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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毛泽东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我们不仅从措词和举例，还能从作者那独具风格的文体中散发出来的味道，发现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才华和在中国典籍方面的深厚造诣。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1928年以后在中国生活了12年）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他说，26岁去北京，当看到北海公园里的冬天景色时，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约715—770）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青年毛泽东对诗的兴趣和他的审美观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海共产党成立大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有人亲眼见到在他的桌子上摆放着李清照（1084—约1151）的词集。
据1963年冬来日本访问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湖北人，1915年生）讲，在1942年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毛泽东曾把年轻的作家朋友叫到他的房间里座谈，在他的桌子上堆放有《太平广记》。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为避兵乱，背井离乡，后丈夫又病死，每日在他乡痛苦地煎熬着。其所作词多写男女间的爱情、流浪生活的感伤和思乡之情，说起来带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太平广记》
则是汉朝至五代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的一部全集，一座古代奇异故事的宝库。延安洞窟式的住所，叫做窑洞，那是在干燥的黄土层上挖出的洞穴，外面安上木制门窗，据说是个冬暖夏凉的好住处。不过，想象一下在那种没有装饰的房间里借助煤油灯光对千奇百怪的故事读得入迷的作者，总觉得很有意思。
毛泽东写诗词，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对于在从幼年时代就接受古典典籍的熏陶并被要求背诵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人另当别论），把随时的感怀用传统的格律诗表达出来，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高雅的业余消遣。不要说鲁迅（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1881—1936）、郭沫若（四川人，中国科学院院长，1892年生）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就是朱德（四川人，中共中央副主席，1886年生）和陈毅（四川人，副总理，外交部长，1901年生）这样的军人也写诗，毛泽东写作诗词并非不合情理。
《沁园春·雪》这首词很有名。在这首词公开发表之前，只知道他有赞扬长征的《七律》。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这两首在流传。《沁园春·雪》出名，是1945年10月毛泽东为协商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从延安飞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见时候的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开始关注以前待在与世隔绝的延安几乎传说化了的毛泽东之时，重庆的中立派报纸《新民晚报》
刊登了这首词。据说这张《新民晚报》卖得很好。这首词是毛泽东书赠友人柳亚子的，报纸给转载了。如果想公开发表的话，恐怕在重庆合法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这首词最为合适吧。
1946年，访问延安的罗伯特·佩恩（诗人，传记作家，1911年生于英国，后来移居美国）把尽可能多地收集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作为主要目的，但他除了《沁园春·雪》之外，只得到；《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佩恩听说有收录70篇毛泽东诗词的《风沙集》，他到处寻找，最后连书的封面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有人讲，毛泽东在开会时经常随手写些诗，会后便扔在床上，人们竞相去捡。不过，这些纸片是很难弄到手的。见到毛泽东时，毛只是说：“那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
佩恩离开延安时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到机场送行的毛泽东死乞白赖地索要诗词，却被毛用诙谐的话给轻松岔开了。
佩恩未能达到目的，而比他早约九年访问延安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贫农家里，她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报告文学，1892—1950）以一种略微圆滑的方式看到了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真实面貌。
