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郑州四季中最美的季节。一城秋叶纷纷,有春天的色彩斑斓,无春天的干风和沙尘;当晴空一碧如洗,有夏天的艳阳高照,无夏天的酷热与暴晒;满目行人衣装各异,有冬天的清凉渐至,无冬天的苦寒彻骨。秋天的鸽哨最为动听,由远及近,由近及远,距离的变化让单调的音节变得悠扬悦耳——像街坊邻居的小孩儿不约而同成群结队在街巷里追逐奔跑那样,来自不同鸽舍的家鸽结成飞翔的军团在树梢和屋瓦、茅草的上空反复盘旋,转着一个又一个圆心不断挪移的大圈,仿佛要在俯临的棋盘一样的街区中寻找什么秘密。走在街巷之中,你会无意间邂逅几株菊花,它们在窗台上或墙角处舒展线形的花蕊展示单纯的色彩,再转过几个街巷,你会嗅到似有似无的桂花香气。各种树叶从树梢降落下来,大如手掌,小如雀羽,颜色不一,或杏白,或蜡黄,或铁锈红,起风时,干枯的大树叶摩擦着地面不肯快速前行,发出薄铁皮的声响。秋天下雨绝不会像夏天那样暴雨倾盆,秋雨是柔性的,和缓的,中庸的,适可而止的,在你开始厌倦时,它一定会戛然而止,绝不会挑战你的忍耐限度。雨霁的天更是天高云淡,据说明清两代的郑州人喜欢秋晴之日登城楼望嵩岳,这时候,远山如画屏,仿佛触手可及,可见前工业社会大气的纯净度、透明度之高,令人艳羡。秋晴之日,市民百姓不论贫富,都习惯晾晒衣裳,消除潮气。有钱人晒的是锦帽貂裘,显露的是殷实富足,贫寒之家却晒出了长短不齐捉襟见肘,有时候却也能显示一下人丁兴旺的阵容和女主人缝缝补补的巧思和女红。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 194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农历戊子(鼠)年九月二十。皇历上说这一天:宜打扫,宜沐浴,宜破屋,宜祭祀;忌结婚,忌开业。真够准的,这一天郑州解放,中原野战军将郑州国民党守军扫地出门,国民党郑县当局的破房子轰然倒塌,当天大部分的沿街商铺也都应激性歇业,关门闭户。
十岁的史金腾手拿酱油瓶沿着东大街往西走,时间已过中午,妈妈让他去打酱油,嘱咐他快去快回,他却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漫不经心,郑州老话叫作“卖夜眼”。
前几天一直下雨,天刚放晴,东大街上还有一片一片断断续续的积水,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映照出天光云影。街上行人很少,宁静无声,小金腾远远看见一位漂亮的中年女士,脱下脚上的绣花鞋,提在手里,然后光着脚小心翼翼地挑拣着水浅处跳过水坑。
小金腾来到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县前街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东南有一家酱菜铺,是他平日打酱油的地方。
郑州解放前城市路网总图中有一个醒目的由城市干道交会形成的十字构图,其由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县前街(今称管城街)组成,而北大街向东错位,没有参与构图。明清两朝至民国初年,东大街称敏德街,西大街称里仁街,南大街称咸宁街,北大街称清平街。民国十六年(1927年)冯玉祥入主河南,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扎郑州,他对郑州市政关切程度不亚于省会开封,亲自指导、操作郑州各种城市管理和建设发展项目。为了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将郑县政府礼堂改名为中山大礼堂,将东大街改称中山东街,南大街改称中山南街,西大街改称中山西街,县前街改称中山北街,四路交会的十字路被称作中山大十字街。
史金腾准备走进酱菜铺,无意间,他朝西边张望了一眼,一下就惊呆了——他没想到自己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回忆说 (2023年8月28日,访谈者婴父、刘方明;2023年12月13 日,访谈者婴父、党华) ,从西大街过来一支身穿便衣的队伍,有二十来人,头上扎着白毛巾,手执短枪和长枪,从眼前风一样飘过,脚步极快,脚下却悄无声息,穿过十字路口向县政府方向奔去。
他呆呆地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是郑州现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昨天是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天,今天郑州实现了政权更替,是郑州解放的第一天。几个月前,郑州增加了大量的满口四川话的国民党军队,在郑州城墙四周修筑碉堡、暗道,装甲车在城内轰鸣,转来转去,宪兵队脚穿大皮靴,肩挎卡宾枪,列队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各城门和外部道路的出入口都有士兵把守,盘查可疑人员,空气中弥漫着大战即将来临的味道。不久后四川口音的军队调往徐州,郑州城的守军变更为满口黄河北口音的军队,大量的军人拥进城内,不少兵痞军纪废弛,到处占用民房,史金腾叔叔的婚房也被一个营长强行占用。没想到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国民党兵如此熊包软蛋,当解放军大军 10 月 21 日形成合围之势时,闻风丧胆,22 日凌晨弃城北逃,解放军对敌作战全部集中在城市外围,让城内百姓免遭血光之灾,解放军实现了和平接管。史金腾看见的那一队便衣军人,正是豫西军区参与郑州接管工作的部队,按照事先的严密计划,前往占领国民党郑县政府和河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即将诞生的地方人民政权准备办公场所。
1954 年郑州印刷厂承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及时改正错排铅字的青年党员钱润波,郑州解放那年是郑州《中报》的印刷工人,十六七岁。《中报》由三青团郑州督导处 1945 年接受日伪资产后创办,有中共地下党员以该报编辑身份在郑活动。1948 年 10 月 22 日中午,钱润波看到了与史金腾同样的一幕。他的回忆与史金腾的记忆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虽有差异,但大体一致——
