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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诗集开卷第一首《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虚岁33时之作。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这一首是最早的，而且称得上杰作。已进入壮年时期的作者，想通过回忆过去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因此它起到为今后毛泽东诗的世界拉开序幕的作用。这首词还是吟咏长沙的，就更让人感到放在诗集的卷首与作者更为吻合。这是因为作者整个二十多岁的时期，可以说是人格形成的时期，几乎都是在长沙度过的。他青年时代的社会活动和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员的活动，也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此后，作者也曾吟咏过长沙或湖南，但是第一首词在描述青年时代的自画像这一点上很令人感兴趣。
关于长沙时代的毛泽东，在一本书中已有记述
，尽管材料并不太全。这里只简单涉及一下这首词的背景。
毛泽东与长沙的关系始于1911年。那一年，他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肩上担着扁担，挑着随身携带的行李，从家乡韶山冲来到县城湘潭。然后，他挤在小型内河轮船的三等客舱里，顺湘江而下，去省城长沙。从家到长沙只有六十多公里，相当于我们日本从平冢一带到东京的距离。长沙是他很早就憧憬的城市，那里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又是经济中心，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长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就在毛泽东去长沙的四年前，一位在中国旅行到过长沙的日本人曾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和生机勃勃而感叹。他做了如下记述：
谚语中把湖南称作“六水三山一分田”，耕地虽然不多，却是被称作“湖广熟，天下足”的肥沃土地，其物产的丰富可想而知。长沙为省城所在地，人口约50万，街道只有四五米宽，极为狭窄。在坡子街、南正街、太平街和青石桥等这样的繁华街道上，或有轿子疾驰而过，或有人力车在飞跑，背东西的，挑担子的，来往如梭，真有摩肩击毂之状。尽管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间铁路，1918年武昌至长沙间，1914年广州至韶关间通车，全线通车是1936年）没有通车，但是临近洞庭，附近又有湘江，水上交通方便。实际上，长沙是湖南的一大货物集散地。
不仅如此，当时的长沙改革之风盛行，出现了对清朝腐朽体制的不满和主张实行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人的活动十分活跃，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此，可以说当时率领中国的是湖南，是长沙。湖南的陈宝箴（湖南巡抚）、黄遵宪（驻日公使馆文书，后为湖南按察使，1848—1905）这些人与谭嗣同（批判儒教，因在反对慈禧太后的政变中失败而被处死，1865—1898）等湖南出身的知识分子合作成立的学校——时务学堂，招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广东人，1873—1929）为总教习（校长），实行近代教育，同时宣传爱国和救国。改革的模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时务学堂里也聘用了日本教授。1906年来长沙访问的一位日本新闻记者，在长沙的名胜古迹上发现有胡乱涂画的日文字母。“这当然不是日本人所为，足见风气走向。”
湖南省内掀起的学习日本热，其程度甚至到了人们为湖南起了个“小日本”的绰号。
梁启超等人是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湖南进而出现了试图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正当各地按照他们的思想开始实际行动的时候，已来到长沙的毛泽东从中受到强烈的刺激。黄兴（与孙中山等组织革命同盟，1874—1916）、宋教仁（尽力强化国民党，被袁世凯暗杀，1882—1913）、谭人凤（发动反袁世凯第二次革命，1860—1920）等都是湖南出身，被称为湖南派。十分关心并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北一辉（因“二二六”事件被处死，1883—1937），比起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更对湖南派抱有同情和好感。实际上，湖南处在当时新思想的最前线。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旅行者便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他做了如下记述：
不只是贸易，湖南历来多健儿，具有慷慨气节之士亦不少。而且有“湖南之绅士大于地方官”的说法。在北京的朝廷里，湖南人也受到重视，有隐秘的对手的印象。如果将来中国的局面有展开的时候，湖南人无疑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识之士……不限于扬子江，应去长沙寻找。
正因为“湖南多健儿”，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在中国高涨起来以后，过去被人叫做“小日本”的湖南，这次却站到了最前列。1921年访问长沙的芥川龙之介记述了当时的气氛：
我参观了长沙的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高等小学校。年轻教师板着以前少见的冷面孔领着我。为了排日，女学生都不使用日本制造的铅笔什么的，所以书桌上摆着笔砚，她们正在做几何和代数。
