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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论述和思想，非常值得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但是，他们的相关论述往往不是直接的、集中的，而是间接的和分散的。为了汲取他们的宝贵思想，我们需要全面细致地去发掘。为此，不仅要考察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而且要考察他们的早期作品。笔者认为，恩格斯早年的《德国民间故事书》就是一篇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从少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民间故事书，他从1838年秋天开始大力收集各种民间故事书并加以研究。他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大约写于1839年10月，发表在同年11月的《德意志电讯》上，署名为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这是恩格斯年轻时代的笔名。那时，恩格斯不到20岁。他撰写此文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奥·马尔巴赫和卡·西姆罗克分别自1838年和1839年起筹备出版的德国民间故事书。这些书的出版，促使恩格斯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民间故事书的价值以及出版原则。正是在对这些民间故事书的批判性考察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恩格斯提出并论述了“民间故事书的使命”问题。他写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恢复精神，得到欢娱，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玫瑰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饱受折磨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他们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根据这一论述，民间故事书主要有三个使命或社会职责：
民间故事书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使劳动者在辛苦的劳作之余得到娱乐和休息，使他们忘却劳累，帮他们消遣解闷、恢复精神。恩格斯在这里首先谈到农民，是很自然的。民间故事书当然是面向民间的，农民是广大的下层群众，他们的精神生活和对他们的社会教化，无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恩格斯接着谈到了工匠和手工业者，他们像农民一样，处于社会的低层，过着艰辛的生活。民间故事书同样也应该给予他们生活的慰藉。
民间故事书的第二个使命，是带给劳动者一种美好的向往，使他们超越日常生活的艰难和凡俗。在这里，恩格斯着意强调了民间故事书点缀和美化生活，为下层群众增添生活希望的作用。恩格斯形象地写道，民间故事书能够把农民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玫瑰园，把工匠的作坊和饱受折磨的徒工的简陋的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
民间故事书的第三个使命，是教化大众，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下层大众受到思想道德和政治的教育和鼓舞。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道德教育。民间故事书负有道德教化的使命，即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使人们有明确的道德感。在这里，恩格斯把民间故事书提到极高的地位，认为它“同圣经一样”。可以说，民间故事书起着传统道德的传承和教化的作用。其次是培育人民的自我意识，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里明显具有反封建的倾向，是恩格斯当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再次是激发人们的勇气，使人们有一种蓬勃的朝气。最后是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即爱国主义。民间故事书的教化民众的使命，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可以说，民间故事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就在于论述了民间故事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恩格斯不仅明确论述了民间故事书对于普通劳动群众的慰藉和提升作用，而且结合自己的体会谈到了它对于知识者的清醒作用。他写道：“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书虽然语言陈旧、印刷有错误、木版画粗劣，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从我们这种矫揉造作的现代‘状况、迷乱和微妙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了一个更接近自然的世界里。”
知识者的弱点是容易耽于幻想而迷失于矫揉造作的风气中，而民间故事书则用它的古老、纯朴、简单带给知识者以生活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故事书对于知识分子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恩格斯把民间故事书看得很高，认为对民间故事书应该高标准地提出要求。“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
恩格斯从多方面提出了对民间故事书的要求。
首先，民间故事书要有诗意和趣味，体现民间风格。恩格斯认为，在形式和风格方面，民间故事书应该“诗意盎然，妙趣横生，而且它们的形式，即使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大体上也能完全接受”。
在这方面，恩格斯赞扬了《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事》的“真正的民间风格”。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书应该有诗意，但也不能仅仅根据是否有诗意来评判民间故事书。恩格斯批评了那些在改写和传布民间故事书方面作出了贡献的浪漫主义作家，认为这些作家看到的仅仅是诗意的内容，而不能理解民间故事书所特有的意义。
其次，民间故事书要体现纯洁的道德和健康正直的民族精神。恩格斯写道：“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
