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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盛夏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位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同学跑到北大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去拜访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的尼斯贝特教授和他的太太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女士。尼斯贝特教授是受中国心理学会的邀请来北京大学心理系开设一门名叫社会心理学的暑期课程。在这次暑期课程之前，我从来没上过社会心理学的课程，更不认识尼斯贝特先生。刚刚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的中国，对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也很谨慎，很多学科都方兴未艾。而且，社会心理学在当时还算是一个比较敏感与陌生的领域。可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初闻社会心理学的我仿佛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也极大地改观了我对心理学的看法。从来不爱记笔记的我，居然认认真真地在尼斯贝特教授的课堂上记了满满一大本笔记。
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的房间并不大，尼斯贝特教授夫妻加上我们这几个北大的同学一下子就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不过，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反而乐在其中。除了可以当面与这位大受同学们欢迎的帅气又风度翩翩的心理学教授近距离接触之外，还能难得地享受到那个时代绝少有的空调房的待遇。而且，他的太太苏珊女士也颇令我们这些年轻人着迷。苏珊女士气质出众、和蔼端庄，并且身材高大，彼时正怀有身孕。她虽然挺着大肚子，但一点都不影响行动，充满活力。能看出来，苏珊女士和她的丈夫尼斯贝特教授十分恩爱，一点也没有因为一大堆陌生的年轻人的突然来访而显得拘束，也不回避在我们面前展现恩爱。苏珊热情地招呼我们这几个年轻人，那种西方白人女性典型的开朗大方与活力四射的性格，与那个时代我们身边大量东方女性的内敛沉静甚至保守羞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让基本上没怎么接触过外国人的我们对“老外”的家庭关系与文化心理充满好奇，也特别羡慕这对中年夫妻能把我们中国人所定义的情投意合推向情感外放，溢于言表。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每每回忆起来就如同昔日重来：夕阳的余晖透过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某个房间的窗口投射进来，照在一群挤挤插插的人身上。一位帅气潇洒的美国中年教授坐在椅子上与他的周围几位慕名而来的北大学生你来我往、对答如流。笑容可掬的苏珊女士挺着大肚子欣慰地看着我们，满眼都是对她的丈夫的爱意。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我，伸长脖子如醉如痴地听取这个中年男人讲述如此新鲜的社会心理学，问着今天来看还相当稚嫩的问题……
是的，那时候的我的确很稚嫩，刚刚20岁的我血气方刚，对于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更是完全的“小白”。与尼斯贝特教授的相遇完全是意外之事，却不想后来居然成为我在心理学道路上一路走下来的重大机缘。
1989年，当我踏上美国的土地来到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再次拜访尼斯贝特教授的时候，尼斯贝特教授居然清晰地记得勺园招待所里度过的那个下午。他问我：“你当时是不是坐在地上啊？”这令我十分诧异！没想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中国学生，他还记得那么清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对我说：“当时就觉得你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性格很开朗，也比较主动积极。嗯，最主要的是你一直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的眼神接触也比较多。”
“噢，原来是这样。”我在心里嘀咕。
微笑，我们每个人都会，但这个世界上知道微笑的文化差异有多么大，并且对人的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影响的人显然并不是特别多。眼神对视也一样，东西方人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我们看到美剧或者007电影里，那些外国人毫无违和感地彼此对视的时候，我们会很不适应，特别在生活中如果那样的话更是不得了。在东方文化的浓厚氛围里，长时间地盯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并不代表着专注，反而会被认为不够礼貌。但是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人们交流时如果不盯着对方的眼睛，则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不尊重与心不在焉。
或许正是因为当时我对尼斯贝特教授所讲述的文化心理学太过于沉浸，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微笑与我的眼神。多年后，当我进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后，我知道了我那个时候的表现正是被我称之为“福流”的一种全情投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之中。发自内心的微笑、积极的情绪、全情的投入、找到新的意义与和谐的人际沟通，被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证明是一个人获得真实幸福的关键支柱。一个积极而幸福的人的人生会发生奇妙的改变，这种听起来有点玄妙的事情，也被大量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所证实。可能在那个时候，进入“福流”状态中的我也在冥冥中被命运所青睐了。
可以肯定地说，与尼斯贝特教授在夏日午后共聚的那一刻，就是我后来从实验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最终走向社会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学术命运改变的触发点。而再一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与我这个中国学生的相聚竟然也成为尼斯贝特教授学术生涯一次新的历险的契机！
