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及特质

中国传统哲学内倾性的治学取向，使得中国哲人始终坚持向内超越、由内圣而外王的人生价值实现路径，把人生理想与社会伦理、经世致用联系起来，把价值观与人生观融通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视野始终聚焦于人学领域，探讨人自身的价值理想，追求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探寻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追求在真善美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的达成相结合，具有伦理的、美学的、人学的理论特色。在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本”“成己成人”“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等核心命题中，随处可见中国人鲜明的主体担当意识与主人翁的责任感。将人生观与价值观相整合、家与国相建构、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实现内在超越的同时兼济天下，这样既成就了自身的完满人格，又将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普惠天下，实现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双赢。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构

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以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在不断融合本土多元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和改造外来思想文化（如佛学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儒释道三家并立的局面，到宋明理学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并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儒释道三家的合流是在坚持自身的核心特质与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在不断吸纳其他各派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自确立时起，“儒为表，释为心，道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文化传统便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的思想教化深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参与了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核心，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儒释道三家的合流源于三者在思想特质与文化内涵上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关系：儒家仁爱，道家崇德，佛家慈悲；儒家入世，道家遁世，佛家出世；儒家正心，道家炼心，佛家明心；儒家讲修己以安人，道家讲养生穷万物，佛家讲见性度众生。虽然三教在基本观点上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是同体同根的。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心性修养的学问。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终极理想，主张在生活中体道、行道，重视反省克己的体察功夫与克念作圣的存养功夫，既要以礼义为标准反省自己在德行上的亏欠与过失，又要以忠恕之道为依据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以《大学》中的“三纲”为内圣外王的三阶段，以“八条目”为内圣外王的渐次开显，而以止、定、静、安、虑、得为内圣外王的具体方法。道家以内证道体、外显大用为根本宗旨，主张通过清静无为、性命双修来实现对道之本体的了悟，而在悟道之后便可向外发力，实现道体无不可为之用。佛家以“自觉觉他”为究竟圆满，主张通过历事练心、渐修顿悟的功夫破无明、见自性，进而自觉而觉他，有情无情，同圆种智。可见，三教均以由内而外的心性修养为宗旨，希望通过德性的涵养、智慧的开显、自性的发明，提升生命的品质，实现身心的和谐。另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都是以实现“天人合一”为共同价值诉求的学问。无论是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或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又或是佛学的“随其心净，则国土净”（《维摩诘所说经》），皆表明三教虽然在心性修养方式上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都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为根本归宿。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几千年的流变中，在不断地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主体的形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搭建起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其教学、智慧、学问与修行。 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本体论为核心，包含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在内的理论体系。作为心性修养学说，其思想精髓在于：以心性为本体，本体与主体不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源于天，人道不离天道，天道与人德同构，性在心中，外在世界内在于主观世界，向外的涵养是与向内的超越同时进行的，甚至向外的实践也可以在向内的涵养中完成，知与行不二。正如王阳明所言，“一念发动处便是行”，行在知中。中国哲人认为尽心知性乃知天，性是心中之理，只有通过静观玄览、反身而诚、直达本心，才能实现天人合一、顿悟至理。关于心性问题的探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其中尤以儒家最为系统与彻底。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先天所禀赋的天命之性本无差别，而后天的熏习才是导致人与人不同的关键。但在孔子这里，心与性仍然是二不是一，二者的真正统一是从孟子开始的。孟子是心性哲学的首倡者，认为尽心知性可知天，人通过存养心性之善端便可涵养出仁、义、礼、智四德，而人德上通天道，反身而诚便可把握天道。将从人生观、价值观出发产生的对道德价值意义的觉解与对宇宙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与心理主义的色彩。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以人为本的心性学说，其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决定了其在回答宇宙人生的问题时不可能是科学的与彻底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哲学是封建统治者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作为生长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存在于日用常行间，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觉解、自我超越、自我救赎的哲学，儒学早已熔铸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中，儒学生活化仍然不失为其在当代实现复兴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多以心性论作为中心论域与理论旨归。