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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3首《西江月·井冈山》到第12首《清平乐·会昌》共十首词，是作者在创建并扩大以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作品。《沁园春·长沙》和《菩萨蛮·黄鹤楼》各是不同时期的唯一作品，而这十首则是在一个时期之内，可以说数量相当丰富。能够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方法在农村开展活动的愉快心情，从作品的数量中也不难反映出来。本来，这十首中的最后两首是他的活动受到党中央限制时的作品，这对词的题材内容也有微妙的影响。这一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期，作为后来在根据地延安制定各项政策的原型阶段非常重要。尤其在这里，毛泽东牢固地奠定了红军的基础与原型，其重要性是决定性的。红军与中国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红军的命运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便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可以说，在井冈山，中国革命重新开始了。不过，如果考虑扮演主角的毛泽东，那显然又是过去的延续。
他以井冈山为据点在各地开展游击战的形象，与长沙时代以朋友蔡和森的家为中心进行徒步旅行的形象，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大体可以认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否定过去或逃避现实的人。他的成长方式是以固定的点为中心，逐渐扩大活动的同心圆，并不断反复。这样，不仅“圈子”的直径逐渐扩大，线条变得醒目，而且立场坚定不移。湖南省内共产党员的工作，与他在湖南省学联中的活动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在学联的活动，不外是作为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活动的延伸。新民学会源于数名尊敬杨昌济先生的学生组成的小组。不管在哪一时期，他好像都不是急于结束或摆脱前一时期的活动。那么，所谓不动的“点”究竟是指杨昌济，还是应该指他所说的从1919年12月至翌年4月在北京生活期间确立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呢？即使是后者，也与他以前在学生时代努力锻炼身心的人格有着联系。
总之，进入这一时期后，毛泽东已经直接承担起革命运动的重担，与反革命势力展开了武装斗争。在与外界发生抵触而迸出激烈的火花之前，他的“圈子”在逐渐变大，同时他也成长了起来。这个“圈子”变得像金属一样坚硬，但敌人也很强大。与初期在长沙探索自立之路和形成人格的时期不同，超越“立志”问题的客观世界严酷地包围着他。而且，在其内部也发生了“我”与包含着“我”的“大我”——革命阵营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这种“大我”与个人的“我”一样，也是一种应该叫做“我”的势力，但那是必须经过复杂的党内斗争才能解决和统一的“大我”（我方）。井冈山（也含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处在这种内外两面矛盾的新阶段。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他顺利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但后来不是外部敌人，主要是由于内部“大我”（我方，不是个人的“我”）的原因，他不得不放弃辛辛苦苦开辟的根据地。问题的重新解决，要留待后来的“长征”时期。
关于井冈山，遗憾的是似乎至今没有出版标有其地形全貌的地图。那是从横跨湘、赣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望洋山）分开来的一组山脉。在当时市场出售的地图上，最详细的只有万洋山的名字。所以，井冈山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毛泽东当时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节简明扼要的文字解释。然而，对于只听地名无法具体地想象其地形的我们来说，只能佩服毛泽东在写实用文章时也具有惊人的美学与艺术才华。根据毛泽东的这段叙述，井冈山地区包括山麓在内南北90华里（1华里约0.5公里），东西80华里，周围550华里。大致有日本伊豆半岛那样大小。不过，伊豆半岛上的主峰天城山高1406米，而万洋山高1850米。井冈山周围的八面山、朱砂冲、桐木岭等，高度从600米到1848米不等，可见地形相当险峻。在其外围，又有永新的万原山、莲花的武功山和九龙山、茶陵的十八田、酃县的大庵等包围着井冈山。用中国的常用谚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比喻这里，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选择这座山作为根据地，也许就是注意到了对外可以成为坚固的城堡这一点。井冈山的地形本身确实适合固守山寨。由于古代的地震、地表的陷落和河流的侵蚀而形成的小盆地和峡谷，被高山和悬崖包围着，到处都有，其状似井。于是，地名取“大井”、“小井”等用“井”字的地方共有五处，茅坪等也属于这一类。还有像走廊一样细长的峡谷，两侧是绝壁，溪流长达两公里以上，山麓入口处的道路被灌木和丛生的杂草遮挡着。另外，入口很狭窄，进入里面后却有宽大的袋状峡谷。茅坪等地就是这样的地形。
据当年的士兵回忆说，分散在这种地形上的村子，利用仅有的几条羊肠小路与外界联系，从山外到山中的村子要走一天时间。
另外，别的士兵还记述过对井冈山的印象：
高山数十里全是密林，遮天蔽日，必经之道才有小径穿插于树林壑壁间。山势险要异常，便于作战防守。山内虽然缺少人烟，缺棉缺盐，贫瘠荒凉，但四周二十多县却尽是产棉丰饶人烟稠密的平原。况且山内又盛产南瓜，瓜重常在百斤左右，如果部队被围粮绝，填肚皮的南瓜尽可不必恐慌。1928年红军几次被围，大家就是天天吃瓜，顿顿吃瓜，以瓜度日。