回到1989年的密歇根大学。本来，根据申请访问学者项目的要求，我是要投奔“大五人格”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人格心理学家威廉·诺曼（William Norman）教授。但彼时诺曼教授已经退休，在学术上已经不太能支持到我的研究。我又转而去求教当时密歇根大学人格心理学专业的主任、后来的进化心理学奠基人戴维·巴斯（David Buss）教授。但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外部原因，我的数据调研工作无疼而终。正当我对之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一筹莫展之时，我再一次见到了尼斯贝特教授。尼斯贝特教授当时正在申请一个文化心理学方面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在闲谈中，我们聊到了中国和美国大概存在着11个文化差异。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差异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于是就问我有没有意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这样，兜兜转转，我与尼斯贝特教授于六年前在北大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中结下的缘分，终于变成了真实的命运。
在尼斯贝特教授这本名为《人类如何思考》的自传中，他花费了不短的篇幅来讲述他与我对比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异同所进行的跨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沟通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在书中所说：“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和第一批文化心理课程的学生中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有过交集，而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0年后，他作为社会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与我共事。他观察到‘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性和线性的，中国人则是辩证的和整体性的’。我被这个想法吸引着，也准备相信中美文化在推理习惯方面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彭凯平和我开始了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随后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崔仁哲（Incheol Choi）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也很快加入其中。说起来，我们小组的第一个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研究是由迈克尔和彭凯平来做的。”
在他的另一本更早出版的著作《思维版图》（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erently...and Why ）中，尼斯贝特教授也把我和他的这个故事特别作为序言最开始的部分介绍。对于尼斯贝特教授对我的接纳与肯定，我真的十分感动。一位大师级的心理学巨匠在介绍自己工作的时候，居然说他的灵感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一个年轻的中国研究生。并且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出版物中提及，的确令我吃惊之余更心生感激。他帮助我进入了文化心理学的广阔天地，也成就了我在这个领域上走得更远。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文化心理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您愿意花点时间认真阅读尼斯贝特教授的这本回忆录《人类如何思考》，您会看到有太多优秀而卓越的研究与研究者在那时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尼斯贝特教授，并得到了他的悉心栽培，也使我成为这一代文化心理学新人中的一员。就我们所谈论到的11个东西方文化差异，尼斯贝特教授与我共同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在尼斯贝特教授的主导下，我和密歇根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了很多有趣的实验设计并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事实。例如，中国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很可能归因于情景因素，比如其他人的行为；而美国人对同样行为的解释则倾向于归因于个体的人格特征和动机。再例如，亚洲人对社会影响加诸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敏感，而西方人对此则非常缺乏敏感度。还有，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动物行为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美国人更有可能将一条鱼的特定行为的原因解释为其动机或意图，而中国人更可能将同一行为解释为这条鱼对其他鱼的行为的反应。
当时，一个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关于“西方人和亚洲人的推理过程在比使用逻辑规则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差异化的研究。”正如尼斯贝特教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西方思想的逻辑特征一直以“同一律”“不矛盾率”与“排中率”三个原则为基础。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明显是辩证的，变化原则、矛盾原则与整体性原则构成了中国人思维逻辑的核心。经由这项研究，尼斯贝特教授与我得以探索到更多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证据，包括：东方的民间智慧经常以一种包含矛盾的谚语来表达；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辩证的谚语；中国人更喜欢辩证的论证方式，美国人更喜欢基于避免矛盾的论证方式等。