那时，毛泽东正担任母校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校长。如果作者访问这个地方，或许会由“校长毛泽东先生带领参观”吧。但实在有些遗憾，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长沙上述充满热情的气氛很快征服了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他，当时还不到18周岁。他胸中正燃烧着向往自立、试图寻找独立生活道路的梦幻之火。出去周游与反复探索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首先进入湘乡中学，在那里读了孙文的革命纲领。他的同志在广东策划起义，他在读了72人牺牲的报道后十分感动，把对时局的意见贴到了学校墙上（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一篇政治文章）。他用剪子剪掉了辫子。不久，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离开了中学，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进驻长沙的革命。他用月薪买来了报纸和小册子，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存在，认为那才是“救人救世”的最佳道路。清朝被推翻后，北方的军阀袁世凯（河南人，1859—1916）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他离开了军队。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后，他随便订购了从肥皂制造学校到法律学校的指南书，在这两个学校没待多久，便立志自学。
他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新知识。有半年左右时间，父母不再寄生活费了。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省立第一师范招生的广告，他为两个朋友代写了作文，三个人都考试合格，便开始了五年的师范学校生活。据说，他受过三次退学处分（因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而引起教师反感），但每逢此时，总有教师为他辩护，最后经过周折才正式毕业了。
师范学校是住宿制，而且不收伙食费和学费，所以学生的最低生活是有保障的，也许他安心在这所学校的理由之一便在于此，至少最初这所学校的魅力所在是这样。不过，认为食宿方便就能使他留在第一师范学校，也恐怕过于肤浅了。他确实与“教育救国”这一口号产生过共鸣，而且在这里遇到了良师益友。
当时，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杨昌济（长沙人）和徐特立（1877年生于长沙附近），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杨昌济继承了中国宋代哲学的理学传统，倾倒于王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抵抗清军失败后埋头著书，1619—1692）和谭嗣同，经常谈论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等人，他持有注重实践的伦理观，在学校负责讲授哲学和伦理学，而教科书是从《论语》中摘录的。他在解释《论语》正文的同时，采取叙述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式。教材的第一篇以“立志”为题，用自己的见解对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进行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按照传记作者萧三的说法，杨昌济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给当时的毛泽东以强烈的影响。一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加以说明。杨昌济的认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或唯心论，他不过是承认主体对外界的优势，并明确提出了一种伦理和价值观，从而确立主体的优势地位，并使之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必要勉强地把它纳入唯心论的范畴，而在当时，以传统哲学形成的人格同为信仰社会改革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不矛盾的。站在这一先驱位置上的有杨昌济，但未必只是罕见的先例。
例如，董必武（湖北人，曾任共和国副主席，1886年生）在湖北如同长沙的杨昌济一样，曾谈论过给予其人格以影响的人物。
（15岁时）……来到武昌后，我住进了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俱乐部的集体宿舍。这个会原来是刘静庵创办的……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员中的一些人也是基督教徒。这个会虽然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特别是通过刘静庵的人格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会里有读书会，因此扩大了知识面。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益阳县人，1894年生）一起议论人生的理想和理想的重要性，热心于游泳、静坐和徒步旅行。如果说这是焕发青春的热情，那就不值得说什么了。但是，其中不可否认有杨昌济的强烈影响。要说杨昌济是唯心论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确实是杨昌济式的青年唯心论者。
当时，毛泽东写完《心之力》这篇文章之后，深得杨昌济的称赞。文章大概是论述“心”力的吧。虽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恐怕与杨昌济的讲课宗旨一样，或许《体育之研究》（《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便是该文的发挥，据说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介绍给《新青年》的。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具有堂皇结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极力主张，现在学校里体操普及得已经不错，但大都流于形式，并没有什么效果。他认为，首先必须强烈调动自觉与意志，就是说，“心之力”是很重要的。其中说：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 主观 ，促其对于体育之 自觉 不可。……
学校之设备 ， 教师之教训 ， 乃外的客观的也 ， 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 。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 自动 始。（着重号为引用者加）