中午时分,钱润波离开南下街北口紧靠西大街的中报社,到老坟岗去取修理的汽灯,因为还没有修好,便扭头回来,走到长春桥(现二七塔的位置),突然听到有人喊“八路来了!”“八路来了!”许多路人都在盲目地奔逃——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现在叫作“人民解放军”,大家还习惯于以“八路”相称,而且国民党当局的污名化宣传让大家已经心生戒惧。老百姓一边喊一边跑,吓得正在街头执勤的警察把帽子摘下猛地往地上一扔,也像兔子般奔跑起来。他把帽子扔在地上,也许是为了消除大檐帽产生的风阻,以便跑得更快,也许按照心理学的分析,这是个下意识的动作,折射出他强烈希望摆脱警察身份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可能给他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图求生。这个时候街上的店铺闻声而动,纷纷出来上了门板,关张大吉。
钱润波跑回中报社,大家赶快关门——社长、总编、编辑、记者早些天已不见踪影,现在社中只有一两位工友。他们透过门缝往外瞧,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的影子。突然有几个身穿便衣的解放军前哨,手里掂着手枪走了过来,接着有成队的解放军顺着墙边谨慎地前进。钱润波看到的解放军应该和史金腾看到的前往国民党县政府的是同一支队伍,因为此时此刻,他们都身行在中山大十字街口。钱润波回忆,这一天的郑州城分外安静,夜里大家提心吊胆,和衣而卧,很久不敢入睡,但整个夜晚万籁俱寂平安无事。
三义街小学学生武克华那年九岁,家住乾元街,当天下午正在菜市街东头华美医院附近和五六个小伙伴玩耍,突然听到“八路来了”“八路来了”的喊声,还听到了两声枪响。定神看时,已有一队身穿粗布军装、手执枪械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但他们并没有惊慌,更没有奔逃。据武克华老人回忆 (2014年4月26日,访谈者婴父、武静彬) ,当年国民党当局宣传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的模样——记得华美医院外墙上有一幅手绘宣传画,画面是共产党人捉拿老百姓放到磨盘中碾轧的场景,鲜血流淌,充满暴力。但武克华有一位干亲姑姑在大光明电影院当放映员(后来得知她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多次对武克华说:别听他们瞎说,共产党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样子,都是些好人。武克华是个孩子头儿,他不慌张,大家也都有了主心骨,跟着武克华围到了这队战士的旁边。领队者佩带着手枪,国字脸,大眼睛,很英俊的样子,对武克华说:“小同学,快回家吧,外边危险。”说话的声调带着浓重的豫西口音。说完一队人马快步向华美医院里的圣德中学校园走去。武克华和小伙伴们只好散去,各回各家。
圣德中学是解放前郑州的一所知名学校。校址原在西郊碧沙岗,距市区边沿四五公里,还隔着一条平汉铁路,孤悬城外,时局吃紧,害怕战火迫近,校长吴惠民忧心忡忡。恰巧这时候市内华美医院歇业南迁,部分房舍闲置,校长吴惠民决定将数百名师生全部迁回城内,借用这座教会医院的洋房办学。
郑州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故事现场,位于今菜市街。1904 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牧师施爱礼(音译,下同)夫妇、牧师陆德恩夫妇和医生劳莪丹先后来郑传教,1906 年在靠近郑州城墙东南角的城外花地岗一带购置土地 90 亩,在此建成教会中心、浸礼会教堂。1910 年劳莪丹医生建成黑铁屋顶的西式建筑“燕形楼”,正式开设医院,这是郑州建立最早的西式医院,也是西医传入郑州的开端。郑州末代知州暨郑县首任县知事叶济对该院的开办曾给予积极协助。1911 年定名“美华医院”。1926 年,由于北伐战争,教会医院停办,美籍人员撤离郑州,返回美国。冯玉祥率部进入郑州,将司令部“八大处”设在这里。1934 年美籍医师艾义梅等人来郑再次接收医院,改“美华医院”为“华美医院”,以示对华尊重。抗战胜利后,美籍医师艾义梅去而复返,1947 年 4 月接收华民医院,1948 年 1 月艾义梅又率众南迁,租飞机一架空运华美医院医疗设备、器械等到武汉又转往桂林,带走职工 25 人。圣德中学遂迁入部分空置建筑,充任临时校舍。华东野战军首次解放开封战斗中,蒋介石曾秘密飞抵郑州,在华美医院燕子楼中召见顾祝同、刘峙等将领,面授机宜,指挥国民党部队负隅顽抗。郑州解放后,1949 年 12 月基督教浸礼会在华美医院基础上改名为“华民医院”,继续开业。1951 年 1 月郑州市卫生局按“美资管理委员会”指示,接收华民医院,后曾改称“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1962 年改名“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延续至今。
1906 年在花地岗(现菜市街东段位置)建成的浸礼会教堂,当时四周一片空旷 摄影佚名
郑州解放前夕,郑州有 20 余所学校师生奉命弃校南迁,圣德中学校长吴惠民对本校师生说:“共军能不断取胜,一定是有纪律的队伍,必不会加害于学校。我们学校抗战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一次我们既不南迁,也不解散,请大家安心向学,切勿惊慌。”所以,郑州解放这天校内一切如常,教室里不断传来琅琅读书声。据当年圣德中学教务主任王惠广回忆,这天下午他正带着几个师生巡逻护校,走到校门口朝外观望,看到几名身穿灰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提着枪大步流星地向校门走来。王惠广惊愕中将大门打开,走上前来的一位为首的解放军严肃地问:“这是啥地方?”
