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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的动能首先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带来要素禀赋的变革和赋能，带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变革。事实上，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现代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本质上都是指产业结构的时代变革，而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张。虽然结构质态的变革必然带来经济量的提升，但量的规模扩张并不等于经济结构质态演进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也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结构转换是长期的，而量的增长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结构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积，而总量失衡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改善；结构转换的动能在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具有极为突出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着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创新又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失衡远比总量失衡深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特别是人均水平，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的方面，即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差异。新质生产力切中了发展的要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兴产业和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要想将科技创新切实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创新产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如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次会议同时明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科技，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不断提升的算力为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和动能改造转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动能，催生未来产业，日益成为发展竞争力的根本。我国迫切需要在改造传统动能方面以数字技术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的水平和韧性，促进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提升数字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渗透率。
以数字化引领和推动未来产业的技术突破，在培育未来产业方面找准未来的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把握未来科技演进和发展趋势，激活未来产业发展新势能，特别是要重视人们普遍关注的“健康、数智、绿色”三大方向。
美、英、日、欧等都在制定并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领域作为新赛道和重要方向。
一是科技创新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科技创新具有超前性、探索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但总体上必须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演进趋势，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科学研究的偏好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真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价值。
二是必须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质态的提升是科技创新和运用的重要基础，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于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超前性。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在体制机制上，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在发展战略上，“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三是需要重视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的完整系统性、大国经济均衡的基本内向性，要求创新驱动具有全面性，不能存在严重受制于人的关键性短板。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结构升级、经济畅通，还是对高水平安全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质量变革、动能变革、结构变革，不仅要求具有与自身相比的发展成长性，而且要求在高水平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竞争力；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在产业分工的全球格局中具有结构性制约力。因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补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底线，又要“壮强项”，“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质态变革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和困难在于结构变革中的一系列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量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民经济结构上，这种结构性差异是量的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高度不够，无论是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还是解决温饱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结构性矛盾作用的结果。
而这种经济结构质态落后的直接原因又可以归结为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带来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匮乏，不仅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难以实现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产业被长期定义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进一步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并加剧其依附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创新驱动促使生产要素禀赋变革、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核心，紧紧抓住产业变革、结构升级这一关键，否则便会失去其应有的发展意义和先进性。
二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和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逻辑性。在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所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在历史上是递进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是以农业发展达到相当水平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条件的；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是以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即所谓“后工业化”特征的体现。在当下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仍然要遵循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尤其是新型工业化，没有强大的实体产业，尤其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智能化、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应用场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避免产生“虚高度”。
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特别是吸收其科技创新成果，降低自身的发展成本，实现重要领域的突破甚至“领跑”。但这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发展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可能和需要。主观地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唯心臆想地制定政策，只能加剧经济泡沫、创新泡沫，从而增加发展成本和风险，最终还是要被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强行纠正过来。由此，国民经济发展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错失真正的历史机遇，使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程严重迟滞，甚至中断。历史上我国在“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强行提升工业化水平就是严重的教训，现阶段存在的脱实向虚的结构性矛盾更须纠正。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形成巨大的发展泡沫，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实际、脱离效率，盲目推动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事实上，在现阶段，结构演进的重点在于协调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动能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之间的关系。
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过程中，在“无人区”的科技创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期，这种不确定性更为显著，使得我们在某些领域有可能率先实现赶超或突破。这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革命进入急剧变革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
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必须体现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以一些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带动经济结构质态升级，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来产业的先行培育引领结构演进方向。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并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产业的纵向逻辑迭代（串联式）。在我国达成工业化目标、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的背景下，农业现代化的深化和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推进，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演进的大趋势以及全球化的变化，在带来新的历史性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多种新的选择机遇（并联式）。
我们需要切实把握住这种历史机遇，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质态演进的内在逻辑统一起来。
四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在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及特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的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尊重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一方面，在体制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集中统一但又郡县分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经济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条块”分设，注重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垂直管理的僵化性。虽然其中存在条块之争的矛盾，但总体来说更具活力。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新质生产力要落地，既要有国家战略性顶层规划，又要有地方具体贯彻实施，需要在利益机制和政策决策执行机制两方面保障积极性，这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在产业布局上，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系统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需要体现主体功能区的差异，从而在资源配置上提升空间效率。这种空间效率是资源配置结构性效率的重要方面，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构成，尤其要防止区域之间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趋同。结构性趋同不仅会脱离区域实际，降低资源结构性配置效率，而且会加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此外，需要关注增长极的培育及其对国民经济全局性、区域性拉动的极化效应，新的增长极培育需要同创新中心和高地建设统一起来，这对于非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超越尤为重要。
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上深刻变革，尤其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创造体制条件。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本身也是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相统一的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其变化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完善治理体制和政策机制等，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效发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引领和资源配置协调的功能，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体制上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面的关系
，克服单纯依靠市场实现创新和结构升级的分散性、盲目性及不确定性等各种局限性。
二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革，以及相应的产业变革和产业结构质态演进，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深刻改革。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市场经济中的供求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否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盲目性和严重的行政性，就会脱离市场约束，进而缺乏竞争性和有效性。应当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中发展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