这首先让人感到，从肥皂到法律这样大振幅的毛泽东的救国理想（或空想），与杨昌济的人格论相汇合，被汇总到了其个人人格的形成与主体精神当中。而且，那种场合的自己即主体，如《心之力》和《体育之研究》这些题目所表示的那样，同时包含有精神和肉体两个矛盾侧面，其中，精神必须支配肉体。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精神的作用叫做“自觉的能动性”。不过，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在写作《体育之研究》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讲的“自觉的能动性”与《体育之研究》中的“主观”和“动”有什么联系，与《心之力》这篇佚失的文章有什么联系，进而与杨昌济的教育和作为杨昌济的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联系，仍然是必须探讨的问题。不过，说“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把中国的唯“心”论作为源泉之一予以肯定，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其怎样从源泉中摄取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参考，下面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
做
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
做
就不会出现。
做
就必须
先有人
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
能做
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
做
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后面叙述根据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正确思想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总之，毛泽东及其朋友们在杨昌济那里学到的不是 关于哲学方面的知识 ，而是哲学本身支配生活的原理和价值观。而且，大概像感到必须遵循此哲学那样认识到奔放的生命力，在词中，作者为“万类”的“自由”的生命力的发展而赞叹。在这种赞叹中，似乎投射有作者那旺盛的热情和有待于定向的价值观。
与杨昌济的师生关系还发展到了私生活中。后来去北京时，毛泽东在已转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的帮助下，得到了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职务。而且，他与其女儿杨开慧恋爱了，并于1921年在长沙结婚。遗憾的是，杨昌济在1920年1月去世了。据说，在北京和长沙都举行了追悼会。杨开慧后来在毛泽东据守井冈山时，留在湖南被国民党逮捕。她被强迫发表离婚声明，但她坚决拒绝，最后被枪杀了。
另一位教师徐特立，是在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中砍断手指写血书的热血汉。由于他生活朴素，又热心教育，赢得了学生的尊敬。毛泽东等赞成蔡元培（与鲁迅同乡，北京大学校长，1868—1940）和吴玉章（四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1878年生）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开展这一运动时，徐特立以年过40岁应招，并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长征，而且一直步行坚持到最后。1957年在庆贺其80岁生日时，他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的朋友数量，随着他组织的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扩大而增多。最初以杨昌济为中心的伙伴似乎有蔡和森和张昆弟数人。其中，蔡和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他与在巴黎的蔡和森互相通信，坚定信念。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母亲是同乡（湘乡县人），比毛泽东大一岁。他贫农出身，当过牧童、商店的小伙计、见习手艺人等。据说进入第一师范后，由于为人热情和学习认真，毛和蔡总是受到同学们的尊敬。他在岳麓山脚下的家像是租的房子，毛泽东等朋友经常在那里聚会，新民学会的成立仪式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曾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李富春夫人，1900年生）也一同前往。由于他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实际活动，于1921年被强制遣送回国。他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内要职，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的朋友中，还可以举出陈昌（浏阳县人，1894—1930）、郭亮（长沙人，1928年去世）、向警予（溆浦县人，女，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去世）、罗学瓒（湘潭县人，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1930年去世）、夏曦（益阳县人，1936年去世）和何叔衡（宁乡县人，只有他是年长者，长征开始时已六十余岁，在福建牺牲
）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有个性的青年，作为中共党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都献出了生命。如果详细谈及每一个人，将会展现出富于“书生意气”的群体形象。这里可以从后来与贺龙（湖南人，参加了南昌起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896年生）一起在洪湖一带创建根据地并在那里战死的张昆弟的日记中，看出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
1917年8月23日。