王惠广回答:“这是学校,圣德中学。”
解放军同志顿了一下,说:“学校我们就不进了,把门关上吧。”说完几位解放军转身离去。王惠广松了口气,心中佩服校长吴惠民具有政治远见,想起那些仓皇上路逃离郑州的其他学校同人,感觉有些可怜可笑。王惠广将刚才发生的事向吴惠民校长做了汇报,吴校长沉思了片刻,请他通知全体师生在学校操场上集合。
数百名学生黑压压站到了旗杆下面,吴惠民走上前去,高喊了一声:“降旗——”
一位青年教师两手交互拽着绳子,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降了下来。圣德中学在校长的带领下用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广场行为,向一个旧时代做出果决的告别。傍晚时分,又有几位穿军装的同志来到圣德中学,对学校处变不惊坚持上课表示嘉许,在笔记本上记下校长的名字很快就走了。
吴惠民步行回家,睡了一个安稳觉。明月当空,分外皎洁。
解放前的几个月是郑州现代史上最昏暗也最混乱的一段时间。当年的老报纸保留了一部分相关的历史信息。1948 年 9 月 20 日《申报》报道《中原的苦难》以及之前的几次报道,记者通过采访河南城市乡间,勾画出国民党统治末期的民生艰辛,也让人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基层治理的低效混乱,看到郑州及附近区域承受的沉重灾难。1948 年国民政府不顾身处战乱之中河南人民的死活,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横征暴敛。河南省政府前主席刘茂恩,在华东野战军第一次解放开封的时候化装出逃,解放军主动退出后,他返回省城,惊魂未定,和《申报》记者谈到国民政府征粮问题时说:还要河南出粮?!不是河南人肯出不肯出的问题,而是河南根本就没有粮了。
国民政府压省政府,省政府只好将压力往下传导,向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压,专员公署派员督征,县长下乡坐征。河南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郑州,所辖汜水县政府派人拿着镣铐下乡催粮,结果逼死人命十多条,征粮依然不足三成。所辖广武县派员催粮,越县境到荥阳县去抓粮户,结果引起一场骚动和反抗。而催征、督征、坐征的结果,根本不能从农村已经空了的粮仓凭空变出一粒麦子出来。1948 年的河南,既有战火,又有水灾,申报记者的词语曰:“千里平原间,阡陌已失去原形。”汴郑间的粮荒虽不自今日始,但在今日却显得更严重。河南省田粮处曾电请粮食部救灾接济,两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未见下文。
国民党军队视郑州为中原的堡垒,为了据守郑州,一直在修建城防工事。据城防司令部负责人报告,从 1947 年 9 月到 1948 年 6 月,10 个月时间共征集民夫 1000 万人次。
《申报》报道说:
这笔账也可以算算,三百天中出了一千万工,平均每天要有三万三四千人为郑州城防而工作。
别看郑州人口多,其中有十多万人是外面来的难民,郑州城区的人口不过二十万至二十五万,除去老弱妇孺和享有不被摊派权力(利)的人,少壮人总数在十万人上下,做一个除法,就是每个少壮每三天得做一天工,这也是议长痛切陈述的一点:这十一年中郑州哪一天不在做工事?然而工事在哪(儿)呢?
战乱经年,民困已极,偏偏摊派特多,征役繁复,这是专门负责摊派的镇保长头疼的事。郑州城乡有九个镇 (表述有误,其实是郑县有九个乡镇——婴父注) 已有八个镇长向县长提出辞呈,在开封失陷以前的开封报纸上,“坍保”、“亡村”等字眼,差不多天天可以看到。
“坍保”“亡村”就是说乡镇保长被催粮要粮的人逼得没有办法,于是一逃了事免得挨打。在情况最恶劣时,开封城厢内二十多条街上的保甲长们全部逃光。要粮的部队见到保甲人员就抓,暂时看押,粮齐了,才准许放出。
这是一个笑话:郑县参议会冯议长,在座谈会上含着眼泪说:老百姓有多少粮食都缴给政府,政府还再要些什么呢?记者偶然向另一位谈起,他说:“我可以回答——要命!!!”
当年郑州有民谣曰:
粮食是县长的
儿子是老蒋的
发财是当官的
吃苦是百姓的
郑州人自古就有以民谣讽刺时事的传统,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解放之前为了征兵,国民党征办人员和保甲长到处抓壮丁已是普遍现象。有具体史料显示:一些青壮小伙怕当壮丁,到处流浪有家难归,有的青年不惜自残逃避兵役,如郑州西大街青年许留保自己弄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阜民里青年马尾巴割掉了自己的一个脚趾。1948 年国民党撤离郑州前还抓走了一些青年,解放后杳无音信,不知死活。
郑州解放前不久,郑州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有一次紧急换防。此前驻防郑州的是孙元良部整编第四十七军。孙元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之父)生于四川成都,军中有不少川籍士兵,满口四川方言,所以史金腾回忆中对此印象深刻。1948 年 8 月,蒋介石为了准备在长江黄河之间与解放军决战,组建了 4 个兵团,四十七军被扩编为第十六兵团,孙元良任兵团司令兼徐州“剿总”郑州前进指挥部副主任,10 月 6 日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之命离开郑州,向东开进,加强徐蚌方向的防御。郑州防务移交给了四十军李振清部。陆军中将李振清以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四十军军长的身份进驻原郑州绥靖公署大院。这个时候,驻守郑州、开封的国军主力均已东去,洛阳已被刘邓大军四纵、九纵先期解放,郑州守军孤立无援,李振清嘴上强硬,在中原野战军陈兵郑州南部的巨大压力下,内中早已丧失坚守的斗志。李振清这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大汉,抗日战争中参加台儿庄大战时作战勇猛,头部受伤血流满面依然顽强指挥本团作战,从此得了一个“李铁头”的称号。1945 年参加内战,时任 106 师师长,随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率部从河南新乡出发北上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曾逞强用狠,赤膊上阵,在邯郸战役中让晋冀鲁豫解放军一纵严重挫败。1945 年 10 月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部队三面合围,穷追猛打,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李振清在混战中身负重伤,带了一个连趁着夜色仓皇潜逃。回到安阳后,李振清收容溃逃和被解放军释放的官兵,被任命为重建后的四十军军长,依旧驻防新乡。这次他临危受命,充任郑州守备,面对南线刘邓大军,他余悸犹存,丧失自信,无心练兵备战,天天到三多里“珍珠泉”浴池泡澡解压。
旧街巷,现已不存。在今火车站东广场占地范围之内。三多者,祝颂吉语也,指多子、多福、多寿。语出《庄子·天地》。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郑州军警联合稽查处大队长、郑县总工会理事长陈耀龙在这里开办“珍珠泉”浴池,设有专门的贵宾间,设施豪华,既是他个人寻欢作乐的淫窟,又是他交结权贵,为之提供特殊服务的社交场所,郑州解放前后这里又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据点。1966 年三多里曾改名为“三同里”。
李振清天天在“珍珠泉”泡澡,水汽氤氲之中,他貌似晕头转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陈耀龙为他安排年轻貌美的女子搓澡,他眼角一挑,挥手屏退。见他并不喜欢这一口,只好安排一个专业搓澡工过来服务。那搓澡工拿着热毛巾准备往他身上搭,先猛吃一惊,倒抽了一口凉气,只见李振清头上、手背上、左胳膊上、后脊梁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疤,如同钢板的焊缝,凸起而光滑。这些伤疤既有日本鬼子给他留下的战功勋表,更多的是刘邓大军教训他的惨痛记号。
其实李振清在浴池蒙 的水汽中高度清醒,他眯着眼睛,是在思考如何应对他面前的危局。作为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他已经看懂了天下大势,获悉了刘邓大军近日向郑汴运动的动向,再次面对刘邓,他的自尊、自信已经瓦解。他在“珍珠泉”私下跟下属做好了 10 月 22 日弃城北逃、向新乡靠拢的安排,并指定四十军参谋长尹继英少将全权指挥撤退行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拼死守城的下场,必然全军覆没,洛阳、开封都有样子在先。弃城而走,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0 月 21 日李振清先于部下秘密出逃。这是他的部队、也是正在向郑州包抄的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都事先没有料到的。他前一天大摇大摆坐上他的敞篷吉普车上街巡视,像个一流的演员,扮演了一位器宇轩昂、坚守城池、处变不惊的高级将领角色,为了鼓舞士气,驱车在大同路、德化街、西大街、北大街、营门街、天成路、东西太康路、铭功路、慕霖路、二马路、一马路、杜家花园、操场街巡视一圈,尽可能让更多的沿途士兵看见自己的身影。次日由司机冷恩宝驾车带着主任参谋袁培经以检查前哨阵地名义来到东郊野外的飞机场。此时正值秋收季节,田野里不少农民都在摘绿豆、收玉米。据袁培经撰文回忆当时情景,李振清从吉普车上“搬下一个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放着土靛染的两套毛蓝土布对襟夹袄,半旧土布手工做的布鞋,旧马虎帽,半旧黑束腰——旧社会河南劳动人民经常系在腰间的布带,俗称沾带,既能当毛巾,又可当垫肩”。李振清用这些东西一化装,俨然一副典型的豫北农民形象。为了打扮得更加逼真,他们又拿银圆从农田中干活的农民身上换来了破旧的衣裳,让袁培经换上,两人第二天在渡口搭船渡过黄河时,听到了西南方向炮声隆隆枪声阵阵,他们只能默默祈祷,败局无可避免,只祈愿他的弟兄们不要被全歼殆尽。这一天,正是 1948 年 10 月22 日,他们听到的枪炮声,是中原野战军秦基伟的九纵部队正在老鸦陈和薛岗一带追歼他们的残部。
