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河谷下游

十几岁的我除了大量阅读外，还做了很多对我以后生活影响很大的事，如加入童子军、出演话剧、加入“哲学俱乐部”社团等。

搬到河谷下游的那天令人难忘。就在下午，我三岁的弟弟不知什么时间找不到了，父亲立刻想到去距离我们家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格兰德河那边寻找。当他走近河边时，看到两个墨西哥裔美国男孩架着我弟弟迎面走来。他们在我弟弟失足落水之前抓住了他。

我们新家后面有一台大型挖土机，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我爬进驾驶室去一探究竟，发现地板上有一个可以按下的大按钮。于是我就按下了它，挖掘机前端臂长10英尺 的铲斗立刻运转起来。母亲慌忙冲出家门去寻找邻居，希望在我找到启动挖土机前进的办法之前，能够让这个机械臂停下来。

河谷下游的房子虽然比上游的大不了多少，却是新建的，而且由原来的两间卧室变成了三间小卧室。这所房子的屋顶上安有一个蒸发冷却器，它的工作原理是把热空气吹到水上，水顺着稻草一样的垫子淌下来，从而带走空气中的大部分热量。这一装置类似中央空调，这是新房子的一个巨大优势。

新环境让我大失所望。这座小粉刷房位于一个小区的中间，该小区到处都是这种小粉刷房。棉花地离这里很远，骑自行车一时半会儿根本到不了。下游的河道远没有河谷上游那么有趣，河边没有树木或其他植被，河的一侧也没有平行的、两旁长有一排盐雪松、河里有很多鲶鱼和小龙虾的大运河。不过，我还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到河堤的顶端，那里是城市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河中的地方。雷克斯是我们搬家时养的一只斯普林格猎犬，骑行的一路它一直陪伴着我。

我的主要活动是阅读，为了寻求更多的知识也为了多看些故事。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为小说而活，但后来就不怎么读小说了，16岁时我就只看科幻小说。我认为，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对男孩子来说，阅读小说会越来越少，而读历史、传记和科学题材的书籍会越来越多。小说的刺激力对我来说日渐衰退，但是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所著的《百年孤独》（ 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例外。我必须重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才能找到一本能够如此彻底地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的书。

我曾读到托马斯·爱迪生小时候立志要读完俄亥俄州米兰市图书馆的所有书的故事，他在读完A开头的书籍后才意识到这个志向是无法实现的。我认为自己年轻时类似的决心尚未达到意识层面，但我确实记得，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就决心要把家藏《科利尔百科全书》（ Collier's Encyclopedia ）附带的所有科学书籍通读一遍。一个月来，我随身携带着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力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Mechanics ），前六页被我翻得很脏，但是我并没有读懂。当然，我要读完第一本书才能开始第二本书。直到我上了大学，才允许自己放弃已经开始读的书。这是个愚蠢、偏执的特质，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一切重要的事情。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浏览而不是细读《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我不再觉得自己需要了解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运动在艺术上的根源，我也真的不需要更多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20世纪初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信息。最近，我读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文章，说最后一个知道所有值得知道的事情的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所以说真的，我永远都无法接近我的目标！

直到成年早期，我都是一个阅读速度极慢的人。如果你读的是重要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优势。缓慢而稳定的学习方式有助于理解、记忆和再加工，让材料成为你自己的。另一方面，我也缓慢地读过很多无价值的东西。我曾尝试着教自己速读，但一直没有掌握窍门，直到我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科学文章。如果你想尽可能多地阅读，就必须在段落层面而不是句子层面进行处理，更不用说单词层面了。你的座右铭必须是“无论如何眼睛都要快速移动”。当然，这只适用于我桌子上出现的大部分内容。当我有真正重要的东西要读，或者只是为了消遣而阅读时，我的慢读习惯就会有恢复。

从河谷下游乘坐公交车30分钟就能到达的市中心图书馆，是我在埃尔帕索生活的一抹灿烂。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座美丽的现代建筑，由华丽的奶油色、镶嵌着化石的石灰岩建造，馆内摆放着散发出美妙气味的石灰橡木书架。选上几本狄更斯、阿西莫夫、弗洛伊德的书回家，坐在公共汽车上吃着图书馆对面街上买的甜甜圈，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经历更令人陶醉的了。

