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所谓新质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通过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劳动过程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作为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能动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力，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自然条件，其组合方式包括技术方式和社会结合。
从自然形式上看，这种生产力包括质和量两个基本方面的规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主要在于由相应科技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的要素及构成的有效性，即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科技决定生产力的“质”，进而决定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力的“量”的规定主要在于由既定生产要素数量和投入决定的生产力的产出规模，即财富生产数量和相应的生产量的可能性区间。从社会形式上看，这种生产力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变换过程中形成的创造财富的物质力量，具有社会历史形态和自然物质形态两重形态。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本质上是指生产的社会方式，即生产关系。自然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的质和量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的结构和历史特征，从制度上制约着自然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可能。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比以往的总和还要多。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阐述这一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之所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首要原因就在于在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创新性和制度革命性。
首先，新质生产力强调，自然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质的变革，即生产力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深刻变革，从而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而根据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内在逻辑，创新驱动是核心动能，是生产力质的变革的突出特征。因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展规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只有以创新驱动为主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才能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规模扩张创造新的可能和结构空间，深刻改变生产函数，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变化的要求，在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量的发展目标。以量的合理增长体现质的变革效率，实现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完善，即基本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都表明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要求。
从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其重要动因在于改革开放，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初稿”到成熟定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具有活力和效率，从而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东亚泡沫”。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完善（2035年）、更加巩固（2050年），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会更加显现，提升生产力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能力会更加突出。
在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是与要素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如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等，所总结的劳动的生产性，即生产劳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都是指具体的要素在提供或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及作用大小。例如，重农主义提出农业是最具生产性的，因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重商主义则强调商业是最具生产性的，因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最具创造财富的能力。直到古典经济学顺应产业革命的历史趋势，提出制造业具有生产性，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特别强调，虽然农业提供“纯产品”因而具有明显的财富生产性，但制造业同样具有生产创造性，而不仅仅是改变已有的财富形态，从而在生产力理论上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回应。
同时，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之外提出的第二种价值学说，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三大类，并将其归结为价值的源泉，分别形成工资、利息、地租，奠定了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最初基础。后来的庸俗经济学更突出强调要素生产力，如萨伊所提出的（客观）效用（服务）价值论，就不仅把要素特别是资本、自然资源等与劳动一道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作为生产财富的创造性源泉，而且把价值的创造性源泉归结为要素生产力，即客观要素价值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沿袭了这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及相应的生产劳动学说，同样承认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是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并将其大体概括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不同类别，这些生产要素以一定的技术方式和制度方式组合形成系统的生产力。但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学说，一是在自然物质形态上，除了承认不同要素具体的生产性及生产能力之外，更集中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能动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的一般性和客观性，即物质生产力，并且在阐释生产力的客观物质一般性的过程中，尤其强调人作为劳动者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力。二是在讨论劳动与价值源泉的关系时，马克思承认包括各种劳动资料和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于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生产具有不可或缺性，对于产品的生产也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就商品价值而言，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人类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效用”。这不仅深刻指出了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的根本谬误，而且克服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二元性局限。三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形态分析与社会历史形态分析是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在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中分析劳动的生产性过程时，生产性是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统一中定义的。生产劳动一方面要创造财富，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有用性）；另一方面要体现特定社会历史生产性质，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为物质生产必须创造财富，体现大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作为社会生产必须创造剩余价值，体现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目的。二者缺一不可，即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称其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从而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将生产的自然物质形态与社会历史形态割裂开来的倾向。
生产力经济理论强调生产力自然形态构成上的发展和时代化。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生产力学说是对制造业工业革命的历史回应，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对大机器工业化发展的科学回应，那么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体现对信息时代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革命作出时代性历史性回应，赋予新质生产力“质”的新结构性定义，强调新质生产力“质”的变革核心是要素禀赋变革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更具经济技术发展的时代化新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从物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这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力逐渐改造和替代旧的生产力的迭代式升级过程。这个升级过程的核心动能在于生产要素“质”的变革和生产要素技术组合方式（生产函数）的根本改变，即要素禀赋变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产业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演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迭代以新产业培育为基础，产业结构演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则是技术创新的函数，产业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是这种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体现和载体，进而形成系统性的生产能力迭代，这种迭代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生产工具经历了从石器、铜器、铁器、机器直到当代数字智能工具的变化；动力演进经历了从自然力（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到机械力（热力、电力等）再到当代智能网力、算力的变化；产业体现经历了从渔猎、农耕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变化。尤其是纵观历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纺织、交通运输、煤炭、钢铁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以以电力为标志的电气化技术为突破，带动汽车、飞机等重工业和石化等能源产业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材料等信息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和新技术、新装备、新能源、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突破点，带动以数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力飞跃。
新质生产力理论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作出理论回应，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运用，更是对新时代生产力演进规律的揭示。
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术语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禀赋论和全要素生产率范畴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等要素生产力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更不是对资产阶级传统效用价值论的沿用，而是指在生产自然物质的技术意义上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效率，不是指商品价值源泉意义上的创造。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和使用价值（产品）的存在形态仍然是商品货币形态，其运动过程仍然是市场竞争机制，因而要素本身仍然是商品，要素系统性集合为生产力所创造出的财富（使用价值），仍然要以商品价格总额的形式存在。所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可以体现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生产上的具体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可以体现为商品价格总额以及产出水平的提升。
把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引入新质生产力，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命题，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坚持。
发展经济学强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逻辑的新突破。在经济发展史上，尤其是二战后许多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发展命题成为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实现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方案又大都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形成所谓的“发展经济学”，但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基本逻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上以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作为其实现发展赶超的目标，从而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构演进规划。结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未真正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不仅没有实质性提升，反而在更大程度上被定义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实质上，这种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状况为目标，追随发达国家历史轨迹亦步亦趋的发展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发展赶超的；再加上制度上长期形成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误观念，把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使得发展中国家既缺乏真正的科技创新，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创造性奇迹，表明只有打破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方化观念，才能走出真正符合国情和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只有坚持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紧迫的实现的必要性。从发展的可能性上说，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某些领域和产业已经具有领先或并跑优势。二是当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代特征和规律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许多方面的技术创新都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开创性，“无人区”的存在可能降低对原有科技创新路径的依赖程度，为我国和发达国家提供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可能摆脱“后发”劣势并实现赶超，科技创新的突破性发展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提供了赶超的可能。
三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应的经济体量，不仅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产业突破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和应用场景，而且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提升创新的市场竞争力。从实现的必要性上说，一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特别是在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环境下，仍然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很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必须贯彻新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在国际竞争新格局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弱，竞争性不断强化，在原有的分工体系和结构格局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才有可能在国际分工和产业体系中获得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立足当代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系统地突破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