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堂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曰：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即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食，早食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余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知所本也。
夜又与蔡君闲谈，不久即临床睡。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9月16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至溁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溁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一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9月23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凉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毛泽东最初的社会活动是组织新民学会，其于1918年4月14日（星期日）正式成立。毛泽东制定的规章，严格规定了生活方面的戒律。会员资格是：“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参加成立仪式的有13人，而到翌年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七十余人，他们活跃在长沙和湖南省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当中。开始时，毛泽东“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
，于是便用“二十八画生”这一自己姓名的笔画数作笔名，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的广告散发到各学校去。据说，女子师范的校长怀疑广告的目的，特意访问了联络地点，查明了本人。
对此广告做出回应的只有三个人
，而毛泽东自己记得是三个半人，所谓“半个人”是指后来作为中共“李立三路线”出名的李立三（湖南人，曾任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1899年生）。他说，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以后，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里昂大学支持了这一运动），宗旨是去法国边劳动边上学，学习欧洲新的制度和思想。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协助，徐特立及蔡和森全家等三十余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就是为了照料暂时集结在北京的这些人，促成实现他们的愿望。1919年初，赴法勤工俭学者终于从上海出发时，人们得知毛泽东决心不去留学都十分吃惊。徐特立再三劝说他，但他以更想了解本国的事情为由拒绝了。
这次赴法留学运动，不仅使湖南的知识分子向海外打开了眼界，而且从留学生中培养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去是耐人寻味的。他自己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
不过，对长沙的强烈眷恋和期待似乎也是事实。
据说，1921年1月，毛泽东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四天讨论。当时在长沙的全体会员的意见是去法国留学，还要大力向东南亚发展。对此，他是这样讲的：
我不想离开长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在这块土地上为学习打基础。
毛泽东去北京是1918年8月，不过，翌年1月又去了上海，4月回到长沙。9月是中国学年的开始，所以他几乎是焦急地等待从师范学校毕业，然后去了北京。对于北国的冬季景色，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十分欣赏它的美丽。虽然贫困，但生活上还是有基本保证的，而且与杨昌济的女儿开慧坠入爱河。不过，他并非留恋北京。如果有离开北京的机会，他还是想以长沙为生活和活动的根据地，这一想法在他从学校毕业后踏出逐渐走入社会的第一步时就相当强烈与坚固。在北京时，杨昌济想在报社为他斡旋一个职位，他也似乎很感兴趣。但是，他那把自立和人生道路放在长沙进行开拓的决心，想必使他对是否回长沙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1919年4月，自北京经上海返回长沙以后，在他1921年7月作为湖南省代表与何叔衡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长沙的活动十分出色。那不是焦躁地在暗中摸索，而是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爆发出才华和热情的年轻人的印象。第一首词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便是他在这两年里活动的真实写照。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游行影响到全国以后，湖南当然毫不例外地出现了排斥日货的动向。毛泽东于6月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以其为中心组织了可以称为国民统一战线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作为其下级，有一个叫“救国十人团”的基层组织，到7月中旬已发展到400人以上。10月，又进而根据人员增加的数量，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它的副总干事就是本诗集中第26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追忆的“柳”——柳直荀。