我10岁时加入了幼童军，11岁成为童子军队员。童子军活动是我所经历的最棒的事情之一。我从未有过和其他同龄孩子生活在一个社区里的经历，所以我的社交能力相当初级，抑或许我的社交能力不太好跟我内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连续几天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大大提高了我的社交能力。据说，我所在的由古尔利（Gourley）老师率领的童子军24队是最好的队伍。我们在新墨西哥州克劳德克罗夫特的松树林里有自己的宿营地，该营地位于埃尔帕索以北100英里的林肯国家森林公园内。每年夏天，我们还与来自埃尔帕索和新墨西哥州的其他十几支队伍一起，到新墨西哥州鲁伊多索的一个有山涧流经的营地驻扎两周。

从到达鲁伊多索营地的那一刻起，大家就在讨论哪个男孩能在营地活动结束时徒步登上巴尔迪山顶。巴尔迪的峰顶距离营地有2500英尺，要经过13次跨越溪流的崎岖山路才能到达。我对自己体能的信心甚至比对社交能力的信心还要低。不过，在我参加夏令营的最后一年，十三四岁的我决定要去尝试攀登巴尔迪峰顶。我的童子军伙伴们显然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缺乏信心。在那些有望登顶的童子军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我。

虽然在最后一个半小时的徒步攀爬中我非常疲惫，但我还是登上了山顶。我从森林边缘跑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山顶，穿过一片野花地。在我之后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感到振奋的了。从山顶可以看到100英里外的埃尔帕索的富兰克林山脉，以及大约50英里外的白沙国家纪念碑的黑色熔岩区和刺眼的白色沙丘。这一成就深刻地影响了我对自己的定义：我很坚强，我很勇敢，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有一天你对自己有了这种感觉，那么，你会感觉到其他人也会对你有这种感觉。

童子军24队的足迹遍布美国西南部，包括长途旅行前往大弯国家公园、布莱斯峡谷、锡安峡谷、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石化森林、大盐湖和美国大峡谷，真是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在那些日子里，就我们这一支队伍完全独享这些地方的大片美景。在大多数的旅途中，孩子们一字排开，坐在一辆老式军用卡车的无安全带长椅上。尽管这在当时是最好的，但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与把五六个孩子塞进几辆城市越野车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尽管在正常情况下我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但我还是成为一名鹰级童子军。古尔利老师给我们安排了足够多的荣誉徽章课程，最终我们22人全都获得了这一奖项。这却引发了一场需要调查的全国性奇闻事件，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童子军队伍在同一时间颁发过如此多的鹰级童子军徽章。但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违规，徽章也都得以保留了下来。

我在上斯蒂芬·F. 奥斯汀高中期间，做了很多对我以后的生活有影响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提升了辩论的能力。辩论对年轻人来说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活动，你必须学会紧扣笔记要点进行流畅的表达。这对今后你所从事的很多职业来说，擅长辩论真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能够促使你所表达的观点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辩论还有一个我未曾听闻的优点——它能给你上宝贵的一课，即有人可以在不歪曲任何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流畅、清晰、令人信服的观点，而这个论点仍然可能是一派胡言。当你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时，你就能更好地适应我们当下的世界。

奥斯汀高中设有一个由学生担任的管理岗位，每逢学校有大型集会时承担司仪工作。在毕业那年，我担任了这一职务。这个学生管理的职责之一是为周五晚上的足球赛组织好呐喊助威工作，其中包括为本球队加油鼓劲，为对手喝倒彩。在与镇上另一所重点高中——埃尔帕索高中的年度比赛中，我们各自都会通过广播播报组织的助威活动，所以双方都能从广播里获得对方助威情况。比赛之前，校长把我拉到一边嘱咐道：“我以前是校队的足球教练，我曾让队员们在更衣室听比赛助威播报。每当对方学生管理员说一些贬损我们球队的话时，我便会说‘孩子们，知道他们是怎么看你们的吗’，这样可以很好地激励他们。反之，不要说任何可能被对方教练利用的话。记住，我们是弱者。”