。在纯洁的道德方面，恩格斯指出有些民间故事书不宜介绍给大众。比如《特里斯坦》一书，“整个叙述就是为通奸进行辩解，把这样的民间故事书介绍给大众是很成问题的”
。德国民间故事书来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打着历史的印记，并体现着民族的精神，这是不奇怪的。在这里，恩格斯谈到了“德意志精神”，但他不是抽象地而是有分析地讲民族精神，强调这种精神的积极方面，即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
再次，民间故事书还应该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反映时代斗争，体现时代精神。他写道：民间故事书除了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外，“我们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争取自由的，并使自由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即正在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人们同虔诚主义的思想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事书也面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实情和合理性，当然，即使不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也决不能纵容阿谀奉承，不能鼓励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但是，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决不能叙述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
恩格斯在写作此文时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认为民间故事书的出版也应该起到这种时代的作用。他所特别欣赏并称其为真正的民间故事的，是那些体现男人的勇敢和反抗精神，而不是体现女人的逆来顺受的故事。他写道：“在《海蒙的儿子们》里，感人的是无所顾忌的倔强性格，是以血气方刚的劲头反抗查理大帝的专制暴政，甚至不怕当着帝王的面亲手为所受的屈辱复仇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反抗精神。在民间故事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许多缺点都可以不去计较。”
最后，民间故事书不能传播迷信。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来自中世纪，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世纪日耳曼语族或罗曼语族的诗歌，二是民间迷信。不用说，有些民间故事书带有迷信的色彩，那些极有价值的民间传说，也可能被加上迷信的成分。恩格斯考察了德国民间两个最有影响的传说，即浮士德的传说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的传说。他悲愤地写道：“可是，这两部传说在民间故事书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呵！它们根本未被当作自由幻想的作品来理解，不是的，而是被理解成了奴隶式迷信的产物。《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书甚至要人们对它的内容抱宗教信仰，它试图用圣经和一些荒诞无稽的神话来证明这些内容；在这本书里，传说只剩下一层最表面的外壳，而里面却包含着关于犹太人亚哈随鲁的冗长枯燥的基督教训诫。浮士德的传说已沦为巫术故事，并被掺进了鄙俗的妖术轶闻；甚至连民间喜剧里保存下来的那么一点诗意，也几乎绝迹了。这两本书不仅不能使人得到诗的享受，它们现在这种形式只会使旧的迷信死灰复燃、变本加厉”
。
恩格斯在文中还谈到了几本宣扬迷信的书，即“别出心裁的《百年历书》、绝顶聪明的《占梦书》、屡试不爽的《幸福轮》以及诸如此类可憎的迷信的荒唐产物”
。他认为，这些货色不应当在民间传播，如果说书报检查机关有责任和权力查封某些书的话，那么“只有确实宣扬迷信的书，书报检查机关才可以不予批准。”
而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竟为它们盖章并允许其流传，这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民间故事书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使命，那么它们就应该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版。恩格斯写道：“为德国人民着想，难道不值得从这类书中选出最优秀的，经过精心修改再出版吗？”自然，重新出版不能一切照旧，而必须根据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进行加工和改写。
恩格斯认为，要对以前出版的民间故事书进行全面筛选，选出最优秀的重新出版。德国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书是相当丰富的，但又参差不齐甚至鱼龙混杂。因而，重新出版这些书籍，必须进行筛选。而从事这种筛选的人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辨别力，能够根据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特点做出选择。要挑出那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优秀的作品重新出版，而对于充满着迷信思想和封建糟粕的书，对于荒诞无稽的书，则不能让其再版。选择的标准，主要看其是否对德国人民有益。在谈到《梅卢齐娜》一书时，恩格斯说：“《梅卢齐娜》尽是荒诞无稽的怪物和想入非非的夸张，所以，从中可以看到类似唐·吉诃德一样的行径，而且我必须再问一次：这对德国人民有什么用？”
至于《特里斯坦》一书，由于通篇是为通奸辩解，那就更不宜于介绍给大众。还有《屋大维皇帝》一书，恩格斯虽然很赞赏其中的爱情故事，认为书的后半部写得非常出色，是真正的民间故事，但他敏锐地看出，贯穿全书的却是“主张贵族的血液比平民的血液更高贵的思想”
，因而忍痛割爱，反对再版。
恩格斯主张，要剔除旧版本中的迷信成分，挽救其中有价值的民间传说。有些版本尽管有不少迷信的成分，但其民间传说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于这样的故事书，应根据原有传说进行改写，恢复其本来的纯洁。比如民间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和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恩格斯认为它们作为由德国人民创作并逐步完善的两部传说，在各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属于最深刻之列。它们的营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时代都可以采用它们而不改变其实质。尽管旧有版本的故事书由于渲染迷信而几乎毁掉了这两个传说，但是，“难道就不能为德国人民挽救这两部传说，恢复它们原有的纯洁性，鲜明地表达它们的实质，从而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也不至于无法理解传说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吗？”
