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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之初，就面临着如何被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接受的现实问题。作为根植于西方文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能够真正在中国本土扎下根来，除了其满足了中国社会实践对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需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通约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交融，从中国人对其理论文本翻译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文本的互动过程本身就是两种哲学所代表的中西方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有关二者融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创新转化的探讨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推进，随着其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探讨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首先体现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第二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的过程中，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出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辩证扬弃与创新转化的先河。毛泽东本人积极倡导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体现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其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矛盾思想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与应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理论智慧的光芒。邓小平关于小康、真理标准、“三个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国两制”等的论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便是在不同阶段的实践要求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将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融通的产物。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结合新的实践目标与时代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任务，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
二、国内专家学者的理论成果
国内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创新转化的双重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实现融通的必要性、可能性、融通机制与方法，以及融通的依据和过程等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近代以来有关中西马融通的探讨中，新儒家的研究颇具影响力。新儒家是中国现代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存的重要学术流派，主张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文人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对儒释道思想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家心性论的思想做出新的诠释，积极探索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关于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新儒家试图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去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新儒家在结合中西哲学上所做的努力，他们对西方重科学轻价值、重利轻义等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对于应对西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价值失守、意义空场等一系列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新儒家之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发展进行过理论的探索。
王向清在《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出发，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近代中国社会哲学发展史入手，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在于社会实践。同时从认识论着手，创建了“智慧说”，并对传统哲学中的人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与再发挥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哲学。
陈先达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应当从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该书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学理论证。
安启念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中提出，生活实践是理论的生命之源，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理论必须不断创新才能解答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而这也关系到理论的前途命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实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对五个问题做出解答：原有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生态恶化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人与人的关系；腐败现象、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等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身的关系；长期以来将物质财富的增加视为价值目标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我们重新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如何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为国家的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指导。要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与方法论价值不容忽视也永不过时。上述五个问题都关乎价值理性，而关于自由王国的实现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关乎价值理性的问题，我们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仅仅从生产力决定论的线性关系入手，简单地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之后自然就能解决的问题。如今，社会实践的发展呼唤价值理性，正如列宁所说，生活实践的发展会时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时而把它的那个方面摆在第一位。因此，实践的发展，新问题的出现，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创新。
杨谦在其《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在于其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满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需要，解决了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中国实际内在地包含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又内在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内在地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改造，使之真正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宗旨的创新转化，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本质内涵与价值诉求。该书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与转化过程概括为文本互动、思想交锋、视界融合、综合创新四个环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看作在中华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实现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与中国人从自己的前见出发进行解读的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看作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锋中、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融合中、在中国理论家的综合创新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过程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
方军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结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元素的结合。该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结合的路径、结合的具体方法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二者相结合的最优路径与方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导。
丁祯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文化元素相结合的过程是二者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化腐朽为神奇，消极元素被清除，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借鉴和发扬了优秀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实现了理论自身的繁荣发展。
夏兴有、吴燕在《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基于时代精神差异性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根本原因与动力。中国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狭隘视域向现代性视域的转换，用价值理性合理规约工具理性，用道德与价值的正义性判断取代简单的是非判断。中国哲学转换的路径是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姿态。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其中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料与方法。
三、国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心理以及哲学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心理因素，探讨了毛泽东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文化心理因素，德国学者皮特·奥皮茨在《从儒学到共产主义》《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等著作中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儒家思想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文化心理过程。美国学者窦宗仪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致力于阐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进化的世界观”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是大同小异的关系，二者在辩证唯物主义上有很多一致性。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非常相似。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朱熹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关系密切，甚至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于中国，后通过传教士宣介到西方，再经过马克思的科学处理之后又传回中国的观点，并且他认为这就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原因。
关于毛泽东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以及阴阳辩证思想，是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造的产物。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向西方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中西方知识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翻译过程的影响，德国学者李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在经过翻译介绍到中国之后，其中的许多概念、范畴都有了中国化的表述。这些产生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语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术语之后，既实现了对自身语义内涵的超越，也影响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概念与范畴会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质与文化内涵，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还会有更多在经典著作中没有的新的概念与范畴被创生出来，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
从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热情，其中从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入手所进行的探讨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