在密歇根大学里与尼斯贝特教授共同进行的这些研究在当时得到了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也客观上成功帮助我在博士毕业时敲开了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大门。
尼斯贝特教授1941年6月1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利特尔菲尔德。1969年与苏珊·艾萨克斯完婚。他们养育了两个优秀的孩子马修与莎拉。在北大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时，苏珊怀的正是他们第一个孩子马修。尼斯贝特曾就读于塔夫茨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1966年至1971年间，他在耶鲁大学任教，然后被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聘用到他的第二故乡密歇根大学。
尼斯贝特教授早期的科研工作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当时心理学界对归因过程的理解与研究的拓展，他关于推理中的自我差异以及内省和自我报告的局限性等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直到今天依然广受关注。之后，他与李·罗斯（Lee Ross）一起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推理中因果归因过程的研究，该研究将社会心理学的见解与当时新兴的判断和决策领域的思想相结合，对人们如何解释过去、理解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之后，尼斯贝特教授的兴趣转向了研究解决归纳和演绎难题时人们所遵循的规则，以及如何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遵循抽象规则的能力。这个研究带动了学术界对智力以及如何增强智力更广泛的兴趣。如他之前的科研成果所引发的涟漪效应一样，关于智力的研究在今天也依然长盛不衰。而尼斯贝特教授在科研领域上的天赋直觉与强大的科研能力，总是能让他成为那些最早投出石子的“幸运儿”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尼斯贝特教授在促使社会心理学家关注人类行为的文化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文化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他特有的方法论技巧和天赋，并出版了两部著名的畅销书《思维版图》和《荣誉文化》（ 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 ）。
再之后，尼斯贝特教授开始深入人们在推理习惯和认知习惯的巨大文化差异。进入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转入了人类智力的可塑性与教育对人类的发展方面。到今天，他已经83岁高龄，依然保持着对时事与政治的思考与洞见。
正如他自己在这本人生回忆录《人类如何思考》一书中所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们如何对世界进行推理和推论，人们应该如何推理和做出那些推论、推理中常见的错误类型、推理错误产生的原因、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进推理、哪些问题最好由有意识的思维解决、哪些由无意识的思维解决、IQ与其他类型的认知技能相比有多重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思考智力。在试图回答这些科学问题时，我通过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以及认知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人格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行为遗传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统计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精神病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合作，构筑了我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训练。”
尼斯贝特的人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他的家庭还是他的学术，包括他所获得的荣誉与影响力。1982年，他荣获由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颁发的“唐纳德·T. 坎贝尔社会心理学杰出研究奖”；1991年，他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心理学杰出科学贡献奖”；1992年，他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5年，他荣获“实验社会心理学会杰出资深科学家奖”；1996年，他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威廉·詹姆斯杰出科学成就奖”；200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2007年，获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奥斯瓦尔德·屈尔佩奖。
对于如此巨大的成就，尼斯贝特一直保持着谦逊与坦诚。在《人类如何思考》中，他说：“如果不与如此广泛的人合作，我不可能学到这么多关于人类思维的知识。合作使得发展一种与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科学家的智力观点截然不同的观点成为可能。我开始相信，存在于20世纪末的关于智力的共识在关键方面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从本质上讲，我认为学者的共识过分重视遗传因素而过分忽略环境因素，最终导致人们没有认识到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我认为强调IQ型人才而排除有价值的认知技能和知识的共识也是错误的。此外，关于基因在白人和黑人的IQ方面存在的差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结论在绝对意义上也是错误的。”