当时，山里住有不足2000人，就是现在也只有2200余人。
从这个数字大概可以看出山区的状况。毛泽东在这里建有医院、被服厂、兵工厂、各团的家属宿舍等。其中心在茨坪，平地约300亩。这里设立有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等党的各种机关和工农苏维埃政府。从这里到上面提到的大井、小井等地各约5公里，到被称为“五大哨口”的五大关门——北面的黄洋界、南面的朱砂冲、桐木岭和西面的双马石与八面山，分别约有15公里（现在，从南昌经桐木岭到茨坪已通公共汽车）。
毛泽东从1927年至1929年曾住在大井
，后来搬到茅坪。
从1927年7月15日武汉革命失败后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这段时间，曾发生过一系列事件。一个是8月1日朱德、贺龙（湖南人，曾任党中央委员、元帅、副总理，1896年生）和叶挺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另一个则是8月7日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
南昌起义的总兵力约三万人，仅用三个小时便占领了南昌，开始时相当顺利。后在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吴玉章、宋庆龄（已故孙文夫人，曾任共和国副主席，1893年生）、郭沫若等。起义军为了再度“北伐”，开向了广州，但途中在广东省北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遭受很大损失。其中一部分与沿海的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军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的指挥下迂回到井冈山集中。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在解散后原准备重整旗鼓，但周恩来得了疟疾，发烧40度，难以继续工作。不过，他对革命的失败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反省了战斗经过。关于周恩来、有点神经质的叶挺和亲人中出了内奸导致失败但依然庄严宣誓忠于革命的贺龙等人，以及解散当夜的情况，郭沫若在一篇短文中都有记录。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军旗和军徽上的红星都有“八一”这个值得纪念的字样。
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瞿秋白（江苏人，与鲁迅有深交，在文学上也很出色，1899—1935）、邓中夏（湖南人，中共创建时期的北方领导人，1894—1933）等人出席了会议。据张国焘后来讲，失败责任人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会上虽然集中批评了陈独秀，但张国焘和毛泽东反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陈，否定了上述意见，陈在党中央的职务被解除了。
这次紧急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新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召开的，被认为为“左”倾开辟了道路。
因此，毛泽东也许对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过怀疑。总之，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湖南省的起义中，他只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而且是受湖南省委的委托）
，至少给人的印象已不是党内的主流。不过，对会议做出的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似乎他并没有反对。
后来，毛泽东出现在驻扎在江西省铜鼓的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里，并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成四个部队。在去铜鼓的途中，他在湖南省浏阳被地主的雇佣军逮捕了，给了钱才逃脱。尽管如此，敌人仍旧穷追不舍，他躺在一条水沟里才幸免于被抓。后来在一个农民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来到江西地界。他询问那个农民的姓名，但他始终不肯说出。之后，他继续赶路，由于衣着特别，到哪里都不肯让他留宿。他很恼火，走进街尾最后一家店时，索性不问了，走进去便坐下，大声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
从浏阳到铜鼓一定要爬山，沿着山路向南走是安源煤矿，再南面是与武功山、万洋山相连的山脉。也许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就是在这条山路上偶然闪过的吧。9月8日部队开始攻打长沙，应该是湖南、江西农村一同起义的信号。然而，这次行动由于一部分部队叛变和遭到敌人进攻而失败了。据说，毛泽东决定放弃占领大城市的方针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便是在这时候。但在去井冈山的途中，部队又遭到敌人伏击，受到损失，不断出现逃跑者。鉴于这种情况，最后只有暂时退到山寨一种办法。
在这次退却中，他首先考虑的似乎是从根本上重建军队的问题。一个有学历而且是共产党员的师长逃走以后，部队里的一部分人早晚说的都是：“你准备到哪里去？”“你走不走？”有时，受命去站岗的一个排全部逃跑了。他深入到士兵中间，询问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一个士兵误认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挑担子，他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当红军里有人要求入党时，他就到场，自己领读入党誓词，主持严肃的入党仪式。