我点了点头，但并没照做。我对埃尔帕索高中及其球队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比如“埃尔帕索自称山上的学校，今晚它将成为山沟里的学校”这样的俏皮话，每一次抨击都会引起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可以说，我绝对知道煽动人心的刺激。当然，校长很生气，但我已经被大学录取了，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且我们赢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上高中时还演过不少戏，曾在参加地区比赛的独幕剧中担任过主角。我还在让·吉洛杜（Jean Giraudoux）的《狂女查洛特》（ The Madwoman of Chaillot ）中扮演过拾荒者，演出结束后，我坐在观众席上，一边为自己出色表现感到高兴，一边观看埃尔帕索高中的独幕剧。可是不到五分钟，我便感到了羞愧，他们的男主角绝对棒极了，说他是个天才演员也绝不为过。相比之下，我发现自己简直是个业余演员，评委的点评也证实了这一点，诸如“你对所演的角色没有真正领悟，你只是在随意地表演”这样的评价。数十年后，埃尔帕索高中的领衔主演F. 默里·亚伯拉罕（F. Murray Abraham）凭借影片《莫扎特传》（ Amadeus ）中的安东尼奥·萨列里一角获得奥斯卡奖。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想包一列火车去奥斯汀高中所在的小镇踢一场足球赛。我冒充学校官员给南太平洋公司打电话。我没想过会成功。如果是面对面协商，他们则会发现他们对面是一个17岁的孩子。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包火车这事竟然通过了。一些家长和校方管理者听闻了我的策划，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包下了火车！火车在很多人的陪同下出发了，这并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这件事后续实施的过程显然没有我酝酿的过程那么令人兴奋。

我在高中没有做但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多地学习物理和数学。我当时很自信，自己将走文科生之路，不需要这些课程知识。错了！对于一名心理学家来说，不学习这些课程的内容真是大错特错。我很少学数学的部分原因是，我认定自己在数学方面不会再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四年级时我的数学成绩还不错，可到了五年级却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当时同学们开始学习分数，我却因单核细胞增多症在家养病。此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我父母的说法是：“尼斯贝特家的人的数学从来都不怎么好。”我很满意这种托词。同样，对于体育运动我也是能躲就躲。那是从三年级开始的，学校要求我们打垒球，而我真的打得很糟。当时我真应该找一个信任的人来做我的生活导师的，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他就说过：“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可以学习的，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学会它；如果你认为你所拥有的任何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你就不太可能进步。”

我在高中的理科学习止步于化学。我不喜欢化学，部分原因是教化学的老师有口臭。几十年后，当我第一次闻到腐烂的紫丁香花的味道时，我一下子有了法国大文豪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所描述的吃了玛德莱娜小蛋糕的体验。奥斯汀高中、化学课以及海明格老师（别担心，这不是他的真名，他的后代不会感到尴尬）的气息突然扑面而来。

高三那年，我尝试过多种身份。当时，得克萨斯州的高中有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icer Training Corps，ROTC），能身着军装用M1步枪射击让我很兴奋。于是，我加入了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操练队，在那里你可以穿上整齐的绳状肩袢。但是，我应该早料到的，剩下的便是齐步走、齐步走、齐步走。我在那里没待多久。后来，我加入了疯帽匠热血赛车俱乐部（Mad Hatters Hot Rod Club）。我的确喜欢汽车，尽管我那辆1949年产的雪佛兰四门轿车几乎不被认为是可改装的提速车。俱乐部里充斥着油脂、香烟烟雾和青少年意气的混合气味。我不喜欢那种气味，而且我几乎不知道化油器和歧管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很快又放弃了这个身份。

同年，我读了菲利普·怀利（Philip Wylie）写的一本书，书名是《21号作品》（ Opus 21 ）“opus”这个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本书涵盖了怀利对生活、社会和文学的观察。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新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就是这个词！说的就是我！我加入了一个自称“哲学俱乐部”的团体。我开始在每周六晚上参加社团发起的激烈的自由讨论（这会让你了解俱乐部成员的社会生活质量）。我们讨论文学、电影、人生哲学，以及在埃尔帕索除我们之外其他人令人遗憾的狭隘主义。我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至少在我心中是这样的。 yWkZ11t1MJXZA3Bdk2DxdXkQ8KKjJrNReOIhgnkdvzFuQO1mOq3Cg1bIiTSiJr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