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因为是他的妻子而已经被国民党杀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了诗人萧三（湖南人，1896年生）写的毛泽东传，书中收入的《沁园春·长沙》广为流传。不过，它与后来正式发表的在文字上略有不同，那也许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说正式也好，说公开也罢，发表毛泽东的韵文作品是在1957年。那年1月创刊的专业杂志《诗刊》（主编臧克家，山东人，1905年生）编辑部收集了以前在民间传抄的八首诗词，交给作者征求同意刊载。而毛泽东又附上了十首，并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它们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题刊载在《诗刊》上。据查，当时《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都没有专门刊登评论文章，但地方的文学杂志和以教师为对象的语言教学杂志发表过数种注释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帮助阅读和理解的辅导书。由臧克家讲解、周振甫（历史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可这只是注释书的出版，并非诗集的面世。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是1925年至1956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居多。接着，翌年1月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10月又发表了《七律·送瘟神》。此后，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传统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
1962年，应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请求，毛泽东又公开发表了六首诗词。除《蝶恋花》等三首是近作外，其余都是1929年至1931年的旧作，也就是说，都是反映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斗争情况的作品。
1964年1月，北京等各大城市出售包括未发表的十首在内的《毛主席诗词》单行本。1月4日，《人民日报》等报纸，《红旗》、《诗刊》等杂志在1月号刊登毛泽东的十首诗词。据说，《毛主席诗词》在中国国内受到了热烈欢迎，第一版的印数为50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又加印30万册。在海外，也由于诗集增加了对中苏论战的兴趣而引人注目。新发表的十首是1949年至1963年间的作品，事实上，它们不仅是写中苏论战，也有对国内政治上的重要动向抒发感慨的。《毛主席诗词》以七种装帧出版，其中，精装本的字体是从在中国受到推崇的宋朝版本《玫瑰先生文集》中选用的，很美观。将该书的字体照相后制成铅字，没有相应的文字时则利用偏旁组合成字来代替。装帧也采用中国古书那种十分讲究的线装本形式，完全采用古典诗集的样式。从这种出版的做法看来，似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要告一段落了。
然而，诗集里缺少1937年至1948年这十余年间的作品，就是说，缺少在延安的窑洞里同日本作战以及后来离开窑洞与蒋介石作战时期写的诗词，不知为什么一首也没有。据说，佩恩听说的毛泽东诗集《风沙集》共收录70篇。大概没有发表的作品还深藏在书箱底下吧。从以前公开发表的方式来看，与其说作者不急于发表，倒不如说作者不肯拿出来更为合适。七种版本同时出版，一齐销售，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夸耀权力和个人崇拜的征兆。不过，要是意图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前发表的做法则显得过于谨慎了。
从诗集底页的出版年月来看，毛泽东诗集出版的时间是1963年12月。如果想到这个月的26日是作者70周岁生日的话，那么出版诗集不是也有祝贺生日的意思吗？对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象征的毛泽东来说，人们不是搞群众集会来祝贺其生日，而是通过出版诗集而且利用传统形式的创作和古朴典雅的装帧来祝寿，他可能希望以此同群众交流。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里流淌着强烈的“传统”力量。
也许作者把出版诗集当成纯粹个人的事情，但由于当时的地位和立场，加上周围的希望，才能以这种规模出版。不过，这种情况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里“传统”的根深蒂固。我似乎觉得，不仅“传统”作用于文化上的力量强大，而且参与创造文化的人想主动融合到“传统”中去的冲动也是十分强烈的。