从这种入党仪式的地点是在深夜无人去的祠堂里可以明白，当时，除了作为党代表的人在部队里公开政治面貌以外，党员都是秘密的。党的工作在士兵中间还没有扎下根，还没有指挥军事的发言权。尽管在北伐军和黄埔军校中党员不少，但当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党的工作陷入了低潮。从这一痛苦的经验中，毛泽东决心改革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工作方法。作为第一步，可能就是举行这种入党仪式。举行这种带有宗教气氛的仪式，无疑是把党神秘化了。这一方面带来损害政党机能的弊端，但另一方面，对于处在国民党恐怖之下，没有通讯设备而又不得不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他们来说，最后往往不得不依靠个人的政治信念。誓词中说：“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反映了在必须同国民党进行生死搏斗的战争状态下进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三湾改编时，他给想离开部队的人发五元钱路费，给留下来的意志消沉的士兵讲述“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组织红军）”的激励人心的故事也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白费心血，这个时候各个连队都建起了支部，从团到班建成了党组织的纵向联络网。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部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种党军关系从那以后便成了连续不断的传统。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队中的恶习，实现民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它行使部队最高的权力，可以监督和处罚军官。在这次起义之前，军官的伙食是四菜一汤，享受着比士兵高几倍的待遇，后来也改变了，伙食、衣服都是平等的。有时从地主那里没收来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平等分配。这种平均主义在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改掉那些脱离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而参加革命的军官和士兵的恶习，为了“以毒攻毒”，便不得不利用平均主义。这是当年参加这支部队的罗荣桓（湖南人，1902年生）的回忆。后来在古田会议上纠正了这种平均主义的过火做法。总之，由此可以想象，红军中出现了新的风气。
红军著名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也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在要上井冈山的当天，毛泽东在山脚下宣布“三项纪律”（后来叫“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听到这些，几天前从田地里捡到露出地面的红薯的士兵的脸都涨红了。1928年初，在井冈山山麓的遂川过春节时，毛泽东又公布了“六项注意”：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捆铺草；六、上门板。1929年春，在开往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时，因为不了解村里的习惯，红军的行动曾引起农民的不满。他从农民的口中听到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成“八项”。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茅（厕所）”。后来，由于俘虏的增加又决定了不准搜腰包、不虐待俘虏、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一条。进而，又增加了经常宣传红军政策一项，共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删掉，变为八项注意。从此，纪律的条目固定下来，只是在新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例如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一个鸡蛋”，到陕北后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为了成为人民的军队，红军变成了教育的场所。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的这些措施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其中，不仅让人感到有对“北伐”以来国民革命军实际情况的了解，而且怀有一种理想。人们会感觉到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代已经表现出来的试图教育与感化周围人们的那种才干与热情。井冈山上原有两个啸聚山林、占地为王的绿林好汉式人物最后都被感化成了说“我要入党”的人，从中似乎也反映出毛泽东的才能。
刚上井冈山时，部队不过千人。回想起后来攻打长沙时八千人的浩大声势，难免会让人觉得当时的势单力薄。
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的军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还未获得暂时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工作，战士们情绪仍然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我们是什么军队。