李振清把郑州丢了,等于蒋介石把中原丢了——开封的国民党守军闻风丧胆,两天以后也学着李振清的样子,弃城而逃。
中原既是历史文化概念,又是历史地理概念,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板块、政治建制、施政区域概念。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指中国版图的中部地区,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北至黄河,东起运河,南临长江,西接伏牛、汉水,地域辽阔,人口密集,物产丰富。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华北、东北之后,中原地区成为天下焦点。中原逐鹿,势在必行。中原胜负,决定着国共两党谁能最终掌握中国政权。
历史重任落在了邓小平身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把“经略中原”的任务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1904—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4 年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1927 年回国。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务,1934 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错误的批判,失去全部职务,后一度复出,周恩来总理病重后,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曾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后又受到“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1977 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9 年退休。之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 年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引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轨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7 年 2 月 19日去世,享年 93 岁。
解放战争的三年,是邓小平和刘伯承从率部强渡黄河,到经略中原,直到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全面胜利,进而跨过长江直捣南京的三年,在这三年中,邓小平是我党我军中原战略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1948 年上半年,中原地区主力部队包括刘邓、陈粟、陈谢三大主力,人数达 30 多万,加上各军区地方武装共 50 多万人,不仅作战方面需要统一协调指挥,部队的军需供给也必须统筹安排,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各方面统一行动的指挥机关。这个时候,解放军在中原已经站稳脚跟,中原解放区的地盘也已形成较大规模,要高标准完成经略中原的任务,进一步把中原建设成为解放军继续南下的前进基地,就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加强组织建设。1948 年 4月 20 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联名向中共中央上书,强调“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建议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来中原局担任领导职务,同时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
1948 年 5 月 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副书记李雪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 12 人为中原局委员。同时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委邓子恢、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达,副参谋长曾希圣。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分工为,刘伯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小平集中精力抓政治领导、党政建设,邓子恢主要抓整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所辖各解放区的区划和部队的建制也做了适当调整。经过调整,中原局领导的解放区由原来的 6 个增加到 7 个,即: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皖苏、豫西、陕南。中原军区下辖七个解放区军区,第一、二、三、四、六、九、十计七个纵队及三十八军,并指挥华野第三、八、十纵队。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总部所在的豫西解放区以伏牛山、嵩山为中心,北至黄河,南依桐柏,东到平汉铁路,西临陕南,人口约 1200 万人。中共豫西区委、行署和豫西军区也在这个时候(1948 年 6 月初)成立,党委书记张玺,行署主任李一清,区党委隶属中原局,下辖六个地委和洛阳市委,郑州解放后,变为下辖七个地委和郑州市委——洛阳市确定由一地委领导。1949 年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从干部来源结构看,基本上是由豫西区和豫皖苏解放区为班底的,尤以豫西区为主。其中从晋察冀南下豫西的干部和山东支援豫西的干部占了相当比重。
这个时候的邓小平,40 岁出头(44 岁),古人称“四十曰强”,正值强盛之年,他身经百战,经历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考验,特别是在和刘伯承亲密合作中,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敌后抗战和领导开辟太行、太岳、晋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具备领导解放战争中一个战略区的政治领导人的能力和智慧。
1948 年 5 月 19 日,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率领领导机关进驻河南宝丰县,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由山东经河北邯郸、山西晋城、河南洛阳来到宝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由此形成了坚强的领导团队和指挥中心。几位主要领导个性鲜明,各具特色,但相互尊重,高度配合,大家在一起工作,融为一体,结下了终生不改坚如磐石的深厚情谊。
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四位中原局领导人中,刘伯承年岁最长,性格沉稳,学养深厚,博古通今,有名将之风,不但深受我军将士尊敬,在国统区民间也备受赞誉,老百姓都视其为传奇人物。河南当年有两句对刘伯承的称赞词:“一刘战败七个刘,一只眼战胜十四只眼。”一刘即指刘伯承,也有赞其帅才“一流”的意思,七个刘则指当年河南国民党军政头目和交战敌军首领刘峙(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茂恩(河南省主席)、刘艺舟(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刘积学(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汝明(国民党第四绥靖公署主任)、刘汝珍(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刘暨(河南省政府调查室主任)。一只眼是说刘伯承一眼失明,独眼可观天下,十四只眼是说这七名刘姓官员、将领都戴着眼镜,却昏暗不明,形同睁眼瞎。刘伯承说话,既有斩钉截铁之语——“狭路相逢勇者胜”是他改造古语创造的名言,还有风趣幽默之语——“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今天大多数人会误认为是邓小平的原创,其实这句话由巴蜀乡村俚语演变而成(原始说法是“黄猫黑猫”),战争年代刘伯承、邓小平在军中都很喜欢说这句话,每到战前动员,刘邓总是以此提醒大家开动脑筋,发散思维,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去消灭敌人争取胜利。刘伯承、邓小平合称“刘邓”,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金搭档,有“刘邓不可分”的美谈。邓小平作为中原局一把手,代表党中央在中原战略区实施统一领导,他的年龄却是最小的,他和刘伯承生肖同属龙,刘伯承年龄比他整整大了一轮。邓小平事刘如长兄,挺进大别山途中路过黄泛区湿地沼泽,邓小平亲自搀扶刘伯承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前行;夜深人静在作战室一起对着地图研究敌情制订战役计划,邓小平常常亲自为视力不好的刘伯承掌灯,查找坐标。邓小平性格坚毅,沉稳如山,毛主席曾夸奖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形容他意志坚定,举重若轻,坚持原则,不可撼动。他说起话来词语简洁朴素,向无虚词,务求精当,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有关资料显示,他耳朵略有重听,一生中从不会与人窃窃私语。别人发言,他喜欢让人说完,很少半路打断、中间插话,喜欢安静地倾听,仿佛是一种享受。他不会像陈毅那样爆发出声震屋瓦的大笑,他的笑是用嘴角向上轻轻挑起的微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是四川人,陈毅初临宝丰,刘邓前去迎接,陈毅哈哈大笑,握住两人的手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从此,三人在一起聊天,仿佛上演方言剧,你一言我一语,尽是川味儿幽默。陈毅年龄居中,性格豪爽,富有文采,喜欢谈天说地,演讲时汪洋恣肆,囊括古今。邓子恢年龄居次,生于闽中,曾东渡日本求学,性格恬淡宁静,率真自然,勤于研究,善于思考,学识丰富,目光深邃,有长者气度大家风范。每遇陈毅长篇大论海阔天空时,经常风趣地插科打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正是这样一个金牌团队,把“经略中原”战略从“闯中原”“战中原”推进到了“定中原”的历史节点。