7月，他创办了学生联合会机关杂志《湘江评论》，每期都写有文章。其中，第二、三、四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被北京的《每周评论》评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四川成都的周刊《星期日》和北京的《新日报》也都全文转载，一些杂志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毛泽东注入《湘江评论》中的热情是惊人的。在上海送走留法学生返回之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修业小学，每周在高等小学部讲六个小时历史课，以此维持生活。同时，他把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了社会活动上。当时，他的朋友曾回忆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几乎都是他执笔的。由于封锁后没有外稿，他边忍受炎热与蚊虫叮咬的折磨，边彻夜写稿子。写好稿子还要做编辑、设计版面和校订工作，有时甚至去街上叫卖。月薪刚够支付伙食费，据说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子、旧竹凉席，几本书兼作枕头。灰色的长上衣和白色裤子是棉制的，而且都破旧了。朋友们看不下去，想借钱给他，但被他拒绝了。
由于军阀张敬尧（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镇压，《湘江评论》在出完第五期后停刊了。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但影响却很大。其间，毛泽东还曾就社会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评论。这一年11月，在长沙发生花轿内嫁女自杀事件，他第二天就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评论这一事件的文章，指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他所不愿意的夫家长沙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其后，《大公报》上又刊登数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据说，由此事件引发，报纸上相继刊登了二十余篇谴责封建制度的文章。毛泽东自己在14岁时，由双亲做主与一个20岁的女子结婚，尽管没有同居一次，但他一定深深感受到了那种不合理制度的弊病。已经觉醒的青年都痛感一样的烦恼和愤怒。受北京传来的五四运动的潮流和亲眼目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刺激，在长沙的几所女子学校里出现了加入新民学会的女学生。而且从1921年开始，男学校也向女子打开了大门。毛泽东的恋人杨开慧在这一年与几个同学转入岳云中学。她因为剪短发而被迫从福湘中学退了学。第一师范和岳云中学是长沙男女同校最早的学校。
接着，在12月，展开了针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排斥日货游行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在学联会议上提议举行湖南全省大罢课。学联进而向各地派出代表团。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就是为了向内阁请愿，在新华门前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要求接见，那是1920年春天的事。新华门面向长安街，在天安门西侧，现在已用朱红大漆涂抹得锃亮，门的两侧有卫兵站岗，门里面可能是一些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住处。从过去他曾徒劳等待接见的那个大门出来，不远处是人民大会堂。据说，毛泽东曾只带几个卫兵步行走过去。
毛泽东自己说，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他热心地寻找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其人生来说，来北京具有重大意义。记下他这些话的是埃德加·斯诺，日译本将其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犹豫”，但中文本则译成“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谁也不愿意误译，考虑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从中可以看出两种译法的细微差别。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运动，又从北京赶到上海，与在上海的湖南人联系。但是，据说他生活得很苦，他的生活费来源是为洗衣房收罗和递送要洗的东西，而多数收入却作为收罗和递送时的电车费给支付掉了。不过，这场运动竟成功了，6月，张敬尧被赶出了湖南。当时，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出于好奇，要求会见湖南督军张敬尧，他记下了接近一个连的军人到旅馆迎接他，然后护送到督军府的令人吃惊的场面。这个日本人被让到一个特别的轿子上，前后各有陆军中尉骑马保镖，“我确实得意洋洋，那是在中国旅行中最得意的时刻”。然而，见到张敬尧之后，由于没有话题可说，很是难堪。“张敬尧有四大天王，其中之一是他的弟弟敬汤……在会见时也作陪了……我受到了关照，但在这次会见的一周后，当我按照预先安排离开长沙去岳阳楼游玩时，湖南发生了兵变。他的这个弟弟首先被杀，而且首级被示众。”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很有意思的是，后来从长征结束时开始露骨地与毛泽东对立的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生）和刘仁静（后来变成“托派”，新中国成立后发表声明作了自我批评，生年不明）一起，作为北京代表出席大会。前一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河北人，北京大学教授，1889—1927），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安徽人，中共第一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1879—1942），结果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准备。