正如《易传》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不论是儒学的超凡入圣，还是道学的返璞归真，抑或是佛学的转识成智，都以反求诸己进而达到理性自觉作为主导价值。中国传统心性论哲学的文化特质与思想精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以心为本的主体性。人是道德使命的承担者与实现者，而在人这一主体中最核心的是心，心性不二，心物一元，心包太虚。可以说，心是一切的主宰与依据，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天地化育、宇宙生成全在人心的一点灵明，心物无内外，二者是动静、体用、感通、显隐的关系。其次是反求诸己的内在超越性。人实现自我的路径是由内而外、内圣外王的过程，通过反身而诚的心地功夫，在心上做功，方能明心见性，从而实现对自我理性的觉解、价值的超越与意义的实现。最后是不落言筌的体悟性。心性论哲学直指本心，提倡以心印心、不言而喻的顿悟功夫，认为性与天道超言绝象，不可得而闻，故唯有反身而诚的不言之教最合其本性。其强调主体通过顿悟独化才可上通下达、天人合一，因此不同主体在体悟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性。六籍虽存，无以明心；言象虽繁，无关妙处，唯有超越于言象方能了悟真义。当代社会，工具理性的盛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诸如价值的虚无、信仰的缺失、意义的空场、道德的滑坡、人性的堕落、理想的失落等，要想治疗这些社会痼疾唯有面向内心，回归真我，这就需要求助于中国传统心性论的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人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实现，追求内生性价值，提倡价值的升华与境界的提升，是发现人、培养人与成就人的人学。在当代视域融合的学术研究大背景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同时，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实现心性论哲学的创新转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将马克思的学说界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与根本出发点。要在现当代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就需要我们从哲学的人学转向及转化路径着手，从多元文化视域融通与生活还原的角度，在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与精髓的基础上，坚持文化包容的胸襟与魄力，将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为哲学作为人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寻求理论支撑与出路，重塑哲学及哲人的使命担当，改变物欲膨胀带来的思想空场状态。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任何优秀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说明哲学具有时代性，只有时刻关注现实、与时俱进，哲学才具有生命力与改造现实社会的力量。与此同时，任何哲学又都是某一民族思想的精华，是该民族保持独特性的文化根脉所在，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实现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独特风格，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时代性与民族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坚持时代性方有出路，脱离时代性空余窠臼；坚持民族性尚知来处，离开民族性则失其来路，无来路则无归途。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思维理路、价值追寻、关照方式，相比较于西方哲学的科学性、知识论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更偏向于艺术性与伦理性。要想深入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就需要我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在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把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之处。通过对比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不难发现三者在哲学视域中具有不同的精神路向。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西方“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印度“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而中国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而这三大文化系统的特质又通过“罪感”文化、“苦感”文化和“耻感”文化表现出来。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即耻感文化，儒家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称为“四善端”，由此“四善端”分别开显出来“仁”“义”“礼”“智”此“四德”，并将它们作为安身立命的价值来遵循。其中，以“知耻”为核心内容的“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特质与理论精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孟子把知耻与否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和依据，君子要顺天应命，做到俯仰无愧于天地，行事无违于本心。朱熹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为与不为之间忠恕之道尽显。古人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讲个人的知耻与否与国家的兴衰存亡之间密切相关。清代的龚自珍站在家国同构的立场上，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凡此种种，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始终聚焦于人类社会，探讨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则与价值遵循，认为“道不远人”，“天人合一”，天道人道乃一个道，天下一理皆从性起，万化一源皆是自生，他认为天道并不是超验的不可把捉的本体，而是就在我们的日用常行之间。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与价值遵循中发掘“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对于重塑现代人的主人翁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理想、价值、意义的实现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研究的路向为上究天人之际，下通古今之变，但天道不离人道，在社会伦理、人生世事、日用常行之间天道尽显。中国哲人的哲思里随处可见人学思想的光辉，作为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其人学意义主要表现为：