从尼斯贝特上述的话语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在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现场激动不已、对肯尼迪总统遇刺时心生悲愤的世界主义者的强烈情怀。他把这种普世的情怀深刻地植入自己的学术生涯，并贯穿始终。他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之旅都是像一位哲学家一样在不断地追问“这个世界的样子”，又同时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孜孜不倦地寻找证据，并且不断地突破自己。而他一生所向往的就是如何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你打开谷歌搜索引擎，在GOOGLE SCHLOR（谷歌学者录）上查找Richard Eugene Nisbett，你会在这个名字下面看到394篇被收录的重要的文章与著作。最早的一篇可以追溯到1966年尼斯贝特25岁时发表在《心理学》（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共识与归因”的实验论文。从1985年GOOGLE SCHLOR开始正式设立论文引用统计时起，尼斯贝特的论文始终处于高被引的状态。特别是从2012年起，他的论文被引次数均超过5000次大关（这相当于微信公众号上的“超百万+”阅读量爆文）。
维基百科对于尼斯贝特的成就也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与评价。这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科网站认为尼斯贝特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人们说的其实比知道的多：关于心理过程口头报告的问题》［Nisbett，R＆Wilson，T（1977）.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84，231-259］，这是他发表的最常被引用的心理学文章之一，超过13 000篇引文。这篇文章是心理学领域第一篇全面的、系统、基于实证的针对人们表达与偏好、选择和情绪有关的各种心理过程是意识无法触及的科学成果。而那一年尼斯贝特年仅35岁！
中国有句俗语，“成名需趁早”。尼斯贝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建树颇丰，35岁时做出这一项经典研究，更是把他推向了新的高峰。但正所谓任何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馅饼，在《人类如何思考》一书中，我们通过尼斯贝特教授的人生讲述，似乎能看到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他的人生岁月中积累了大量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生智慧。父母的爱护、朋友的帮助、自我的觉醒与勇敢的尝试，包括战胜人生的至暗时刻都是成功的种子。这里我将书中这些智慧大致总结如下，读者们可以参考我的这个思路在书中发现更多。
●从童年就建立起强大的好奇心并加以勇敢探索与尝试。
●真诚感恩父母与帮助过自己的人。
●保持大量而持续的阅读。诀窍是，在理解、记忆和再加工上缓慢而稳定的获取回报——“入眼、入脑、入心”，让素材成为你自己的财富。
●学会很好地表达。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可以学习的，你就会学得很好。如果你认为你所拥有的任何能力都是天生的，那你就不太可能提高。
●建立使命（无论是来自家庭社会或者信仰）。你必须有一个使命、一个你注定要做的事情，这个使命必须致力于服务你的人类同胞，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好。责任和良心是格言，坚忍不拔是生活方式。
●尽量早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找准定位。我从研究生生涯的最初就意识到我不再是上学了，我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科学家。
●找到好的伙伴，哪怕他们脾气不太好。
●保持普世性的善意与坚定。
●冲破人生的枷锁（生活上、工作上、心灵上），富有成效和创造力对于我的幸福至关重要。
●保持一定的幻想并恰当地为之努力（我觉得自己注定要成就伟业）。
●为理想做出明智的选择，抵制诱惑。
●坚信合作的力量。我通常都会和我的学生交朋友。我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情感纽带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在我与尼斯贝特教授相处的日子里，我强烈地意识到他不仅睿智，而且他的思想张力十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优秀的学者一辈子不应该只做一个课题的研究，因为学者的天职是不断创造知识，那就一定要在不同的时候想很多的问题。”在尼斯贝特的学术世界里，没有静止，只有流淌。他认为，学者做一项研究专心致志殚精竭虑是必要的，但是与之相比，对世界永远保持如童年一般的好奇心更重要。所以后来，我发现尼斯贝特做学术的一个规律：他大概每隔10年就会换一个课题方向。具体做法就是先做一些实证研究，对其中有可能的关键部分发表一些重量级的研究论文；积累差不多了，就做一次相关理论的综述；然后，再把这个综述加工出版成一部专著。通常来说，专著的出版也就标志着这个阶段的课题正式结束。
综观尼斯贝特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我们发现，从他攻读博士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的学术方向是对归因的研究，这期间的成果最终使他的“人类归因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届有名的那本“橘黄封皮的书”。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涉猎人类的思维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人类思维的误区，包括根本归因误差、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间误差等，1980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人类思维的局限》（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人和环境的关系，1991年，他与罗斯联合出版了《人与情境》（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的社会心理学专著。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的学术焦点都聚焦于人类的心理与文化，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成为他的学生。尼斯贝特在文化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整整持续了10多年，2003年出版的畅销书《思维版图》为这段激动人心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尼斯贝特教授又回归到对人类的思维的进一步研究中，但是他的研究风格与理论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中之一就是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民族，而不再只是针对西方人。