接着，在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下，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是1902年的梁启超，自那以后约二十年，在中国开展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其中的核心人物，特别是李大钊，他把曾受无知和歪曲宣传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正确意义传播到了中国，他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绩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受到了这两人的强烈影响。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似乎比上次有更多的机会同李大钊交谈。1920年9月，在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推进留苏的运动。翌年春，刘少奇（湖南人，曾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1898年生）、任弼时（湖南人，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04—1950）、肖劲光（湖南人，曾任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03年生）、罗亦农这些人去苏联留学，就是由这一运动促成的。毛泽东自己同赴法留学运动时一样，也没有去留学。他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是1949年12月。不过，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应该实行俄国式“彻底的全面革命”，为此必须建立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还在湖南的《大公报》（1920年9月5日）上发表文章，在给巴黎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些观点。蔡和森转述了欧洲的社会运动现状，用激烈的语言批判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赞成说“见地极当”。恐怕正是为此，这一理论问题也出现在了中国。与蔡和森等人的来往书信，曾由毛泽东编辑成三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出版。
在20世纪60年代中共同苏联共产党就原则问题进行论战时，曾提到考茨基、伯恩施坦在中国已有先例，或许便是指此。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为了建立党的组织而活动。湖南地区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书记。当时的地区委员会负责范围也包括江西安源路矿，他不仅指导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人力车夫、工厂工人的劳资斗争，而且指导路矿工人的组织和斗争。那时候，李立三（1921年冬以后）和刘少奇（1922年秋至1925年春）进入安源，站在工人的前头参加斗争。
后来，在延安担任过财政部长的李六如（湖南人，1887年生），在其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61年）中描写的，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党开展相当活跃的工作的情况。李六如（小说中的人物叫季交恕）是与武昌起义有关的志士，由于对国民党失望而在长沙十分苦闷。他在担任教员期间结识了何叔衡，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留着光头，有人称他为“陆军头”，身材不胖，个子相当高，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个开朗的青年，穿着中式棉上衣，脚穿黑色棉布鞋。李六如为他经常手拿报纸和书籍走路那种用功的样子感到吃惊和敬佩。
1922年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他参加了翌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对立），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1924年1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合作是党的方针），被指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一年冬季，他因病休假回湖南疗养。生病疗养，这也是他跟斯诺说的，而在其他资料中还有一种说法，即在党中央里人际关系不好，被迫以生病为名离开。据张国焘后来说，他是由于对国民党采取过于“右倾”的态度受到批评，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后派到湖南的。
生病恐怕是事实，但是与陈独秀对立也是事实。这种事情可另当别论，比起当中央委员什么的，在湖南做农村工作对于他来说或许更为畅快。
1925年春，他出现在故乡韶山之后，马上号召农民组织起“雪耻会”，意思是清除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到的国耻。然而，也不仅限于此，通过“雪耻会”的活动，他在故乡周围的村子里建立起共产党支部，培养了党的干部。据说，地主为此曾请求反动派出动军队逮捕他，于是他逃往了广州。他离开上海是在1924年冬，出现在韶山前的几个月是在长沙度过的。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大概就是当时之作，或许是以当时的见闻和感想为基础的作品。
岳麓山上火样的红叶，奔流不息的湘江水，这样的大自然对于青春年代在这里锻炼身心的作者来说是多么的亲切。今天，久违了的冷峻却充满活力的秋季天地，又在召唤着作者，使他将救国的理想变成富有诗意的东西。“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在青年时代写在日记上的书生议论天下事的志向，似乎想要压倒当权者，其意气与大自然的气势正相吻合。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沁园春 ］114个字，双调，前阕13句，后阕12句。后阕第一句开头加了两个字，与原来的四个字合成一句。相当于前阕第二、三句的地方，后阕成了八字一句。前阕和后阕是同一形式。另外，这八字一句可断为三个字、五个字，但断成一个字、七个字的也很多。前阕的押韵字有四个：“头”、“流”、“由”、“浮”；后阕有五个：“游”、“稠”、“遒”、“侯”、“舟”。必须都是平声，一韵到底。七字句的第五字必须是平声字，而作者使用了仄声字。“竞”、“万”就是这样，这一点在《雪》中也被忽视了。前阕的“看”、“问”，后阕的“恰”、“到”是一字豆，根据使用一字构成语的规则，这是必须遵守的。
