模仿，相对于基础性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活动，模仿性技术进步节省了大量投入，又减少了研发不确定性，因此具有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原有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模仿，能够迅速提高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生产力的量和质，技术进步的效果非常明显。
在低成本、高绩效的优势下，模仿性技术进步对传统生产力提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资本扩张型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投资需求较大且迫切，投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同时资本回报率不会因为投资的增加而出现明显的下降。因此，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整体经济增长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张而加快。
我国投资增长率大幅提升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与工业化扩张相适应的高投资驱动、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投资增长，以及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加入国际大循环后，出口-投资联动模式下的投资高速增长。资本回报率在这三个时期均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甚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2012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2.1%，固定资本投资与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资本扩张是传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总的来说，传统生产力是在特定阶段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各自优势及其优化组合下形成和发展的：土地为发展提供空间并为发展创造资本；人口红利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使区域和产业发展能够及时获得劳动力补充；模仿性技术进步不仅低成本、高绩效，而且为生产要素的组合提供技术基础；短缺使得资本能够在保持回报率稳定的情况下不断扩张，成为推动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第一，以地谋发展模式衰竭。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依靠土地发展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凸显，以地谋发展模式开始衰竭。
一是土地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弱。从总量上看，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期土地需求减弱。2013年后多地开始出现土地指标供不出去的现象，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减弱。二是地方政府低价供地的园区工业化问题逐渐显现。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工业成本大幅上涨，企业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继续依靠土地推动工业化的效应减弱。中西部地区由于受交通不便、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规模小等因素影响，政府采用土地低价扩张模式，并没有出现工业化的加速，企业绩效和单位用地产出效率并不理想。因此，自2011年起，单位工业用地工业产出的增长率逐步下降。三是以地融资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随着征地成本的上升和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以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推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收益较低，土地价格的波动不仅减少了土地出让的收入，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也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一是劳动力人口和总人口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总数达8亿，此后不断下降；2021年总人口也达到峰值14.1亿。二是劳动力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开始放缓。从人口城镇化率来看，1996年起城镇化率增长开始加速，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51.83%之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从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看，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自1978年以来基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14年该比重为29%，随后下降趋势开始放缓。三是劳动力结构和质量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人口低出生率和低增长率导致的人口抚养比下降趋势自2010年开始扭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和质量不断上升，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逐渐增长，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 158万人，202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就业年限达14年
。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以工资涨幅为例，2000年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开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特别是2007年之后这种差距愈加明显，到202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4万元/年。除工资成本外，社会保障成本也逐渐增加，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健全，五险一金覆盖面越来越大，其中医疗保险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些都极大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
第三，模仿性技术创新遭遇瓶颈。一是通过直接购买技术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无法获得前沿核心技术。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一些产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目前我国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元器件等电子设备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幅度十分明显。然而，随着这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生产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差距逐渐缩小
，技术引进遇到了瓶颈，甚至是国外的直接封锁。
二是通过购买中间产品进行技术引进和模仿面临知识产权国际争端，关键核心技术遭遇“卡脖子”。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例，美国以我国窃取其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对我国高新产业进行制裁，不仅对我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且禁止对中兴通讯等科技企业出售美国零件。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4 796亿块，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集成电路3 514.4亿块
，国内生产率未达到50%，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仍然较为明显。
第四，资本扩张效率下降。一是国内投资增长逐步放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自2011年起开始下降，2015年起增长率降为个位数。房地产投资增速自2011年起呈现下降趋势，虽然部分年份有所增长，但2015年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个位数。二是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从已有测算可发现，自2008年起我国资本回报率开始逐渐下降。
三是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开始下降。自2012年起，除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总体上小于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2023年前者为28.9%，相比之下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82.5%。
综上，传统发展模式下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均遇到了发展瓶颈，使得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下降。据测算，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81%，但自2015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出现负增长，其中2010—2014年下降尤为明显，特别是第二产业下降最为严重。
在传统生产力效率衰减、全要素生产力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