中原军区司令部 1948 年夏秋之间的驻地——河南省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一个有望楼的院落 婴父摄影
中原军区司令部会议室,解放郑州战役曾在这里酝酿谋划 婴父摄影
经略中原,郑州一直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中原城市。晚清名臣张之洞、盛宣怀修筑京汉铁路,选定线位时舍开封、洛阳而取郑州,铁路开通运营后,尤其是陇海铁路与京汉铁路在郑州形成十字后,郑州一夜晋升全国性交通枢纽,战略地位中外瞩目。北洋时期,直奉军阀在这里拥兵争锋;冯玉祥两度入主河南,在开封处理政务,却将军队驻扎郑州,控制四向,决定进退,并首开“郑州市”行政建制;抗战时期,日寇两度争夺郑州,视郑州为中原心腹之地,曾策划建立以郑州为省会的伪“中原省”;抗战胜利,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在郑州隆重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中原地区暨郑州、开封、洛阳、新乡日寇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又毫不犹豫选定郑州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成立“郑州绥靖公署”,下辖军队驻守范围超过河南省界。应该说,每座城市都是一定时段一定地理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事、交通、产业和人口聚集的中心,每座城市都是多种功能的复合体。这些功能或强或弱,既可以叠加,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也可以增强或者被纾解、疏离、弱化,被其他城市承接替代。从晚清到解放战争时期,郑州的各项城市功能,不断增加,不停强化,成为中原军事中心战略要地和全国性的铁路交通中心、中原地区物流输配中心和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这些功能显然超过了省会城市开封。战争年代,以军事价值为导向,有军事地位就有政治地位,郑州城市影响力的急剧上升是可以想象的。1946 年 6月国共谈判最终破裂,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内战全面开始,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所辖兵力全部投入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点行动。1946 年 8 月刘邓大军为斩断敌军的运输大动脉陇海铁路,在兰封(今河南兰考)至徐州之间发动攻势,歼敌 5000 余人,破袭和控制铁路 150 公里,也让郑州绥靖公署焦头烂额。刘峙组织反扑,刘邓首长指挥部队佯装大步撤退,同时安排伏击,诱歼了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整编第三师,活捉中将师长赵锡田(国民党陆军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刘峙因此被蒋介石撤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和挺进大别山后,面对的敌方军队也主要是郑州绥靖公署统辖的部队。郑州和徐州两个铁路枢纽城市始终是蒋介石军事布局的战略支点。时间到了 1948 年下半年,“战郑州”和“战徐州”成为中共中央、也成为邓小平常思常想的两大命题。
阅读历史文献可知,至迟在 1948 年 6 月 20 日(华东野战军首次攻入开封城占领省政府之日),刘邓向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发起郑州战役的作战部署,作战目的是歼灭郑州守敌孙元良的国民党四十七军,同时围点打援,消灭从东南两个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刘邓分析说:“郑州城防比开封强,但比洛阳弱,郑州以南以东地形均好,利于设野战。”8 月中旬,中原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报送的秋季作战方案中进一步提出,在我华东野战军逼近和攻击济南、徐州时,郑州孙元良部可能向东增援,中原野战军即可以主力部队围歼郑州之敌。
1948 年 7 月 25 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握别,乘坐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从河南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出发,前去参加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中原局的日常工作托付给陈毅负责。8 月上旬到达西柏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握着邓小平的手,端详着他消瘦的脸,心疼地说:三年没有见面,邓小平瘦成邓小猴了。你瘦喽,中原解放区却强壮喽。
毛主席十分重视中原战局和中原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在政治局会议前多次找邓小平谈话。按照毛主席的要求,邓小平连续几天伏案写作,给中央提交了中原局工作的书面报告。
1948 年 9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正式召开。一个月之前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挽回颓势,8 月上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斥责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要求他们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加强“精神的武装”,使“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会议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蒋介石何尝不知“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古训,他要调兵遣将,在中原地区与共产党一决高下。他要求在这一地区内,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追堵兼施,国军主力精锐之师则编组形成强大兵团,对解放军“猛烈追剿”。同时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
中共“九月会议”则研究了更加宏大的主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 500 万,歼敌正规军 500 个旅,五年(1946 年算起)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等要求,还指出未来的人民政权,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毛主席的报告贯穿一个主题,战胜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从1954 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同时颁布的宪法内容,可以看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理念的始终不渝、制度设计的持续推进,可以看到清晰的历史逻辑演进线路。
会议关于军事斗争安排方面指出,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地区和华北、东北作战,要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中共中央的部署与蒋介石的部署既不谋而合又针锋相对)。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战,敢于与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
9 月 14 日会议结束,邓小平没有在西柏坡停留,立即整理行装返回豫西。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都来送别,毛主席说:“我们每次见面,形势都有好大变化。我们明年再见面,相信有更大的胜利!”周副主席轻抚着邓小平的肩头说:“中原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挖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说不定抄他南京老窝的任务也靠你们完成呢!”
