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过程的有机统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观点最早见于1923年5月李达在其名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文章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应当“按照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来应用。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文章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最起初就是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元素相融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更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科学的扬弃，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以及社会变革和建设的实践，取得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传播、普及到应用的过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不断产生与完善的过程。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先传入并实现中国化的理论部分是其唯物史观的思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蔡和森、恽代英等人，在向国人宣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部分基本概念原理的介绍。这引发了中国社会关于问题与主义、科学与文化的大讨论。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希望，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与动力、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以及理想社会形态等科学理论的过程中，积极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将实现全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终极理想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中国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介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存在着只传播唯物史观而对哲学体系的完整性重视不够的片面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性、与中国实际结合不够的教条主义等缺陷以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过于主观而出现的理解偏差与错误。在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上缺乏辩证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以片面的否定为主，存在对文化民族性重视不够的问题。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与普及。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对于宣介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针对党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化、教条化，将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斗争。通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毛泽东在集中全党智慧与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方法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法应用到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当中，主张用辩证的否定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与哲学史进行科学的扬弃，抛弃其中腐朽的封建糟粕与错误观念，提取出其中具有科学性、批判性、现代意义与价值的思想精华，梳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并加以改造吸收。代表性成就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等文史方面的著作等。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辩证法、历史观等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的高度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复杂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一样，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现实与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融合。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我们党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科学的实践方法论的学习、把握与应用，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麻雀”等科学的工作方法，增加了理论的普及力度与范围，将哲学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鼓励群众在生活与工作中开展对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等错误观念的批判，在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发展与完善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以及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华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新阶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将改革进行到底，在新时期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度融合，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新的使命担当。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是西方和东方的两种文化系统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对话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本土的诠释者从古今中西时空交织的思想文化发展的理论视野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中国化诠释的过程中，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接纳和解的过程中，在历史的、世界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在空间地域以及历史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拓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与交融也在向纵深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文化角度可以看作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向建构与融通。而基于两种异质文化体系的不同哲学理论如何实现融通，需要我们对二者的理论内涵、精神特质、文化精髓、逻辑架构等进行全面、深刻、细致的把握。 t4p/HZgnuXG9ZeiWOhCER7CiWIKwI8z2wXCGB0PWIOKSZu0u7KEh+io27rtGyK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