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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沁园春·长沙》到第2首《菩萨蛮·黄鹤楼》的两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定，十分复杂。不仅整个社会大动荡，而且在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部，也各自出现了矛盾和纠葛。作为社会上的大事件，首先应该举出“五卅事件”和“北伐”。在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前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就总体而言，按照中国革命史的说法，中国革命蓬勃兴起与革命的惨重失败都在这两年间。如同《沁园春·长沙》总结了以前的生活一样，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可以感觉到作者以这两年为背景，流露出对革命的深切感受。
正如1925年“五卅事件”所象征的那样，这一时期高涨的工人运动是惊人的。所谓“五卅事件”，是指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厂发生纠纷时，他们向工人开了枪，由此引起工人的抗议运动和反帝运动。在英国统治的香港，十几万工人撤回了广州，使香港一时变成死港的“省港大罢工”，也是受“五卅事件”的影响。1925年，有组织的工人为54万人，翌年达到124万人。由此可见，中国工人的觉悟提高得多么迅速。
以这次“五卅事件”后的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基础，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前称大元帅府），国民革命军又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核心诞生了。它们得到了“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被组织到广东省农民协会中的农民的支持。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员也从1925年不到20万人，急剧增加到翌年的62万人。农民们组织起自卫军协助封锁香港，并为罢工中的工人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在北方，中华民国只是徒具形式，成立了执政府。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各军阀或联合或对立打内战。不过，由于受“五卅事件”后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安徽人，受孙文的影响，基督教徒，1882—1948）把自己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并与奉系军阀合作大破直系军阀。段祺瑞（安徽人，1865—1936）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在北京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成立了执政府。段祺瑞对外实行屈从政策，对内镇压反帝运动，曾向北京的反帝游行队伍开枪，他的军队枪杀过四五十人。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花蔷薇之二》，收入《华盖集续编》）。那是1926年3月18日的事情。这一天，一起上街游行并负责指挥的李大钊也负了伤。由于国民军的出现，在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与北方的停滞形势相反，南方的革命正迎来高涨时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试图讨伐北方的反动军阀，在中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浙江人，曾任台湾的“国民政府总统”，1887年生），但是他不仅把军队而且把国民政府支配的各省民政和财政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实现了军事独裁。孙文为同段祺瑞协商，去了北京，于1925年在那里病逝后，国民党右派企图赶走与之合作的共产党，另立国民党中央。因此，国民党左派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承孙文留下的政治遗产——国共合作。蒋介石此时还属于左派，他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可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施展阴谋，实行排除中共势力的做法，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当时，周恩来也遭到逮捕）。毛泽东主张给予反击，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北伐”本身虽然有种种内部纠葛，但是前进是顺利的，罢工的工人发挥了运输队的作用。北伐军进入湖南省以后，毛泽东组织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参加了战斗。此外，铁路工人破坏了铁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北伐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在北伐军的内部，共产党员由于形成了核心力量，应该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据说，特别是共产党员叶挺（1924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被蒋介石投入监狱，战后释放，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故障而死）率领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的士兵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英勇善战，严守纪律，深得民心。国民党中央违背蒋介石的意愿，不是把南昌而是决心把叶挺部队警备的武汉作为新首都，这说明，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北伐”的真正功绩属于谁。