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做准备，并同社会运动相互支援而发展起来的五四文化革命，曾高喊过打倒“孔家店”，抨击封建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便有人认为其意味着全盘否定的倾向，那也是以前的解释。话虽如此，战胜了封建思想的革命，竟以这种形式来恢复文化“传统”，也不会不给人以一丝意外的感觉。然而，如果站在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传统形式相互区别的立场上来理解，毛泽东诗集的装帧和用字的问题并非不可思议。在对京剧等文化遗产的政策中体现的思想，从此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毕竟其作品的形式不是现代的自由诗。尽管如此，把与“传统”针锋相对的革命以“传统”的形式来吟咏，并编成传统形式的书，这不是宣告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个时代在这里结束了吗？
所谓诗的世界，恐怕是读者根据各自的观察和体验深入钻研，独自在其中感受其意味的。而读诗，首先要在创作的同一氛围中理解作者的语言，所以词语的翻译和对时代背景的说明需要在这一氛围中进行。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互重叠，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探求作者个人的诗情是读诗的乐趣，对毛泽东的诗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其确又与历史和社会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把诗（不限于诗，还包括文学和艺术）看成现实的图解是没有价值的，不过，脱离现实生活去读与现实有联系的诗也将引起误解。人们必须从不同于纯个人诗集的角度去把握毛泽东的诗词，这是由这些诗本身和作者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这37首不是毛泽东诗词的全部，有的诗词大概还在隐秘未知的地方。然而，从公开发表的部分看，已经让人感到，如同作者自己解释的那样，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也就是说，属于业余的消遣。在这本诗集中展开并构筑起来的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诗”的天地，试图无止境地继续革命的顽强意志和革命观存在于其中的最深处，这与四卷《毛泽东选集》中散文的世界是共同的。然而，充满活力的自然描写和具有强烈个性的伤感，使他构筑的一篇篇诗词的天地又高于现实，这同直接与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选集》里的散文有所不同，它们毕竟是艺术作品。
关于毛泽东的个性，史沫特莱记述了如下印象：
我们没有开口，互相打量着。他那副冷淡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审美家。他身上的风流倜傥的气质和窑洞中那冷淡的环境令我不知所措。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冷淡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少数和他很熟的人喜欢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
毛泽东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当时，毛泽东虚岁46。已故冈崎俊夫对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直观认识证实了史沫特莱的这一印象。
那里有一种寂寞的余音，孤独的影子。这不限于词，而是中国传统诗人的魂。只有见到孤独的深渊，才能产生对人民的真正的爱，不是吗？
为了挖掘自己的伤感，以便达到中国传统上的孤独深渊，除了同现实的革命联系之外，恐怕还需要直观、读书和思索的积累。毛泽东的诗的世界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以形成独特的人格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收营养，既包含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新的作品领域。
这本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不是“诗”，而是“词”。“诗”与“词”在日文里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则不同：前者读shī，后者读cí；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作诗的人叫“诗人”，填词的人叫“词人”，这在文学史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因而，严格地讲，毛泽东应该叫“词人”。不过今天已不拘泥于此，似乎从文义的概念通称“诗人”，而且毛泽东也作“诗”。
“诗”与“词”怎样区分？一般来讲，确实存在着先入之见，即认为诗是正式的东西，而词是不完整的东西。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把词译成“短歌”或“小曲”。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说，“作为整个词作品的情调，十分类似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短歌集《松叶》和《松落叶》等”
，其在内容上文雅的东西（就总体而言）很多。毛泽东填词，作为文化修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作为一种创作爱好似乎让人觉得意外。