遂川西有个市镇，名叫大汾。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便进驻这一市镇。尚未决定下一步行动时，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一气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已向湘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湘南桂东一带活动，在后来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与他们会合了。
听说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农民武装队伍也从附近的农村上山了。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两千人和湖南的农民军八千余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诞生了，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兵力约一万人，编成三个师。“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党、军队、政权的最高机关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
蒋介石在这年的4月至7月，命令江西和湖南的军阀对红军发动了三次进攻，但都被击退了。另一方面，在红军里，一部分从农村来的士兵出现了思乡情绪。这在封建时代农民武装暴动中是常有的事。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想惩治地主，就要惩治家乡的地主，他们担心家里人会遭到杀害。湖南省委员会的代表杜修经曾让第四军的第28、29团向毛泽东留守的永新进发。思乡情绪严重的是宜章农民担任干部的第29团，而第28团里的湖南人少，即便有也是水口铝矿的工人，此外还有南昌起义后与朱德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们。朱德率领这些团向湖南进攻，可能是因为省委的命令。但是，他们也许不想把王牌部队轻易地拿去送死，果然部队在郴州大败。在这危急关头，他们接受了率领一个营数十名士兵赶来的毛泽东的劝告，在井冈山南方的崇义和上犹迂回返回了井冈山。不过，在崇义，一个营长率部叛变了，归途多难。
毛泽东伺机救援朱德，湖南省的敌人第八军经酃县向井冈山入口处之一的黄洋界逼进。8月28日，得到报告的留守部队（一个营）夜行军到达黄洋界，加固已经准备好的阵地，没有炮弹就收集岩石来代替。8月30日，敌人终于开始进攻了，由于山路狭窄，只能走一个人。红军等敌人走到近距离时便开始射击，并投下石块。经过一昼夜战斗，阻止了敌人四次冲锋，击溃一个团。第二天白天，从茨坪增援了一门（也有说两门的）迫击炮，两发命中，于是敌人仓皇逃走。《西江月·井冈山》便是颂扬这次黄洋界上的胜利的。
最近，有人发表了访问黄洋界的文章，从中可以想象出那里的地形。作者是1963年、1964年来日的剧作家杜宣（江西人，1914年生）。
山高岭峭，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就在陡壁间盘旋。哨口设在两峰之间，地形隐蔽，当时石垒的哨棚遗迹，现在还保留得很完好。
井冈山的特点是从山麓到山腰，都是森林，峰顶却多是巨石和茅草。黄洋界也是蔓草丛生。只有哨口的东南方高峰上，长了一棵枝叶如盖的大柯树。据说当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与战士们一道去宁冈挑运军粮，来回经过黄洋界时，都在这棵树下歇脚乘凉。
站在黄洋界哨口，纵目远眺，罗霄山脉中段的主要山峰，此起彼伏，雄壮无比。好像整个宇宙都被这些绵亘不断的千峰万岭占据着，天空中的白云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气候变幻很快，刚到的时候是晴空万里，万山重叠，一忽儿就变成云雾弥漫，白茫茫如汪洋大海。据云，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同志那首写黄洋界斗争胜利的著名的《西江月》，现在已刻在黄洋界哨口。
实际上，这场战斗不是作者亲眼所见。前阕描述井冈山的留守部队沉着地等待敌人的情景。使用的是淳朴的赞颂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的乐观情绪，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和红军已经成长起来了。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 西江月 ］50个字，双调，各四句。两个平韵，一个仄韵。“闻”、“重”为平，“动”为仄；“城”、“隆”为平，“遁”为仄。“闻”和“遁”的韵母是n，似乎与别的ng音不押韵。其实，在词盛行的宋代还没有n和ng两音的区别，所以作为词，还是押韵的。况且，现代中国南方方言中这两个音也无区别。前阕和后阕都在第一句、第二句要求对偶。前阕，“山下”对“山头”，“旌旗”对“鼓角”，“在”对“相”，“望”对“闻”。后阕也同样对偶。
［
旌旗
］
指国民党军队。在古代，所谓“旌”是指有羽毛装饰之物，而“旗”则指无装饰之物。
［ 在望 ］“在”，现代汉语，正在进行，附于动词上表示动作的继续。“望”指自己眺望，这里则指对方被看到的状态。
［ 鼓角 ］古代鸣鼓催促军队。角是军队使用的笛子，这里指红军的军号声。
［ 围困 ］围是从四周围城。困是最后的结果，城内的人们处境窘迫。
［ 岿然 ］高峻挺立貌。在《文选》中，观赏庄重的灵光殿有“灵光岿然独存”（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句子。
［ 早已 ］很早以前，已经。
［ 森严 ］庄重而严肃。
［ 壁垒 ］防御工事。
［ 更加 ］现代汉语，越发，加上。
［
众志成城
］源于春秋时代的史书《国语》中的“众心成城”，意思是说万众一心可变成坚固的城堡。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毛泽东于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 隆 ］雷声轰响貌。
［ 遁 ］逃跑。
山下可以看见敌人的旗帜，山上可以听到我军的军号声。见到旗帜可以明白，敌人层层包围着井冈山，但是我军稳如井冈山高耸不动。
我们在敌人到来之前加固了阵地，比任何要塞更为坚固的是万众一心。我们从湖南一回来，就听到黄洋界关卡的炮声隆隆。传令兵带来捷报说，敌人已趁着黑夜败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