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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经典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这一马克思主义名著，具有十分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特别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角度来重读这部著作，则有着特殊的收获。笔者惊喜地发现，《共产党宣言》中包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而且这些思想还被凝聚为若干个精辟的论断。发掘和阐释《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和论断，对于我们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部分，有一段振聋发聩的文字：“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一段文字确实震撼人心，但我们不能只是从感情上去欣赏它，还要从理性上去发现它的科学内涵。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一个重大命题，它实际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原则即旗帜鲜明的原则。
从语义上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值得仔细品味。比如，“观点”和“意图”在这里加以区别，就是很有意思的。“观点”主要是见解、看法，属于解释世界的范围，而“意图”则带有行动的意向，属于改造世界的范围。对于一般人来说，或对于单纯的学者来说，只要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就可以了，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不仅如此，还要做到不隐瞒自己的意图。而且，共产党人不仅要不隐瞒，而且“不屑于”隐瞒，这就更加鲜明生动地刻画出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品格。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品格，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和态度，即正大光明或光明磊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党人抱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目的，这样的目的如果说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但共产党人仍然公开说明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并不因危险而隐瞒自己的意图。共产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并不只是因为其中有一些意志坚强的人，而是因为这个党本身，这个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本身的性质。从性质上说，共产党人是光明正大的，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既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勇气，也体现出他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不仅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品格，还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和策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既是共产党使命的本质要求，也是现实宣传的需要。在“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为了避免社会对自己的谣传和误解，也需要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共产党宣言》一开始就谈到它自身产生的背景，一方面，共产主义处于旧势力联合“围剿”的险恶环境，另一方面，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人们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所以，《共产党宣言》提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从《共产党宣言》本身的形式看，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宣言”就是一种公开的宣告，它是十分公开化的，具有鲜明的风格。
公开、不隐瞒就是旗帜鲜明，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原则。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像其他的一些团体那样，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是旗帜鲜明地进行的。比如在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宣传群众，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宣传很透明。因为他们相信，革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共产党人不是诱骗群众来革命的。当然，旗帜鲜明的原则更多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无产阶级也可以使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或以隐性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这是属于方法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违背自己旗帜鲜明的原则。性质上的旗帜鲜明，并不等于策略上的明火执仗。如果一味地讲鲜明，不懂得讲策略和说服艺术，那也不能达到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对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这里提出的是共产党对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教育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当时主要是关于阶级意识的教育，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由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论述了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对于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和权利，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意识教育的必要性。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历史使命，但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他们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著作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由于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而“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同时也指出它们对阶级对立认识的不彻底性。“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论述共产党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不只是让他们意识到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是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比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工人群众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使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主人翁和主力军作用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精神发展的分析，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感，他们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十分辩证，并不是简单化的。他们并不是把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都归结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而是深刻分析无产阶级成长的过程，论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互动，揭示了资产阶级带给无产阶级“教育因素”这一特异现象。
首先，资产阶级由于把无产阶级卷进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政治斗争，从而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这里的“教育因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事实上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教育因素”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
其次，“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这里，“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这就很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中整批成员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或因其生活接近于无产阶级，从而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蒙的因素，为他们阶级觉悟的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这一段论述真是精辟之极，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阶级分析方法，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向无产阶级的论述很有理论意义，它事实上是列宁灌输理论的先声。对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灌输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灌输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并不能因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这一思想只能产生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思想家的科学研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家从其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工人运动之外“灌输”进来的。对于这一思想，我们过去有些难以理解。主要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何以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现在，我们再次重读《共产党宣言》这一论述，可以加深对列宁这一理论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有“两个必然”，而且还有“两个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如果说第一个决裂主要是指经济领域和经济变革方面的话，那么第二个决裂则是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角度来讲的，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问题紧密相关的。
