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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战略政策举措上的安排。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并对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及性质等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再到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引起了热烈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下应当注意的几个重大问题，以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就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特征和政策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的重要手段，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成果体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性发展。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通过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分析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比资本主义时代更快发展为前提的。习近平新质生产力范畴和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精髓，即凸显了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的内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即明确提出了“生产力质态”概念，从质和量有机统一的方法论角度深化了对于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指出科技创新是影响劳动生产力的最关键因素，形成了科技创新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通过把握生产力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敏锐地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中国的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创新包括新产业和新生产方式这两种具体形式。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标准化的供给体系不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结构，从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生产力的变革解决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的新发展阶段，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发展格局为战略部署，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共同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第一，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强大的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现代化强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水平、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等特征，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强大的新质生产力。第二，新发展阶段的发展需要形成新质生产力。新发展阶段的主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要素效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本质上就是要求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三，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的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传统生产力相协调，需要高水平的开放以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因此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第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主线，需要自主创新以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需要依赖合理的分配和完善的要素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点都指向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科技革命实现从0到1的突破；智能和数据推动数字文明时代的产业革命；数据进入生产函数的新生产要素组合；与之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以“质”为关键，以“生产力”为落脚点，是在新兴技术引领下，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认清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明晰阶段性主导生产要素、主导技术、主导产业等，尊重生产要素特性，动态调整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根据阶段性主要矛盾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以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当前，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息息相关，新质生产力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时期的重要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落后之处，不在于体量，而在于结构。结构提升就是效率禀赋提升，经济呈现的载体是产业，落脚点也在产业，只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涌现，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大历史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新”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技术迭代式升级中动态调整。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生产力新的质的飞跃。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重要载体，在技术内生化作用下实现了生产活动效率和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大幅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狭义的新质生产力。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下，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新困境所提出的全面的战略性概念。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中，有两个特征事实需要在战略的层面作出思考和回应：第一，在科技发展不断突破，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全球（包括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这说明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了制度因素的制约，包括国内的制度因素和全球的治理结构，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制度调整来释放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第二，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出现了增长分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它们在高科技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技术封锁，这会进一步阻碍高科技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同时，对高科技的垄断也成为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抑或冷战的手段。新质生产力在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具有两种不同层次的现实意义：其一，在短期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国别竞争的必然选择；其二，在长期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探索高科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破的重点是数字技术，算法、算力和数据的进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代替人类脑力劳动，参与创新研究和知识生产。数据要素和其他要素创新组合，在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社会生产过程中，发挥倍增效应、降本提质增效、促进创新。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组织方式，在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促进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智能化生产和服务，以及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也需要防范和降低技术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技术替代劳动力，尤其是中产阶级劳动力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和收入极化问题；数字素养与数字接入不平等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马太效应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信息传播导致的信息茧房与观点极化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技术赋能超级平台与政府带来的个人权利被过度剥夺的问题。
近期，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市场上出现了关于中国是否会出现日本式衰退的讨论。以日本为蓝本构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国内也日益受到关注，对经济发展预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通过考察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次深度衰退都伴随着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但唯独日本在陷入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之后经济萧条长达三十余年，而同样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美国、欧洲等国家却可以克服萧条，实现经济复苏。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没有抓住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丧失了技术创新产业化的机遇。在这一时期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的打压下优势尽失：显示屏行业被韩国超越，移动通信行业没有出现如苹果、华为或者三星一样的企业，就连传统的汽车制造业也面临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猛烈冲击。日本有像软银一样的世界级创投公司，却没有培育出一家世界级独角兽企业。由此可见，培育创新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前我国出现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重要途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进一步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发展成果更加均等化地惠及全体人民。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机器替代劳动力的问题，造成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产生替代效应、收入和就业极化等现象，拉大收入差距。这些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质生产力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需要运用制度重构和政策推动等方式缓解由技术革命性变革带来的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实现共享发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要求重塑国民教育体系。除了培养高科技人才，还要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终身教育体系，加大技能培训力度；要高度重视教育公平，大力推动义务教育均等化、优质化改革，帮助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儿童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筑牢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网，最大限度降低技术冲击对部分群体的负面影响；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为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就业帮扶，同时增加就业激励，实现从受助到自助的良性循环。