邓小平回答:“党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和刘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完成!”
邓小平回到中原局研究的第一项工作,就和郑州战役有关:敌情有变。敌人正在调整部署,抢占先机,严防我军进攻徐州,孙元良的四十七军已扩编为第十六兵团,已于 10 月 6 日开始离郑,向徐州进发。黄维兵团也可能东进。刘邓和陈毅、李达等研究后立即应询致电中央:陈锡联率一、三、九纵集结于禹县、襄城、叶县,等待战机;陈赓率四纵和陕南主力(在方城周围)、六纵(在唐河以南)就地等待战机。陈锡联、陈赓两集团待敌情大定后,相机攻击郑州或南阳,或尾击孙元良、黄维两敌,以策应我徐州作战。特报请示。
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你们应立即部署攻击郑州一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不得东进,否则孙兵团抵达徐州,将妨碍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10 月 12 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遵令决定陈锡联率一、三、九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陈赓率四纵十八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准备打援。
10 月 13 日,刘邓和陈毅、李达等经过缜密思考,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推迟进攻郑州时间,把攻郑时间定在淮海作战前 5 日开始行动。
10 月 14 日,再向中央发报,报告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作战时间、参战部队、战役目的:如果华野确定 10月 28 日在徐州一带发动攻势,则中野决定组成陈锡联兵团(率一、三、九纵队)于 20 日开始围攻郑州,陈赓率四纵跟进加入作战。攻郑的目的,是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回援,如果兼能吸引杜聿明、邱清泉兵团的一部分援兵效果更好。其二是作战中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的不同战法:一旦开战,如果能迅速拿下郑州城,则占而守之;如攻势开始,孙元良被迫回援,攻城又一时难以得手,就优先考虑在野战中歼灭孙元良之一部;如果攻城和打援均不顺利,就放孙元良部进入郑州城,我军则在外部对其进行钳制,使其不得东进,他若敢强行东进,我军则组织歼孙之战。
10 月 18 日,刘邓和陈毅、邓子恢致电中央军委:鉴于郑州、开封等地敌情变化,我们再三考虑,攻郑时间应在 23 日开始,迟则将失去歼灭四十军的战机。并向中央军委报告说,邓小平、陈毅即日将赴郑州前线指挥作战,使用陈赓四纵电台,请军委与他们联络。中央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他们的意见,同时提示他们,守郑敌军可能逃跑,应安排主力部队在郑州、中牟之间向郑州攻击,避免敌人从东面向开封逃跑。刘邓和陈毅等深入研究后认为,郑州守敌配备的重点在西北方向,若逃跑则向北的可能性较大,应事先断绝郑州至黄河铁桥的道路截堵北逃之敌。
为了读者阅读顺畅,也为了节省篇幅,本书对中原局与中央来往电文做了简约化处理。这一段时间“郑州”成了通信电波中频频出现的关键热词。
10 月 18 日当天,刘邓签发中原军区郑州作战的命令,着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攻郑作战,参战部队分为“东集团”和“西集团”两个作战集团,陈锡联指挥一、三纵为东集团,由城南至东北方向实施攻击;陈赓指挥四、九纵为西集团,由城西南至正北方向实施突击,九纵并派出有力部队在郑州城与黄河铁桥之间预设阵地,阻击新乡之敌南援,防备郑州守敌北逃。
10 月 20 日,中原军区高层领导开始分成南北两组分别行动,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在豫西指挥第二纵队、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和江汉、桐柏两军区主力,把黄维、张淦两兵团引向平汉路西大洪山与桐柏山区,减轻即将开始的郑州作战压力,邓小平、陈毅、张际春则从皂角树村向北进发,与陈赓四纵会合,指挥和督导郑州战役。当天晚上,邓小平和陈毅、张际春抵达禹县十三帮会馆(位于今禹州市文卫路中段路西)。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年,由药行帮、药棚帮、祁州帮、甘草帮等十三个药帮集资共建。占地二十亩,内有戏台、药王庙、议事厅等,建筑群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严密,青砖灰瓦,起脊挑檐,是禹县最讲究的传统建筑群落,现被征用为中野四纵司令部,里面可以容纳数百人。院子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电台嘀嘀收发报的声音通夜不断,一派大战将临的气氛。
禹县十三帮会馆,解放郑州前的中原野战军四纵指挥部 婴父摄影
陈赓见到邓小平、陈毅,跑步向前,两腿并拢,右臂高升,庄重地行礼致敬,大家热烈寒暄。邓小平心情愉快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指指陈毅,又指指陈赓,再指指自己说:“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刘邓大军,以郑州战役为起点,三路大军正式连接一体,协同作战。”
陈毅拊掌称赞:“要得,要得!政委总结得好!”