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是理性早熟的。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儒家哲学是伦理本位的，早早地就把视线从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在自然与缥缈的彼岸世界中抽离了出来，转向对伦理、人事的关注，这其中饱含着人本主义的思想情怀。马克思说，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自身什么都没做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学思想不谋而合。君子人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修身要仁爱忠恕，君子进德当精进审慎，君子使民须博施济众，“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何为“本”？“仁”为本。仁学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君子的核心特质与理想目标，仁人施仁政，如此便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

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修己进德当锐意进取、生生不息。生生的过程不仅仅是宇宙自然的生成过程，更是人的本质精神的生成过程。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有言：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同为以水作喻，儒家的水之喻不仅具有宇宙发生论的意义，更具有厚重的人学意味。正是这种百折不挠、奋发有为的生命意识，鼓舞着中华民族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创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将继续创造新的中国奇迹。

实事求是的践履精神。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与西方认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不同，中国哲人讲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在知识论层面虽有涉及，但更多的是伦理层面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荀子讲知行一体，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知行二者不可分离。墨子讲知行合一，行重于知，“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如果“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人人都要“赖其力者生”“强力以从事”。后来的颜渊、王充、王阳明、王夫之等哲学家也都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知行相互促进，在实践处用功，在做事上磨砺，方能学有所成、事半功倍。

立人达人的利他精神。中国哲人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相结合，儒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要有仁爱之心，与墨家的兼爱稍有不同。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人必爱之，利人者人必利之。而儒家讲爱有差等，爱的力量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逐渐削弱的，就像石头扔到水中溅起的波纹一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爱父母兄弟的爱与爱朋友同事的爱是有差别的。其利他精神主要表现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要求人要有移情与共情的能力，能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忧国忧民。道家也讲利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圣人无利己之心，应当顺应民心，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特质与精髓，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融汇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中。中国哲人把对世界、对人生、对理想价值的追寻投射在日用常行之间，把宇宙与人生结合起来，在切近的此岸世界探索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与命题。正如陆九渊所言，“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作为关乎道德修养智慧的学说，人生境界的圆满便是终极意义的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价值的实现从来不在神秘的彼岸，意义的获得也从来无关浩渺的苍天，认识宇宙的目的在于指导人生，了解社会的关键在于成全自我，追求在知天、事天、同天、乐天的天人之境中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创造价值与意义的主体，追寻一种内在超越的路向，在人生世事中磨砺，在社会伦常中成长，在责任担当中升华，在天人合一中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尊重人的价值、彰显人的力量、赞叹人的智慧、抬高人的地位。儒家认为天、地、人三才的核心是人；道家认为天、地、人、道四大的根本是人；佛学讲渐修顿悟，认为最高的智慧直指人心，成就超凡的精神特质与理想人格。

与中国哲学浓厚的主体意识和人学精神不同，西方哲学具有外在超越的精神特质，从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初，西方人的目光就始终在向外探寻，从最初自然哲学家们关于宇宙本原的追问，到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再到中世纪的此岸与彼岸世界的二分，通通具有一种超验的神秘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现实的此岸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真实的世界属于上帝存在的彼岸。基督教更是提出原罪说，认为人类的祖先因偷食禁果获罪，只有忏悔才能洗清罪孽，重回乐园。因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终极价值的实现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在于通过聆听神谕实现人神合一，在于被救赎，救赎的力量不在自身而在上帝。这种路向贬低人的智慧与力量，否定人的现实生活，反对人的自我实现，热衷于彼岸的外在超越，让人们无心关注现实生活的价值实现与理想追求，而寄希望于遥远彼岸的虚幻的满足与快乐。这种错误的倾向直到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扭转过来，人的价值与力量才渐渐得到尊重，人本主义的精神才得以彰显。

自我超越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现了中国哲人追求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中国古人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追求，鼓励反求诸己的意义达成，反对求助于超验的神祇，认为在人的本质中存在着自我实现的力量与依据，世间万物内在统一，天人一源，“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不二，价值与本体不二，天道即是人道，天道自在人心，宇宙的法则就是人间的正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第十二》）。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价值的实现、境界的提升关键在内不在外，人的理性自觉与价值自省而非外力才是自我实现与意义达成的力量之源。以道德修养作为核心特质的哲学，推崇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认为君子只有善于存蓄养护自己的良知良能，才能成全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人的价值实现问题上，中国哲人讲究内化的自我超越而非外铄的外在超越，正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孟子所讲尽心知性求放心，认为人只有自觉地修身养性才能乐天知命，养成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气，备万物于我，同天地于心，实现生命的价值与终极目标。之后的哲学家，无论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还是陆象山的心即宇宙抑或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在价值实现与意义达成上都选择了由内而外的内在超越的路径，理或道既是天地宇宙的法则，也是人心秩序的维度与依据。人只有恪守内心的价值标准、伦理原则、反身而诚，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得其天爵，超凡入圣。

随着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盛行，人们越来越发现西方传统哲学的那种追求外在超越的思维特质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现实要求，如因果决定性、主客二分、机械累加与简单还原等等，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责难。大家开始重新回到中国传统哲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因片面推崇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解药。正如普里戈金所言，“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不同于西方主客对立的研究思路，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重视对宇宙人生的整体认知与结构性把握，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坚持互补共生的系统思维，这其中渗透的人学思想与整体性思维对于根治现代性问题不无裨益。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这对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koE8Eac27/Ei9rKWQTSUp1V5GAx/+Vp5TUQOZtrv6GItTqC1ar5NLQGKpchRju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