高水平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通过开放，最大限度地用好全球创新资源，通过国内外人才（如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和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全球交换，以全球共同的创新促进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有助于中国形成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第一，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国际要素流动。中国要逐步从政策层面开放向制度层面开放转变，从完善产业性政策向营造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环境迈进，并在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生产管理和标准三方面，逐步实现国内外市场的有效对接与协调。这种国内外高标准的规则对接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将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和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全球交换，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障。第二，服务市场的开放发展成为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任务。这将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的并联，为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提升提供服务动能。第三，国家提供平等的市场环境，实现要素赋能发展。对国际国内企业一视同仁、加大对外商投资权益的保护，将成为未来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方向。这也从高水平开放视角，为如何通过市场环境建设为要素发展赋能，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机遇。
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但它必然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此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推广并减少转型的阵痛。一是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由于创新活动，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活动往往需要持续较长时间，而且其结果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来更加有效地激发和保护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二是深刻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需要靠制度建设来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三是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必须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这就要求通过制度建设促进优质数据要素的生产与交易。四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内核是先进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由于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企业家角色，它不仅要创造性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要指导地方国企、产业引导基金积极参与各种创新活动和产业链建设，因此必须优化政绩考评制度，避免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而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第一，高质量的契约执行与知识产权保护，是高科技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来源。越是高端的行业，其涉及的产业内、产业间分工越是细密、复杂，产业链越长，产品内含的知识属性越重要，从而越需要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合。公平、公正、有力的契约执行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企业之间顺利协作的根本保障。第二，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实现“以竞争促创新”的前提条件。创新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的本质属性，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如果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就不能充分享受创新带来的潜在知识产权收益，更不会从事创新冒险。这一点在中国当前扩大进口、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三，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实现“以开放促创新”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中间品与资本品的进口关税，一方面，可以促进外国技术转移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企业采取“拿来主义”，更多地依赖于外部产品和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时，企业的创新收益无法得到保证，企业会更倾向于“拿来主义”，以进口来替代自主创新。第四，经济政策、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创新的重要阻碍。政策不确定性是创新的巨大阻碍因素。完善的市场制度、法治化营商环境可以给企业带来较为稳定的经济预期，而经济政策则通常较为易变和不可预期。就促进创新而言，中国政府在治理经济时，需要尽可能以完善的市场制度、法治化营商环境来代替各种临时性经济政策。
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要注重科技创新人才的功能聚集，贯通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跨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能力集成的鸿沟。培养既有科学家独立深邃的思考性，又有工程师开辟技术路线的创造性，还有企业家对产业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承担能力和驾驭能力的人才队伍。要对冲颠覆性科技创新存在“死亡之谷”的风险，警惕科技创新投资的归零效应。大国创新要注重均衡，避免“卡脖子”问题，对可能遇到的蜂王效应、修昔底德陷阱要做好充分准备。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西方现代化历史相比，不是简单的串联，而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四化”协同发展的并联，并联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但也有选择上的困难。产业结构演进尤其要注重极化效应，即要注重生产力的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和布局的第一原则是效率，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应把要素和效率的提高、竞争能力的提高放在首位。要培养创新中心发展极，带动经济增长，其他地方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谋求发展。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包括亟须建立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各方面作用的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影响国家安全底线但非经济的重大科技，市场对此没有动力，就要重视发挥政府规划的作用；可以商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科技，市场和企业对此会更加敏锐，政府就要起维持秩序的作用。要重视处理好市场中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关系。跨产品生命周期、跨产业领域的创新，需要风险承担能力强、筹资能力强、持续投资和应对归零效应能力强的大企业进行；小企业主要在单一产品、单项技术的不同周期发力创新，小企业和大企业各有分工。不能简单将大小企业理解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简政放权。要重视供给和需求均衡双向发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良性动态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核心是实现结构性调整，这就需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静态与动态、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问题，需要从解决长期问题的需要出发，提出解决短期问题的建议，设计解决短期问题的可行方案。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静态与动态的关系问题，需要从长期经济增长出发，实现静态问题动态化。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总量与结构的关系问题，需要在经济发展中着重处理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兼顾总量增长。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需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针对近年来（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等问题，要发挥好供需协同效应，使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提高供给质量→满足现有需求、挖掘潜在需求→促进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升级→……”的高水平供需协调机制。第三，坚持系统观念，全面辩证看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企业、高校院所等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共同努力。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校院所则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需要发挥人才和科研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同的创新环境，这离不开政府、企业、高校院所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同时，新质生产力也需要与之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释放新动能新活力，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环境，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