恩格斯认为，民间传说应该是民间故事书的基础。对民间故事书的改写，不能冲淡其中的民间传说。恩格斯批评了《狮子亨利公爵》的改编者，认为在风格朴素的民间故事书后附上冗长的现代叙事诗，破坏了民间故事书的风格。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说来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民间去。
民间故事书虽是现代的改写，但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古老语言的风格。恩格斯一再强调“非必要时不改动古老的词语”
。他认为，在改写时善于运用古老的风格的，只有格林兄弟。正是这对兄弟为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特别是各国儿童，留下了最优美的童话故事。自然，新出版的德国民间故事书，要纠正旧版本中的错字，更新插图，以更好的装帧送到人民的手中。
《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提出了很精彩的思想。它是恩格斯早年的作品，在那个时期，恩格斯刚刚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还没有开始“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更没有开始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经典作家早期著作和思想的价值？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过程中，能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论述和思想作为依据？
一般来说，我们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应该以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为基本依据，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些著作无疑具有最高的学术权威和引用价值。但是，经典作家的早期著作中也有很精彩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原理建构和理论指导方面的意义。他们早期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论述虽然并不是在成熟的思想基础（唯物史观等）上提出来的，但它们并不与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相冲突，而且完全可以经过文字表述上的改造和理解上的调整，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比如，恩格斯在文中提出的民间故事书具有社会教化使命的论述就很精彩，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具有特殊的重要的价值，是很可贵的。其中谈到要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这实际上是讲爱国主义的问题，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反而很少有这样的论述。他们虽然后来也曾谈到爱国主义，但往往带有某种贬义色彩，比如嘲笑小市民的爱国热情和狭隘性等。他们往往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来看待和评论爱国主义，因而往往对爱国主义持批评态度。这难道是因为他们反对爱国主义吗？其实并不是，他们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主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但由于环境和语境的问题，他们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场合再来讲爱国主义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他们早期著作中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必要性的论述拿来作为后期思想的补充，就很有必要了。
我们今天来研究经典作家的早期思想，一方面是站在成熟时期经典作家思想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来发掘和阐释的。经典作家早期著作毕竟有它的历史局限，特别是在思想的表述方面。我们可以也应该超越其早期表述和思想的早期形式，以更合理的方式来理解其中的思想。这就可以避免可能的偏差。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有特定的角度。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是把它放在文学领域中来考察，从而发现了它有很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价值。
另外，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与鲁迅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学习。鲁迅的杂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讲的也是民间故事书，不过是典型的中国的民间故事书。书中也讲到了故事书的社会教化作用。鲁迅的论述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印证了恩格斯的论述。恩格斯着重讲的是发挥民间故事书的社会教化的积极作用，而鲁迅着重讲的则是避免民间故事书在社会教化方面的消极作用。鲁迅批判了封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儒者），他们一厢情愿地要用二十四孝的榜样来传布封建道德，结果由于在选取和宣传榜样方面做得过于极端和违背常情，因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比如郭巨埋儿一事，讲的是汉朝孝子郭巨，因家贫而欲活埋掉自己的儿子，以便省出口粮供养老母。这本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郭巨在挖坑的时候，却掘出一罐黄金，结果皆大欢喜。鲁迅小的时候学习了这个故事，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孝心的感动，反而对尽孝失去了信心，并在内心感到自己与祖母势不两立。他写道：“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