［ 长沙 ］湖南省行政机关所在地，位于湘江东岸，风景秀丽。毛泽东从1911年虚岁19时开始，一直待在长沙，从这里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 独 ］与后半部回忆中出现的“百侣”对应，意思是说，现在没有同朋友在一起。在杜甫（712—770）的诗中，也有独身一人与朋友对应的句子。“乱离朋友尽……独在天一隅。”（《遣怀》）
［ 寒秋 ］虽然是秋天，却近乎冬天一样寒冷。据说长沙在10月已变得寒冷。
［ 湘江 ］也叫湘水，是湖南最大的一条河，北入洞庭湖，以河水清澈而闻名。
［ 去 ］出去后不再回来。
［ 橘子洲 ］也叫橘洲、水陆洲，是湘江中的一个岛，相当大，中心有海关等。东侧隔江与长沙城相望，西侧隔江面对岳麓山。
［ 万山 ］山峦重叠，指岳麓山，因处在五大名山之一衡山的北麓，故得此名。
［
红
］枫叶被霜打后变成红叶。在岳麓山上，枫树颇多。一日本人在访问此地的纪行中写道：“参观书院（岳麓书院），又见李北海碑后再入山路，在幽谷中有爱晚亭一座。这是依据杜牧（803—852）的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而得名的。满山枫树在晚秋阵雨后如同燃烧着的火焰，与亭亭耸立的翠松相映生辉，宛如锦绣一般。”
［ 层林 ］从山麓至山顶，林木层叠。进入秋季，岳麓山上的红叶有深红、浅红、金黄等各种颜色。久居长沙的人说，这层字确实用得恰到好处。
［ 漫江 ］满江。
［
碧透
］蓝色深而透明。湘江与长江的混浊相比，以清流著称。来自日本的旅行者认为其风景酷似日本。“船已渐入湘江。灵均（屈原）抱石
罗畔，孤雁哀鸣飞入云。下午二时，过湘阴，水色始如碧，两岸烟树茅屋宛如祖国（日本）光景。”
“入湘江，愈加清澈。”
［ 百舸 ］“百”形容数量多，同“百侣”的“百”字。“舸”为大船。
［ 争流 ］船在江上比赛速度。
［ 鹰击 ］鹰飞翔的姿势充满力量，故说“击”。
［ 翔 ］鱼在水中游的气势，宛如鸟在空中飞翔。
［ 浅底 ］水清澈可见江底。湘江水清是有名的，古代地理书上也有“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樗蒱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湘中记》，载《水经注·湘水》）。
［
“鹰击”以下二句
］用仰视、俯瞰来描写眼前的大自然。鸟和鱼对照描写的例子在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旱麓》）意思是说，像飞鸢、鱼跃一样培养人才茁壮成长。晋朝的陶渊明也有诗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意思是说，看到自由的鸟和鱼后自己很惭愧，但自己也有真实的理想，自己的行动不想总受别人的约束。陶渊明作这首诗的年龄，一说是35岁，一说是41岁。但是前者似更合理些。
这样，便很接近毛泽东作这首词时的33岁。当时陶渊明的官职是讨伐农民起义的军队的幕僚，而毛泽东是在家乡湖南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两者的立场完全相反（陶渊明也许对自己的职务感到矛盾）。这首词虽然描写的是与《诗经》和陶渊明的诗同样的景色，却开辟了更新的境界。延伸到下面的句子，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心中对新革命运动的志向作了自己的决定。
［ 万类 ］一切东西。森罗万象、万物、宇宙。“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梁武帝《孝思赋》）
［ 霜天 ］下霜的天空，秋空。古代认为霜是从天上降下的。陆游的诗中有“陇头十月天雨霜”（《陇头水》）。
［ 自由 ］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不受其他约束。
［ 怅 ］伤心、遗憾、忧愁。意思是眺望等待回来的人，但因没有见到而悲伤。这里讲的似乎是期望的东西未得到满足而十分悲哀，在悲哀后又涌现出强烈的期望。
［
寥廓
］广远空阔。在古代楚国的诗歌集《楚辞》中有“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远游》），是指为寻仙境，在天国旅行的屈原（也有说不是屈原的），要寻找虚无的理想境界，于是升天来到天的间隙，向下望着无底谷地时的情景。“下深邃无地，上广阔无天。”
正像“无地，出地之下也。无天，出天之上也”
的解释表明的那样，是形容天空之上的宇宙之广大。毛泽东在别的诗词中也爱用这个词。“寥廓江天万里霜”、“我欲因之梦寥廓”。这首词中的“寥廓”与下面的“苍茫大地”是相对应的，似乎也与开头的“独立寒秋”对应。就是说，面对这样广大的宇宙，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作者爱用“寥廓”这个词，可以说与《楚辞》不是没有关系的，特别考虑到《楚辞·九辩》的下述一节，这首词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屈原弟子宋玉之作，据说是代表老师心情而写的）《诗经》代表北方中国，而《楚辞》代表南方中国。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楚国的中心，长沙是屈原自杀前流浪的地方。作者对表述忧国至诚的同乡前辈表示倾心。
［ 苍茫 ］辽阔遥远不清楚貌。如北周庾信的诗“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拟咏怀二十七首》）、唐代李白的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那样，令人感觉是失去光亮的暗淡，一种蓝黑色的色彩感。伫立在橘子洲头沉思多时，西面岳麓山一带夕阳西下，广阔的大地已变得暗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不寻常的伤感。
［ 主 ］主宰。
［ 沉浮 ］消长兴衰。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无数王朝兴亡。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同时作为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军阀仍然混战不断。
［ “谁主”一句 ］历史的舞台是中国，眼前的苍茫大地上，是谁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自己开始追忆致力于中国改革的友人，后半部分就是叙述这样的内容。
［ “怅寥廓”以下三句 ］与其说宇宙之寥廓引出作者的哀叹，倒不如把它解释成面对广阔的宇宙，作者在为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哀叹更好一些。