如果按照时代的顺序讲，“诗”的各种形式首先是在唐代（公元7—10世纪）固定下来的。稍晚一些，“词”在唐代中期出现，在宋代（公元10世纪50年代中—13世纪）盛行起来。如果包括诗和词，从广义的诗的体裁考虑的话，自然会想到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那是自周初到春秋（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世纪）时代，将今天陕西中部、河南和山西南部、山东一带流行的民歌汇集起来形成的，而且把收集到的作品的文体统称为“诗”。稍后，是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民歌，又出现了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利用这一民歌形式创作的《楚辞》，他的作品文体叫“赋”。毛泽东的词的高雅格调有与《楚辞》一脉相通的东西，如果想到《楚辞》的地域是湖北、湖南的话，那么热爱长沙、热爱湖南的毛泽东为屈原所吸引，爱读《楚辞》是并非不可思议的。屈原在洞庭湖和湖南北部流浪之后，在长沙北面的汨罗即湘江的支流汨水投江，恐怕是有地理上亲近感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念书时的笔记足足装满一个柳条箱，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时
，故乡的亲戚担心有后患，在其故居的后山上给烧掉了。有一个人实在看不过去，于是从灰中拾出一些保存起来，现在还收藏有两册，其中一册写有《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共22页，是工整地用毛笔全文抄写的。
“诗”和“赋”都是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兴盛起来的。五言（五字一句）的“诗”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七言（七字一句）也是在汉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这种诗在唐代迎来了极盛时期，在一般所谓的唐诗中，各种诗体极为发达，其中律诗和绝句作为新的格律诗固定了下来。这两种诗体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律诗为八句，绝句为四句），韵律也固定（诗中不变韵），平仄（根据发音将字分成平与仄）同样固定（遵从两种固定的排列法）。进而，律诗又有第三、四两句和第五、六两句必须对仗的规则。所谓对仗，像“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那样，两个句子中的“暗尘”与“明月”、“随”与“逐”、“马”与“人”、“去”与“来”，都明显地是由相互对应的词组成。律诗和绝句是后来形成的，所以叫近体诗，这以前的诗叫古体诗。
“词”是在近体诗确立之后逐渐出现的，我们可以从句子长度相同的定型诗（律诗、绝句）发展到句子长度不同的新定型诗来考证这一发展的轨迹和源流。关于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从诗体来看，有人认为“词”是从“诗”演变过来的，也有人认为同音乐史上新乐器的流行和民歌的流行有关系。还有把“词”叫做“诗余”的，这是把它看做可以增减字数的诗，这一看法也就是将其看做是由诗派生的。不过，词要伴随音乐来歌咏，在不合拍的时候，需要加过门儿，增减字数，因此也同音乐有关系。当时，配合从外国传来的曲子，要使用乐器琵琶。琵琶有28个单调，音律富于变化，不能与句子长度相同的“诗”合拍。因此，据说长短句的歌词便成为一种需要而应运而生。
这样，所谓的“词”便具有了“歌词”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叫做“曲子”的民间歌曲是词的起源，“曲子词”简称“词”。
与“唐诗”相对有“宋词”的说法。词是在宋代盛行起来的，当时有音乐伴奏。这种音乐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当时相当多。与这些音乐相配合进行填“词”，即使是同一种音乐也有填不同形式“词”的情况。有人曾统计过，有820余种曲调，2300余种形式的词。另外，每种形式的词，即长短句，每句的字数、平仄排列、押韵和对仗的方法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一句中只有一个字的地方，不可以排列两个字、三个字。于是便出现了表示这种固定规则的“词谱”，借助它，可如同镶嵌东西一样把文字填到里面去，故别名叫“填词”。
调或曲调的名称叫做“词牌”。词牌当初取自带有“词”曲调的开头的语句。但是，后来词逐渐脱离音乐独立了出来。为了进行“词”的创作，偶尔也选择曲调，而那只是一种符号。例如，这本诗集的开篇《沁园春》，过去是咏唱沁园的春天，即带有咏东汉明帝的沁水公主的庭园春天的歌词，故将此曲调称作“沁园春”，并固定了这种曲调的规则。不过，与这种故事来历无关，其他人可以只利用这一固定的文体咏唱别的事情。为了方便，便把《沁园春》这一词牌作为人们使用的文字符号保留了下来。这样，了解规则的读者（不了解时参照“词谱”等）很清楚字与句的段落、押韵等，所以能够较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因而，词牌并不是题名，在“词”中一般不加题名，如果加题名是作为注释放在词牌之下。词牌与“词”的内容一致而原封不动地成为题名时，把它叫做“本意”（这本诗集中《满江红》或许可以说是本意）。词牌虽然有各自的来历，但是与对词的内容的理解无关，在本书中这些说明全都省略了。