武汉也叫武汉三镇，它是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的总称，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隔江紧密相连，现在已合并成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大城市，那里除有美、英资本的烟草工厂和日本资本的纺织工厂以外，海关和邮政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所以在“五卅事件”时，这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还切断了租界的电源，乘着黑暗将尸体扔入江中。在决定武汉是新首都并召开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时，就在“五卅事件”的同一地点，英国水兵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六十余人。对此，武汉政府立即接管了英租界。这反映了苏兆征（广东人，总工会执行委员长，1885—1929）、刘少奇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
蒋介石与受到这一革命运动威胁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南昌和九江镇压共产党，其后又通过三次镇压把上海夺到手中，以此对迎接北伐军的当地工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这就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东南各省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广州也出现了屠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号召全国讨伐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封锁了武汉，使武汉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动摇。在武汉政府的军队中，还出现了叛乱。而在长沙，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也被杀害。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名兆铭，原籍安徽，追随孙文从事革命，1940年与日本合作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病死于名古屋，1883—1944）一派决定赶走共产党，在进行了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大镇压和大屠杀之后，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五卅事件”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搞农民运动，他大概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不久，因为有被捕的危险，他去了广州，担任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在1926年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拿起了教鞭。然而，在同年5月，蒋介石搞“党务整理案”，从中央各部长中排除共产党员。毛泽东转而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自12月开始用约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北伐战争以后，高涨的革命空气充满了农村。据1926年4月统计，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而在考察途中，毛泽东在家里只待了三天。
出现在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受到男女老少近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彼此坦率地交谈着。他在欢迎会上的讲话通俗易懂。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农民，记得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是：“世道变了呀！过去只有手推车，走路靠步行。但是现在已经有汽车了，早上从湘乡县去湘潭买肉，回来吃早饭都来得及。”他身着中式上衣，行李只有提篮和箱子，带着雨伞。他同农民边走边聊，遇到路上有杂草刺时，就用伞拨开让农民先走。