在2009年与2015年，他相继出版了《认知升级》（ Intelligence and How to Get It: Why Schools and Cultures Count ）与《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Mindware: Tools for Smart Thinking ）两本书。再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回忆录《人类如何思考》。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顶尖的心理学家相比，尼斯贝特并不算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但是他在每个领域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接受《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采访时表示：“对我的一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他基本上给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他的另一位中国学生纪丽君（Li-jun Ji）说：“迪克
总是为他的学生能够发挥最大的潜力提供有效的帮助。他对学生真诚地关心和奉献。迪克培养了如此多的优秀博士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这一事实证明了他是出色的导师。”
以发现“聚光灯效应”闻名全球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认为：“迪克以其在实验工艺和理论整合方面的天才而闻名。《人类思维的局限》和《人与情境》清晰而响亮地展现了他的理论天赋。他很搞笑，和他在一起总是无比开心。如果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是‘演艺界最勤奋的人’，那么尼斯贝特就是‘社会心理学界的詹姆斯·布朗’。迪克是一位杰出的合作者！想象一下与迪克坐下来讨论社会心理学和相关行为科学的广泛领域，以便绘制出地图是多么有趣，也是多么荣幸……我怎么会这么幸运？”
尼斯贝特的第一个博士生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说：“迪克教给我像心理学家一样思考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个人经历都是假设和理论的基础，思考想法并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没有迪克的专家指导，社会心理学就不会成为我的职业，我将永远感激他。”
他的另一个学生阿拉·洛伦萨扬说：“如果没有迪克对我个人的影响，我的生活将会不一样。与迪克出色的科学头脑一起工作，深刻地塑造了我对人类状况的看法。迪克才是真正的麦考伊
！”
对尼斯贝特来说，上述的赞誉之辞只是沧海一粟。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几乎所有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士都对他另眼相看。他所崇尚的“寻找自己本质上感兴趣甚至让自己着迷”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启蒙了无数年轻学者因此走向学术高峰。他对学术的直觉与执着、他发现有趣想法的能力、他的审美和科学意识，以及他对问题和悖论的原始洞察力总是让人们叹为观止。他对家人、对同事、对学生、对朋友真诚与坦率，始终慷慨地投入时间和友谊，总是愿意倾听并提供他的“两分钱”（美国俚语，表示微薄之力）。
他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重与感激，大家都将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视为人生的滋养。
这么多年来，尼斯贝特教授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跳出固有的框框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在我们进行大量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他身体力行地向我传递这句话的精髓。我甚至认为，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对我的指导，而是他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模式。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句话：“一个学者在思考的时候，应该极致跳跃。”尼斯贝特教授认为，一个人在紧迫状态下会激发出更大的潜力与创造力。他从不否认人们所喜欢的深思熟虑（就是什么事都要提前准备好，例如一大套逻辑、制度、体系等），但是他发现人类最能产生创意与创新的还是极致状态中的“急中生智”。尼斯贝特教授并不知道在古老的中国有着与他这个想法所对应的一句成语。但对我来说，在他这里找到的文化共鸣让我激动万分！事实上，极致跳跃思想对我影响颇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提倡先把事情想清楚、弄明白，深思熟虑之后再去说、去做。但在尼斯内特这里，思维其实是被作为人类的一种先天的创造力。我对他这句话当时的理解是，早期人类实际上是一边走、一边动、一边思考的。想想原始人，一定是拿着棍子左顾右盼，慢慢行走，再继续思考。如果这个原始人一坐下来，那基本上就开始休息放松了，警觉与思考也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尼斯贝特认为，人就是一定要在动态中思考才更具创造力。某一天，我审视自己这些年的学术与人生，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喜欢上课时不停地讲话，喜欢畅所欲言地交流与沟通，喜欢与人们专注地讨论新的想法，并对新生事物从来都没有违合感等，绝对与尼斯贝特教授这句“极致跳跃”有关系。“极致跳跃”与“急中生智”一样，都是能够产生智慧的场域！而那些准备好的、经过精挑细选的事物，虽然看起来也很美，但总是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新奇、创意与遐想。
第三句话：“选择什么不重要，选择对你的人生有真正意义的事情最重要。”这句话对我影响最大，也塑造了我的人生走向。在我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前，我接到了来自包括福特汽车公司、香港中文大学等几个高薪的工作机会。尼斯贝特教授知道后，没有给出我去或者不去的直接建议。他把我邀请到他的家里，在他的小花园里与我促膝而谈。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应该做对自己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了让我理解到他的意图，尼斯贝特教授甚至用上了“玄学”。他说：“我们这两个人来自天南海北，素不相识。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居然聚在一起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工作，那就肯定不是简单地只是工作，而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之轮在发挥着作用。这里面也一定有更大的意义等着我们。”接着，他对我说，我的意义就是研究心理学与传播心理学，意义的实现可以达成所有人生的期待。尼斯贝特教授与我的那次谈话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完全听懂了他想表达的意思。于是，就毅然放弃了为了高薪而离开主流心理学界的想法。因为，尼斯贝特教授对我报以如此大的期待，也为此指明了我人生意义的归宿，那就是全心全意投身于心理学，并为之不懈努力。再后来，我回国到清华大学复建心理学系，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大使命。