从 1947 年开始,中原大地上有三个解放军作战集团,号称三路大军,同时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一是晋冀鲁豫解放军后称中原解放军的刘邓大军,二是华东解放军的陈粟(陈毅、粟裕)大军,三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及其由四纵主导的九纵、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豫陕鄂地方部队,号称陈谢大军(陈赓、谢富治),四纵本是刘邓大军的编内部队,是刘邓大军的一部分,但中央军委将其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使用,此前直接听命于中央。陈赓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我们这支部队的底子本来就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部分,因为作战形势需要,我们在一个地区单独活动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又归建回到老窝,归刘邓首长直接指挥。前一段通讯社、报纸为了宣传和吓唬敌人,称我们为陈谢大军。我陈赓何德何能,敢与刘邓、陈粟相提并论?!”陈赓从来不允许部队中各级指战员自称“陈谢大军”,他平生淡泊名利,在荣誉和个人地位问题上保持着高度清醒。
陈赓认为邓小平的说法高度概括,既如实描述了前一个时期中原我军的实际状况,又抓住了眼下郑州之战的精义,不能反对,但既旷达又细致、既端庄又诙谐的陈赓还是有办法表达他需要表达的那层意思:他缩了一下脖子,转了两圈眼睛,做出惶恐不安的表情,笑着露出整齐的白牙,伸出小拇指头:“我们,只是这个,一路小军。”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简单吃了晚饭,邓小平、陈毅、张际春在一起研究郑州战后接管问题。
作为政委,从八路军一二九师开始,与刘伯承一起驰骋疆场攻城略地,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作为主帅,亲率十万大军,攻占中原重镇,这在邓小平个人军事生涯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央给他们的电报,抬头始终是“陈、邓”,把陈毅排在邓小平前面,这不过是在保持战争年代始终如一的“武在前,文在后”的电文规则,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理所当然是郑州战役指挥系统的一号首长,而中原局第一副书记、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则是二号首长,这在党史、军史中是没有疑问的。邓小平除批准了作战部队的战场部署外,还主导了占领郑州的接管安排。
10 月 21 日,邓小平、陈毅、张际春致电中央,报告攻占郑州后有关工作的考虑和安排。电报说,对郑州有可能实现巩固性占领。为切实保证社会秩序,准由本市工商学界及社会团体组织治安秩序委员会。成立军事管理委员会负责城市接管工作,由张际春任军管会主任,指定九纵秦基伟为警备司令……
当天晚上,各参战部队按照事先部署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形成对郑州的四面合围,一场围歼战、攻坚战的布局业已完成。子时以前,“东集团”之一纵部队进至郑州城东北侧(今郑东新区CBD附近),三纵部队进至城东南十里铺一带;“西集团”四纵部队进至城南郭店(今新郑郭店镇郭店村),而九纵则在 22 日上午到达郑州城西北贾鲁河以西的兰寨、石佛、百炉屯一带——兰寨村位于今郑州高新区雪松路与药厂街交会处附近。《兰寨村志》记载,1948 年 10 月 21 日夜九纵部队“入住本村不惊动老百姓,露宿街头。天亮,村民看到不同往常的大兵很是吃惊,不可思议”。兰寨村上一年曾住过国民党军队,搜刮百姓,杖毙逃兵,把整个村子闹得鸡飞狗跳。这次见到不入民宅、纪律严明的军队,相形之下让他们顿生好感。
邓小平、陈毅、张际春与陈赓四纵主力同行,当晚在郭店安营扎寨。作战处和通信分队立即搭设电台,布置地图,建立四纵前线指挥部,供邓小平等首长指挥郑州战役全局。
22 日清晨 5 时,中野一纵在杨勇司令员指挥下分别攻占祭伯城、飞机场(今郑东新区CBD地区),切断郑州守敌可能东逃的线路,扫除郑州城外部敌军力量。
祭字作为郑州地名用字时普通话读音zhai,读寨;郑州方言读音zha,读炸。清乾隆《郑州志》曰:“祭伯城,在州东北十五里,今废。周公第五子所封地。”祭伯城乃西周方国祭国都城,周公姬旦封其第五子于此。祭国地近殷商旧都,东临圃田大泽,水美土沃,物阜民丰,是周公治国的东部重要支点。春秋时期,祭国被郑国吞并,郑庄公赏给宠臣祭仲作为他的采邑。祭伯城城址面积约两平方公里,2013 年国务院公布祭伯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郑东新区在平安大道与农业东路交叉点位置建成占地 3 公顷的祭伯城遗址公园。
郑州城内守军接到消息,6 点钟开始弃城沿郑新公路(郑州至新乡)向西北方向溃逃。九纵在城北的部队通过前伸侦察和通过监听敌军电话获取了敌军逃跑的情报,在须水镇九纵前线指挥所指挥战斗的秦基伟司令员,果断将预定的城市攻坚战的部署,调整为野外歼灭战。郑州城西北方向的九纵部队两个旅成为主战部队,郑州战役实际上成为郑北战役。秦基伟用电台向四纵指挥所中的邓小平、陈毅等报告了有关情况和战斗决心,邓小平当即指示: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他们跑掉!