长沙的欢迎会也是盛大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考察报告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明快地揭示了被谣言和误解笼罩的农村斗争的真相和意义。从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杂志《战士》连载这个《报告》，可以想象出《报告》是多么让人盼望的文章。反动派到处传播农民杀人放火的谣言，然而，实际上他们屠杀了大批农民和农民协会的干部。北伐战争初期，赞扬过农民参加北伐军的反动派，在农民斗争从1926年10月前后开始以不法地主和当地的封建富豪为对象之后，便集结力量进行攻击，各地均发生了殴打和杀害事件。毛泽东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他甚至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去了。）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中途停刊，大概也是因为毛泽东的明快评价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产生了冲突。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上没有了毛泽东的名字，似乎说明了这段时间的情况。当然，毛泽东提交大会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也被无视。不过，在前一年的12月，在他受欢迎的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成立全国农民协会，这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的翌月在武汉被认可，毛泽东被选为主席。虽然受到党的主流力量的排斥和打击，但可以说，自下发展起来的实际运动与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严厉批评采取错误路线的党中央主流派而写的。1927年5月，在长沙发生了反革命恐怖活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其后，在长沙秘密会见毛泽东的谢觉哉记得，毛泽东曾说“必须搞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他痛骂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黑眼晕”（“黑眼晕”是湖南方言，指一种头昏目眩要摔倒的疾病）。他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如果说长沙是他的青春之地，那么有黄鹤楼的武汉则是他的革命之地了。在革命与反革命对立达到极点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令人不快的党内斗争的问题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
黄鹤楼在湖北省武昌县城的西面，位于面临长江的黄鹄矶上。关于黄鹤楼有几种传说：有的说，过去一个叫子安的仙人，曾骑黄鹤经过此地（《南齐书·州郡志》）；有的则说一个叫荀环的男子在修仙，一天在黄鹤楼上休息，从西南上空降下一物，原来是一位骑鹤人，与之畅谈一会儿后又骑鹤离去了（《述异记》）；还有的说，一个叫费祎的人修行成仙，骑黄鹤飞去，但他曾在此地休息（《寰宇记》）。说法有多种，不过，这些都与时代不太符合，《报恩录》一书中的传说也许可以看做关于黄鹤楼神话的原型。按照《报恩录》的说法，在这座山上，古代有一姓辛的男子卖酒。有一位老人白白喝酒后手舞足蹈。半年以后，老人说要用橘子皮在墙壁上画一只鹤来顶酒钱。当客人拍手唱歌的时候，鹤便舞动了起来。此事传开以后，辛氏成为巨万之富。十年后的一天，老人又来了，他吹起铁笛，白云从天而降，鹤从墙壁上下来，老人骑着鹤飞走了。于是，辛氏在此建了一座楼，取名辛氏楼。大概这就是故事的原型。从笛子出现的年代看，估计最早不会在公元前50年以前。从《南齐书》上有黄鹤楼记载的时间看，最迟则是公元5世纪以前的神话。黄鹤是这个神话的一种由头。在南北朝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有玄鹤、灰鹤、白鹤，但是没有见到黄色的鹤。把用橘子皮汁来绘画和古代长江流域橘子集市很多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令人感到这一神话有当地的意味。
游黄鹤楼的风习是在唐朝盛行起来的。到了宋朝，建筑物似乎已没有了。据说，陆游入蜀时曾寻找过黄鹤楼，但他连建筑物的遗址也没有看到。在宋朝的画上描绘的黄鹤楼是两层楼，分几栋，都有精美的雕刻。据说，清朝的建筑是一栋三层高楼，但后被烧毁了。新中国成立后遗留下来的只有元朝的胜像宝塔以及清末建的奥略楼、抱膝亭、纯阳楼、陶公亭、涌月亭，也就是词中讲的“剩有游人处”吧。这些建筑都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一侧的入口处，因妨碍建桥，暂时迁走了。有人说将改变地点重建，而且要参考宋、明、清的建筑物重新设计建造。
游黄鹤楼并赞美此地的诗人很多，其中著名的唐朝诗人崔颢以《黄鹤楼》为题的七言律诗已被收入在日本出版的《唐诗选》中，日本人都十分熟悉。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第一句的原文也有说“昔人已乘白云去”的，于是，便成了第一句“白云”（过去），第二句“黄鹤”（现在），第三句“黄鹤”（过去），第四句“白云”（现在）的对应技巧。
传说李白为崔颢的诗所感叹，不想再以黄鹤楼为题作诗了（写黄鹤楼的诗相当多）。后来，李白以《鹦鹉洲》为题作过一首七言律诗。
鹦鹉来过吴江水，
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
芳草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
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
长洲孤月向谁明？
此诗不仅与崔颢的《黄鹤楼》十分相似，而且在第二联不对偶违反律诗规则这一点上，也很像《黄鹤楼》第二联。李白关于黄鹤楼的诗，还有收在《唐诗选》中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作为名胜，不仅因其雄姿而被赞美，而且由于古时候文人墨客在其中留下的杰作而值得骄傲。毛泽东以“黄鹤楼”为题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他的内心曾十分感动。比毛泽东早五六年，日本人芥川龙之介也曾来到这里，但荒废的风景令他大失所望。可以说，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沉滞需要改变了。这对理解毛泽东的词也许算不上本质的东西，但是作为参考，我想引用一些日本人的见闻。