关于这两个决裂，特别是第二个决裂，我们现在讲得不多，而且有人觉得它讲得过于绝对。其实，这里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这里的“传统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以往阶级社会中的反映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意识形式和思想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上述论断之前写道：“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才说了“两个决裂”。可见，这些传统观念指的是打着阶级剥削和压迫印记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消灭阶级压迫、实现高度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截然对立、不能相容的。
而且，“两个决裂”本身是相互联系的，第二个决裂是建立在第一个决裂的基础上的。第一个决裂讲的是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即与资产阶级私有制彻底决裂。而第二个决裂是从思想意识上讲的，实际意思是与反映私有制关系的观念彻底决裂，而并不是与所有的传统观念或文化彻底决裂。
当然，马克思在一些场合谈到一般的传统观念时，也往往突出其消极的方面。这未必全面，但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我们不必苛求前人。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用更为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和评判传统观念，区别出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见，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与我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并不是可以完全割断联系的。因此，我们在一般地面对传统时，不一定要“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过程中，也要全面地分析对待传统文化，不要一味地认为传统的东西一切都好。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决裂”思想，与传统中那些体现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观念彻底决裂。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所要求的。
“两个必然”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形成。但就其命题的经典表述而言，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提出来的。“两个必然”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提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命题找到了自己问世的最经典的形式。《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两个必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在这里明确提出无疑是最合适的。而且，宣言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带有向世界宣告的性质，而“两个必然”恰恰是一种历史的宣告。可见，“两个必然”和《共产党宣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两个必然”命题的《共产党宣言》和离开《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必然”命题，都是难以想象的。
认识和把握“两个必然”的科学命题，既涉及思想内涵，又涉及语言表述。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它的思想内涵，我们有必要对其作一些语义分析。
首先，“两个必然”的提法是一种中国式的概括和简称。虽然它所表达的思想和论断来自《共产党宣言》，但就其字面表述和概括来讲，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我们没有看到过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使用过“两个必然”这样的提法。在苏联学者写的众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论著中，似乎也没有见到过类似的提法。大体上可以断定，这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和论述的简明概括。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语言习惯，就是常常把相近的或相并列的东西作一个数量上的概括，使之更为简明易记。这一习惯不仅存在于普通群众和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政治宣传和理论研究中。比如，我们常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两个必然”的提法也具有类似的性质。至于在中国是谁首先作出了这种简明的概括，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两个必然”这一提法已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作出了贡献。
其次，“两个必然”的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原文实际上是“两个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两个必然”就是对这句话的概括和简称。从字面上看，“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必然”略有不同，而且表述的角度也略有差异。“必然”是从正面讲，“不可避免”是从反面讲。而且，“必然”是一个规范性的哲学概念，“不可避免”则是一个通俗语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两个必然”概括的科学性。事实上，“两个必然”的提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既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也符合马克思的表述。因为“必然”的东西，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意思是一样的。
再次，“两个必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讲的。“两个必然”的表述有一个角度问题，既可以从阶级的角度，也可以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还可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进行表述。从《共产党宣言》来看，马克思讲的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因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及其必然趋势或结局的角度来讲的。这与我们今天主要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角度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有所不同。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宣言》本身的体裁要求相联系的。因为当时正是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且《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党的文件。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两个必然”在马克思那里只具有阶级斗争发展趋势的含义。因为马克思讲阶级斗争，并不是孤立地讲，而是把它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表现，看作是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杠杆。而且在《共产党宣言》的波涛一般跳跃的语言中，马克思也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上来阐述了“两个必然”的思想。总之，“两个必然”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根据当时当地的语境可以在表述角度上略有不同。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主要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表述这一思想，这并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
最后，“两个必然”实质上是一个“必然”，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必然”并不是说有两个不同的必然性，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揭示同一个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一个阶级斗争进程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一个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因而，讲其中一个必然时，实际上也包含了另一个必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从字面上看，这里只有一个“必然”，但另一个必然已隐含其中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讲“灭亡”，不是指一个纯粹虚无的结局，而是认为其中蕴含着新的开始。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就讲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后来，列宁曾经把“两个必然”归结为一个必然，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并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
。
当然，这并不是说“两个必然”的提法不科学或没有意义。事实上，从两个方面来讲这同一个必然性，对于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历史上看，对未来作出必然性预言的情形有两种：一是预言灭亡，比如预言某个城市、国家的必然灭亡；二是预言新生，比如预言必然出现一个新的国度等。这两种预言在很多情况下是分开的，但也可以是结合着的。“两个必然”是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预言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另一方面预言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这同时也就展现了前者的灭亡与后者的胜利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历史必然性的论断在内涵上具有更为丰富和充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