回想往事，我真的很幸运地从踏入心理学的大门就得到前辈大师们的帮助与提携，让我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北大时，有周先庚先生、陈仲庚先生，来到密歇根又有尼斯贝特先生。更幸运的是，广袤无限的太平洋与不同的意识形态没有隔断世界两端追求极致跳跃的优秀心理学家们的交流。
回到文章开头的20世纪80年代初，其实那也是尼斯贝特教授第一次来到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当时，美国心理学会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心理学会开启了一个学者交流的跨国项目。尼斯贝特教授是作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人工智能终生成就奖”三奖集一身的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哈罗德·史蒂文森（Harold Stevenson）以及美国心理学会当时的负责人保罗·马森（Paul Mussen）等。
从那之后，尼斯贝特教授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与中国心理学会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多次在密歇根接待来自包括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访问团体。我是他招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而在我毕业之后，他又继续招募了两位中国留学生，客观上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
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心理学领域长期用中国作为一个关键的对照样本来比对美国人的心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一直是他研究的主体和他进行跨文化比较的主体。并且，他也总是以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理性的、科学的声音来分析、传播与介绍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心理与中国文化。换句话说，他推动了美国心理学界对中国人心理的理解、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后来两次来中国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的年度会议，都是我负责接待的。除此之外，他每次都极其认真地为他的著作的中文版撰写新的序言，还欣然接受传媒的邀请和我们中国心理学家一起做科普直播。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充满感情与尊重。就像1982年的那个夏天，他们夫妻两位“老外”去故宫参观的时候，因为太太身材高大还正怀着孕，穿得也比较少，肚子又特别大，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当时，很多中国同胞就围着他们俩端详。这对于初来中国的尼斯贝特夫妇来说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后来，我们聊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但是他也很高兴。因为他用最直观的“自我实验”证明了两种不同文化对新鲜的人、新鲜的事的迥然不同的表现。
可能正是因为这看似滑稽的场景却引动了他内在的思考之故，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尼斯贝特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他说，他以前做的心理学其实不是心理学，而是种族人类学。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和美国人，在来到中国后，他发现那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整体，这对于他之后研究风格的转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从一个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小白”，开始对东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在他的这部自传里，我们能看到这种转变的真实历史发生。在他《思维版图》那本书的序言里，他把这段心路历程讲得很清楚。也肯定了我的出现对他的影响。
因为中国，他个人在学术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我看来，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男性、新教基督徒、学术顶流社团中的精英，最后成为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为一个“佛学的实践者”，正是因为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对这个文化投入了最大的激情与敬畏。无论如何，这都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2021年，整80岁的尼斯贝特教授出版了他总结一生的回忆录《人类如何思考》。今天，这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得以面世。作为他的学生、他的合作者，在为这本作序的时候，我有太多想说的话。然而，我更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去阅读一位耄耋老人的生命历程。
的确，尼斯贝特教授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心理学家，但是他更是一个终生充满激情、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一直都是那个站在得克萨斯艾尔帕索火车站站台上、头脑里各种想法激烈碰撞的少年，用一生不息的极致跳跃去发现这个世界的样子……
2024年1月于清华园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