来此地访问古迹的人……只看到照相馆和算卦摊，不得不感叹楼也驾上白云飞去了。只在一个角落里留下丈余高的古石塔，以及后面高坡上奥略楼的宏伟飞檐式建筑，倒会使人稍微消除一些失望的情绪。放眼望江上，大别山（汉阳的龟山）山麓上的晴川阁尚存。长江正向东流去，身置孤帆远影碧空尽之中，真有成仙（羽化登仙，成仙升天）之感。
我所见到的是红砖已发黑的西式建筑。古老的砖石建筑恐怕是文明开化的遗迹吧。挂在正面的匾额让人想起古代的东西。为缅怀昔日黄鹤楼的遗迹，比起西式建筑来，参观里面的奥略楼更好一些。迎风翘起的屋顶和多角楼是雅致的中式建筑。比起红砖建筑的黄鹤楼，更能看到黄鹤楼的风姿。然而，我却不可思议地被那发黑的不很漂亮的西式建筑黄鹤楼所吸引。而且在观赏它的过程中，不禁想起在武昌经历过的“近代”一幕。这里发生过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在这里，军人义举成功，城头飘起新的旗帜。……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常处于中心的位置，所以它容易让人想起这些事件。举目眺望汉口和汉阳，伫立在江边的黄鹤楼耸立的地方，自然会感受到那些风云中奋起的男子之志。……我这样的异国男儿也如此。在孕育着危机的清末的氛围中，不难想象那些排满兴汉热血沸腾的青年志士，以怎样的心情徘徊于这座楼的周围。
前阕以写生的方式叙述名胜古迹的雄伟景致，后阕吟咏因想起传说中的黄鹤而高昂的心情。也许是面临反革命危机时局的缘故吧，古人赞叹的风景也变得阴沉了。无法沉醉于仙人的梦幻和游客的娱乐之中的作者，大概心中在暗暗发誓。当时长江的狂涛巨浪是作者心绪的象征。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
菩萨蛮
］44个字，双调，前阕、后阕同型。两句一韵，共四韵：“国”、“北”；“苍”、“江”；“去”、“处”；“滔”、“高”。如果用罗马字母代替韵的读音，便是aabb ccdd。而且a是押仄字韵，b为平，c为仄，d为平，即仄—平—仄—平。这样交互地在音律美上下工夫，是值得注意的。前阕和后阕的最后一句，是按仄平平仄平的语调规律排列的，但是李白却打破了它，写成平平平仄平的样式。有人遵循李白，毛泽东也遵循李白。但是前阕的“锁”是上声，不是平，所以又破了格律。根据“词律”，仄字也可以。也有人认为，这不太正规。
［ 黄鹤楼 ］在湖北省武昌县城西部的黄鹄矶上。
［ 茫茫 ］天地无边无际，宽阔遥远。这里形容长江水流雄伟，指的是从这一带到下游的景色。李白有赞美长江的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
［
九派
］九，指数量多。派，是河的支流。长江在湖北省和江西省一带有几条支流。
［ 流 ］流贯。
［ 中国 ］华夏建都于黄河南北时，开始使用的处在“四方之中”这个意思的自称。这里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
［ 沉沉 ］宫殿等深宅大院貌。一般认为，这里指的是铁轨沉甸甸地伸向远方的样子。现代汉语把重称为“沉”，这里借用这一生动说法，也有解释成铁路搭载沉重列车的。
［ 一线 ］指长江北岸的京汉（北京至汉口）、南岸的粤汉（广州至武昌）铁路。现在由于架起了长江大桥已经直通了，但是当时是利用渡船联络的。
［ “茫茫九派”以下二句 ］从黄鹄矶上眺望的景色，自古以来常为人吟咏。南朝宋代诗人鲍照（414？—466）曾写道：“东顾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登大雷岸与妹书》）盛唐诗人王维（701—761）有诗：“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维的诗赞美了有众多支流连接的湘江和长江流向广阔遥远的地方，如同走向天地之外一般的雄伟气势。在毛泽东的词中，贯通南北的铁路被进一步赞美，又把人们的联想引导到国民革命军（南方）和军阀（北方）的对立上，不仅有风景，还令人感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迫政治形势。作者赞美从黄鹤楼上眺望到的雄伟风景，只是提出连接着许多支流的长江和横跨南北的铁路即纵横方面最重要的标志，不偏重细节描写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 烟雨 ］如烟雾般的蒙蒙细雨。
［ 莽 ］宽广、辽阔、广阔貌。
［ 苍苍 ］深蓝色。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的词中有“巫峡苍苍烟雨时”（《竹枝九首》）句。
［
“烟雨”一句
］常去长江旅行的人会感觉这种形容确实十分贴切。以往形容这里的景色常用“烟雨迷离”。作者如果在此处用“迷离”或“暗淡”的话，会有轻快和细腻之感。不过，这样一来，应具有的更为庞大的妙处就似乎没有表现出来。
［ 龟蛇 ］指对岸汉阳连接大别山脉的龟山和武昌的蛇山。
［ 锁 ］封锁。龟山和蛇山在地质上是相连接的，长江的宽度在这里变得狭窄了，因此，两座山把长江夹在中间相对而立，看上去如同封锁一般。虽只用这一字，却充分地表达了风景与革命的紧迫空气。与《水调歌头·游泳》中的“龟蛇静”的用法相比较是耐人寻味的。
［ “烟雨”以下二句 ］这是将辽阔的远景与龟蛇两山对峙的近景对比吟咏的。
［ 酹 ］按照中国古代习俗中，在饮酒礼节中、请神降临之时、祭地神之时，有将酒浇在地上的仪式。这里不是饮酒礼节和祭神。面对中国的象征与历史见证的长江，作者大概想用这一“酹”的行为表现革命的理想和热情。
［ 滔滔 ］水涌流貌，指长江。
长江无尽头，它引来许多支流自西向东在中国流淌着。沉重的铁轨黑又亮，贯通南北。蒙蒙细雨把开阔的风景笼罩成深蓝色。其中，龟山和蛇山将长江夹在中间，紧密地封锁和守卫着革命的据点武汉三镇。
古代传说中的黄鹤飞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其去向。留下来的只有散步和眺望的场所。我效仿古代的仪式取出酒杯，把酒浇到波涛汹涌的江中。于是，如追逐长江渐起的狂涛巨浪一般，情绪也激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