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源自西方的哲学理论，它能够被宣介到中国并被中国民众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实现的理论依据与文化基础，特别是与作为其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相互接纳与建构的可能性，不仅可以有效地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纵深方向发展，更有利于促成中国传统哲学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化。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发展的文化底蕴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厚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互动交融中实现的。许全兴认为，作为人类最先进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一块思想文化贫瘠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例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科学的实践观、讲一切从实际出发相类似，中国传统哲学主张“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命题最早产生于汉代，强调通经博史学文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做学问要关注现实需要，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后来经过唐代的颜师古，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再到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的理论创新，其思想内涵更加丰富。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革命的实践观出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文化共性基础上实现融通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第一，二者都是以人的发展与价值的实现为理论宗旨和道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入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实现全面解放与发展的真正自由的社会，是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一人的主体性充分自由发挥，自我实现与价值超越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第二，二者都具有积极入世、乐生贵生的精神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动的、实践的、发展的哲学，这决定了它不仅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能够积极主动地改造世界，而改造的过程就是辩证的否定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是扬弃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随处体现着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同时作为尊重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价值的主体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倡积极乐观有为的生活态度。这与儒家哲学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生生不息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第三，二者都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重视人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儒家以水与舟的关系作比，提出“民贵君轻”“得道多助”、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二者有相似之处。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思想与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和同之道、阴阳之道，道家哲学的有无、难易、祸福之辨以及兵家关于存亡、死生的论述存在相通之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发展的思想与儒家哲学变化日新的观点等也存在相契合之处。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来看，作为其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相互建构、融通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相互建构与融通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不断地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实现创新转化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不仅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二者在内在的逻辑结构上也存在着同构性。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西方哲学不同派别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具有西方哲学背景，自然也需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思维与存在这样明确的概念表述，但在哲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它进行了探讨。具体表现为先秦时期的“天人”“名实”“道器”之辨，西汉时期的“神形”之争，魏晋、隋唐时期的“有无”“言意”之争，宋明时期的“理气”“心物”之辨。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思考更多地是从心性修养的角度提出的，与西方稍有不同。但不能否认，哲学基本问题同样也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贯彻始终的，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逻辑出发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这就从其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能够相互融通的可能性问题。另外，二者不仅在逻辑起点上具有一致性，在逻辑结构即逻辑范畴体系上也存在着同构性，这也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内在依据。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范畴，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墨家“类”“故”“理”的逻辑范畴体系在逻辑上实现了同构。“察类”“知类”需要辨别同异，即同一与差异；“求故”需要分析事物的理据，即原因与结果；“明理”需要了解“必然之则”与“当然之则”，即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对某些逻辑概念范畴的具体表述不同，但本质上是逻辑同构的，这就从逻辑学上为二者融通提供了新的根据。

最后，从哲学体系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许多共通之处。第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先秦时期的《易传》《老子》《孙子兵法》等许多著述中都有关于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矛盾等辩证法概念范畴的探讨，这种契合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矛盾论》等许多著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在吸纳与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与方法论，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深层次的分析、概括与总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智慧。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科学实践观也有许多契合之处。知行关系问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课题，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哲人对其进行过论述：孔子讲“学而知之”，荀子推崇“行高于知”，汉代王充重申“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夫之讲究“行先知后”，黄宗羲认为“学贵践履”，颜元主张“知从行来”，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大多指的是一种道德认知与德性践履，但其中也蕴藏着现代科学实践论的萌芽。毛泽东的《实践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识论为指导，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要求相契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了创新转化，提出了能动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产生出的重要的理论发展成果。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也存在公度性。中国传统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也有自己积极主动的思考，其中以变易的历史观和进化的历史观最有影响力。变易的历史观出自《易传》“日新”“生生”的变易思想，这种变易的思想可以看作后来改革、革命思想的雏形。这种思想认为社会历史处在永恒的变动与发展过程中，相应地，其中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层面与观念、态度、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都要随之改变。正如龚自珍所言，“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到了中国近代，面对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世界的巨大变化与传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剧烈变动，“中国该向何处去”是他们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他们对近代社会历史不断变化的认识，对社会变革的思考，进一步丰富了变易的历史观的内涵，赋予其更多的时代内容与特质。然而变易的历史观由于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把握，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其中所蕴含着的有关变革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有众多共通之处，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够实现的理论契合点。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进化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说法有其合理的地方，其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有许多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许多契合之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OpZaJmAqux598Cf6qFokxRdOLBQDqKjiGcKPK5pFGUP+AQ/lJewQQGUzc69nX8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