［ 百侣 ］许多朋友。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友和新民学会、星期同乐会的朋友。
［ 峥嵘 ］山峰险峻、耸立的姿态。这里指的是苦难的岁月积累的样子。杜甫的诗中有“旅食岁峥嵘”（《敬赠郑谏议十韵》）。
［ 稠 ］多，经常重叠。
［ 恰 ］正值，恰好，偶然的机会。
［ 同学 ］同门弟子、学友。在现代汉语中指在同一学校、同一班学习的友人。杜甫的诗中有“同学少年多不贱”（《秋兴八首》），即过去的学友少年很多人都发迹了的意思。
［ 风华 ］风采（外部的姿态）和才华（内部的力量）。
［ 茂 ］旺盛，美丽富饶。
［
书生
］读书人，做学问的人。在古代中国，读书和学问都是为在科举中合格的应试学习。因此，处在合格前应考学习中的“书生”，一般为世人所轻视。把缺乏经验、不了解社会的年轻人叫“白面书生”也出于这种语境。在唐代诗人高适的诗中有“鲁连（战国时代人）真义士，陆逊（三国时代吴人，将军）岂书生”这样的诗句。毛泽东在这里自称自己和朋友们是还不懂事的“书生”，实际上包含有作为从事创造性事业的青年的自豪感。这是把否定的、轻视的词汇反其意而用之，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表现方法。他在1960年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年轻人、不大知名的人、地位低的人和没有钱的人做了许多事情。”
就是说，干出创造性事业的是“书生”。
［ 挥斥 ］为所欲为，奔放。《庄子》里有“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注释中有“挥斥，犹纵放也”的说法。
［ 遒 ］遒劲，强劲有力。
［ 指点 ］指示，评论。
［ 江山 ］国土，这里指国事。
［ 激扬 ］激浊扬清。浊喻恶，清喻善，攻击恶而赞赏善。
［ 文字 ］文章。大概是指刊登在《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大公报》等上的文章。1915年12月，袁世凯企图称帝时，湖南军阀予以支持，禁止反对运动。毛泽东曾制作反对的小册子，振奋了人心。
［ 粪土 ］腐烂的土。孔子在《论语》中斥责睡午觉的弟子宰予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
［ 万户侯 ］拥有一万户人家的领地的诸侯。这里指军阀。当时，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等人在湖南称王称霸。排斥张敬尧的运动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方针而获得了成功。
［ 中流 ］江河的中央。
［ 飞舟 ］像飞一样行驶的船。
［
“到中流”一句
］
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振甫和臧克家的说法，指游到江河中央的毛泽东逆流而上，溅起水花，因为这个缘故，甚至顺流而下的船也暂时被拦住了；另一种是邵燕祥的说法，来源于晋代武将祖逖（河北人，266—321）的故事。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西北的异族侵入中国北部，定都洛阳的晋（265—316）不得不把首都迁至南方的建康（今南京），这就是东晋（317—420）。在南迁的官僚地主中，只有祖逖积极主张北伐，企图收复失地的热情很高。正在向南迁都的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元帝）只拨给祖逖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让其北伐。然而，祖逖毫不气馁，他率领数量不多的部下出发，渡过长江，在江苏淮阴招募兵力，铸造兵器。于317年、320年两次大破敌军，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土地。可是东晋朝廷反而嫉妒他的成功，对他加强了控制。后来又发生了政变，祖逖在愤慨之余病死了。祖逖渡江中流击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因此，说“中流击水”，如同“背水一战”，是指下大决心收复祖国。南宋的爱国武将文天祥（江西人，1236—1283）著名的《正气歌》中有“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这种用法在南宋文人张孝祥（安徽人，1132—1170）的词《水调歌头》中出现过——“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传说祖逖与同志者一起休息时，半夜里听到鸡叫报晓，他说“这不是坏消息”，然后慷慨起舞。
我是按照后者的说法翻译的。不过，正如邵燕祥的说法，毛泽东使用典故的地方，乍一看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他的词本身写得比较通俗，即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问题。当然，如果了解用词中的典故，倒是会更有滋味，这也是事实。这里的祖逖因鸡鸣而振奋的传说，似乎在毛泽东后来的作品“一唱雄鸡天下白”中也有反映。
今天，我没有跟朋友在一起，孤身一人在寒冷的秋天站在湘江中间的橘子洲上。眼前的湘江不停地向北流去。
当举目眺望岳麓山的绵亘山峰时，那重山中的层层枫林如同燃烧着的火一般，红叶染红了一切。江面呈现深绿色，好多只大船在竞相航走。
再向高处那晴朗的天空望去，鹰在空中像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高速飞翔着。俯瞰江水，清澈透底，鱼儿在水中游弋，宛如在空中飞翔一般。啊，一切生物都在这霜后的凛然秋天里无拘无束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自由地发展各自的生命。
然而，中国社会的情况如何呢？人民的生活如何呢？仰望开阔广漠的天空，自己好像到了古代诗人说的天上天，一种悲哀和叹息同这广大的宇宙碰撞。不知不觉中，落日的余晖己把大地变成暮色，景色也渐渐暗淡了。我面向大地发问，过去历代王朝兴亡，现在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和买办财阀的压迫之下，主宰历史的究竟是谁？
许多朋友曾相聚一起来橘子洲游玩，当眷恋过去回首往事时，那是不寻常的岁月。当时，同学们正是少年，青春年华，风采和才能正盛，胸中燃起改革社会的热情，努力学习和锻炼身体，做事不受任何束缚，发表评论中国形势、抨击军阀和鼓舞人民的文章，眼中看不起军阀，视他们为尘垢。
当年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这条江上划船的时候，离开岸边到江中心，仿效古代的爱国者以桨击水，誓为祖国的未来出力。急流汹涌的波涛，竟然遏止了飞速直下的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