“词”的长短各色各样，短的只有14个字，长的有240个字。根据其长度的不同，又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一首“词”有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分，叫做前阕和后阕，或前片和后片。而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变化部分叫“过片”，有人说其中可以变换词的内容，但还是前后意思有联系为好。毛泽东大体采用有联系的方式。对偶、押韵、平仄都由词牌统一规定，这大体都是近体诗的延伸。而必须写做一个字的地方，被称作“豆”，或叫“一字豆”。如果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为例的话，前阕中的“看”、“问”就相当于“豆”。“怅寥廓”中的“怅”也是“豆”。然而，这里将三个字连读起来比较好，并不绝对要求把“怅”（一个字）与“寥廓”（两个字）分开来读。同样，后阕同一位置用“曾”（一个字）、“记”（一个字）和“否”（一个字）三字构成一句，另外的“恰”和“到”字则属于“豆”。
尽管词的形式如此烦琐，但人们还是选择它进行文学创作，大概是因为“词”属于与“诗”不同的领域，诗中无法吟咏的，它可以吟咏吧。另外，它是需要音乐伴奏的，即是在有歌妓娱乐的地方咏唱，可以表现在“诗”的固定范围里无法表现的男女爱情的心理和女性姿态等东西，因为当时如果假托女性的口气，即使吐露真心话也不会被人责备。今天，中国把文学史上的某些“词”当做不健康的作品予以排斥，然而所谓不健康之处，恰恰是其魅力所在。苏轼（四川眉山人，号东坡居士，1037—1101）的出现把“词”男性化了，“词”的形式似乎更吸引人。由于它的字数比近体诗多，因此可以加进更多的事实和感想。又由于一首词分为前阕和后阕（也有不是这种情况的），因此可以对照比较今昔，使内容有变化。毛泽东创作很多的词，恐怕也是为了便于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吧。
苏轼以前的“词”，作者即便是男人，内容也都像是女性写的。说“词”是代言体，恐怕就是从认为它是由异性代办这一性质来的吧。评价诗词的标准，像以杜甫和李白等为代表的诗以阳刚之气为好，词则相反，必须使用委婉、忧郁、幽深和倩丽之类常用的套话。对丈夫和恋人的爱情、嫉妒与怨恨，由于季节变化的伤感和悲哀，在外地的孤独感等，这类东西在词的题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词风发生大的变化，应归功于苏轼。“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这一评论很好地说明了他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苏不受以往狭窄题材和用词的束缚，在诗和散文的天地注入了“词”，在思想性上开拓了更高的境界。于是，词从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才好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作为可以倾注文学创作热情的体裁被确立了起来。扼要地把苏以前的词的倾向当做婉约（斯文）派，而把他看做是与此对立的豪放派的开山祖师，是很有道理的。在“词”的体裁上，他不仅打开了奔放的幻想、细致的观察以及表现和开展诗性议论等新的领地，而且在押韵上，制定出要与友人的诗使用同样的韵（把它叫做和韵或次韵）的规则，还特意尝试过如何从这些束缚手脚的规则中解脱出来。在“词”中，他不仅谋求题材与反映面的扩大，而且试验过大量使用和韵与典故，从而把别人与自己的诗的技巧很好地纳入了“词”中。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有名的是《水调歌头》和《念奴娇》。
作为苏轼以前的词人，有专门赞美女性的容貌、服饰、姿态的晚唐温庭筠（山西人，812？—870？）。由于他被与受其影响的词人韦庄（陕西人，836？—910）一起编入词集《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于940年），而被称作花间词派的鼻祖。在五代（公元10世纪），被称为南唐词人的群体抬头，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李煜（937—978）。他是五代乱世的小国之一南唐的末代皇帝，所以也称李后主。丧失皇位后，其词已不再充满深刻的悲哀，采用像以前那样借用不幸女子的口气吐露自己心境的手法，而是直接宣泄自己的心情，给后来的豪放派手法以影响。进入北宋以后，柳永（福建人，987？—1053）出现了，接着是苏轼，在苏轼之后出现的是毛泽东也喜欢的李清照（山东济南人，1084—1151）这位女词人。她为避战祸，与丈夫来到江南，丈夫病死在南京后，她孤身一人在杭州一带苦度晚年。李清照身上没有封建社会女子常见的那种自卑感情，她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填了浅显易懂、带有独特风格的词。她在婉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最近的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她兼有豪放派的特色。南宋（公元12—13世纪）受金压迫，所以爱国感情很强烈，出现了很多反映这种情绪的词人，其中辛弃疾（与李清照同是山东济南人，1140—1207）很有名，与其齐名的著名爱国诗人则是陆游（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号放翁，1125—1210）。
毛泽东的词在气势宏伟与感情豪放方面，继承了豪放派的体系。但是，从各重要处的用词所表现的女性式感觉来看，其词在本质上与婉约派也有共同之处。即便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有婉约派式的作品，所以毛的情况并非不可思议。可以说，毛泽东从这两派最显著的长处中吸取了营养，把自己的作品锤炼到更高层次的诗境。而且，他的个性本身具备那种复杂性，所以由个性喷涌出来的词自然具备那样的格调。他在用词上大胆采用现代汉语，而且加进现代的事件和人名，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两派的综合与扩展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