郑州古村落,因乌鸦而得名,原名“老鸹陈”,郑州方言读“老瓜柴”——“柴”是陈的转音,把韵母en变音为ai,仄声改平声,声调向上,便于张开口型,放大音量。而郑州人自古以来称乌鸦为老鸹,鸦是书面语而非口语,改“老鸹”为“老鸦”是普及普通话后对地名的雅驯化处理,削弱了方言特征。老鸦陈村位于今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从村中穿过。村庄靠近贾鲁河,曾是古代运粮水道。传说东汉末年张角“黄巾起义”时曾在此建仓储存粮草,称为“黄巾宝屯”。黄巾军被击败后,这里又转手成为曹操的军需仓库。明朝陈姓兄弟从山西移民郑州落脚至此,修房舍,建家庙,繁衍生息渐成聚落,尤其广植树木蔚然成林,大批乌鸦在这里翔集不去,长期栖息,村庄故而得名。1948 年 10 月 22 日,这里成为郑州战役中“老鸦陈围歼战”的主战场。当时的老鸦陈是个 500 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分南北两寨,寨墙高一丈五,上宽三尺,外有护寨沟,寨内瓦舍栉比,俨然一座小城。当日中午,郑州逃敌的大部分及其指挥机关被解放军压缩到老鸦陈寨墙之内,敌军辎重塞道,人马混杂,少数脱逃,大部分被俘被歼。1960 年 2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偕彭真、刘澜涛等到此视察。
关于郑州战役的具体过程和战绩情况各种军史资料都有详细的记载和生动的描述,兹不赘述。用简单几句话概括一下:中野主力四个纵队十万大军围上来,给李振清造成心理压力,这是郑州国民党守军决定北逃的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纵队均有贡献。但除一纵在城东发生局部战斗外,三纵、四纵虽充分热身,但都没有获得下场的机会。郑州之战英豪云集,陈赓、陈锡联、杨勇都是驰誉晋冀鲁豫的名将,但这一次都扮演了配角,资历最浅的秦基伟叱咤风云,一展雄风,成功扮演了“男一号”的角色,获得重大战果,歼敌和俘虏敌军 1.1 万人,毙伤敌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一〇六师少将师长赵天兴,俘获了敌九十九军参谋长佘庭辉少将等多名少将级军官,缴获枪炮弹药无数,九纵部队在兵员和装备方面得到全面补充,军队士气和战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还需要补充一点,以守军全部逃离城区和中原解放军接管城市为标志,1948 年 10 月 22 日被确定为郑州解放日。但郑州战役当天并未结束,根据秦基伟回忆文章记载,一路向黄河岸边追击的九纵部队、豫西第四军分区部队于 23 日、24 日和北逃敌军、黄河南岸守军在邙山头、黄河南岸火车站等地发生了激烈战斗。
黄河南岸郑州段丘陵为黄土高原余脉,几座山峰古称广武山,亦称岳山,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著名古战场,“汉王城”“霸王城”所在地。“邙山”在黄河南岸洛阳段,东端结束于伊洛河入黄河处以西。将广武山误称为邙山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三十八军十七师和新编三十五师曾在广武山一带英勇抗敌,牺牲 2400 多人。因三十八军防区绵长,遂将郑洛一带黄河南岸山丘统称邙山。解放郑州战役,中野解放军使用的作战地图沿袭了国民党军队标注,邙山解放后渐成公称。1987 年,郑州市成立邙山区(郊区与金海区合并而成),在学者们长期的正名呼吁下,2004 年,邙山区更名为惠济区(因古运河惠济桥得名)。广武山一带现已融入黄河文化公园,成为郑州黄河游览观光胜地。
至 10 月 24 日 19 时,郑北歼敌战才告结束。因而九纵作为邓陈首长指定的警备部队在 25 日才举行入城仪式,出现在郑州街头。
关于邓陈指挥解放郑州战役的指挥部位置何在,迄今没有确切的表述和权威的认定。有文史爱好者甚至少数官方媒体提出,邓陈离开禹县后曾在郑州城南十八里河村驻扎,指挥部应该设在此地。依据之一,是当地百姓有过郑州解放前夜村里驻扎过部队的传说;依据之二,一位参加过郑州解放战后接管工作的地方干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此说法。这篇文章其实漏洞百出,多个时空节点无法与各种军史资料一致,不少细节描写貌似生动活泼一波三折,其实一望可知有悖军事常识。至少三条原因可以肯定,邓陈指挥部设在十八里河村的说法难以成立。一是根据二野及参战纵队的军史资料记载及高级将领们的回忆文章,邓陈首长战时是和主力部队在一起的,而不是和地方干群混合行军的。二是邓陈当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指挥部和参谋机构、电台设施,他们是依托四纵指挥所掌控局势的,是和陈谢在同一位置的。中央军委 10 月 22 日中午给华东野战军几位领导的电报中说:“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赓、谢富治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此电为毛主席亲自拟文、签发,内容应准确无误。郑州战役主战部队首长秦基伟在回忆文章中也说:“当时,陈邓首长在四纵指挥所,我向他们报告了纵队决心。”三是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郑州解放前夜,陈谢的四纵所在位置在郑州城南郭店(今属新郑市郭店镇。郭店镇因郭店村而得名,郑州市至新郑的公路从郭店村中穿过,交通便利)。郭店距郑州中心城区近三十公里,在这个位置设置战役最高将领的指挥所是符合战时规则的。这个距离与邓陈首长下午出发,晚间抵达郑州大同路的相关记述也吻合。所以“十八里河说”不太可靠,姑且存疑,有待学者、文史爱好者和军史迷们进一步考辨求证。
接到城区情况的报告后,一纵、三纵、四纵和豫西军区、豫西行署的部分同志已先期入城,占据敌人的军政机关,控制城市重要的要害设施和空间节点,维护、稳定社会秩序,开展街头宣传工作。陈赓司令员命令指挥所工作人员也尽快完成转移,进入郑州城中预定位置,设置新的指挥所,完善相关保障条件。在进入郑州前专门向通信科科长戴其萼交代:“指挥所转移得快,指挥中断的时间就少,到郑州要高标准布置通信设施,为邓政委、陈司令员搞好服务,他们既要和中央军委总部首长联系,又要和刘(伯承)司令员联系,还要想办法和华东野战军联络,通信保障任务很重,要争取搞到大功率电台。另外,到郑州看能不能缴获几辆通信指挥车,指挥部一边机动,一边调兵遣将,那就好了!”——在延安,陈赓见到过一辆美军通信车,车上地图、电话、发报机一应俱全,据说无线电话可以直通美军夏威夷基地,他好生羡慕,朝思暮想能有一台这样的先进装备。
戴其萼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陈赓挥挥手:“好,去吧。找不来,你就给我造一个!”
戴其萼坐上卡车和通信科的同志带着电台先于首长们向郑州开进。
戴其萼(1918—2005),河北沧县人,1932 年参加革命,前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3 年跟随陈赓参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长期担任导弹工程系主任,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程专业人才和优秀指挥员,俞正声、彭小枫、粟戎生、罗东进、刘太行、邓先群等新一代领导和将领都出自他的门下。戴其萼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积累了扎实的科技知识,而且心灵手巧,废弃残旧电器一经他的修理装配,点石成金,立刻起死回生。之前他为陈赓改装过一台五灯交流收音机,音质纯净,没有一丝杂音,陈赓爱不释手。陈毅发现了,拔下插头抱起来就走,边走边笑着说:“打你的土豪,分你的浮财……”
邓陈首长和陈赓等四纵领导也准备向城内进发,邓小平坐上吉普车,拍着车门说:“出发喽,去做几天郑州市民喽!”
陈毅说:“要得。晚上我就替你们侦察一下,郑州有啥子好吃的小吃。”
陈赓这回伸出的是大拇指:“好!”
郑州战役的顶层设计者、主要指挥者们满怀胜利的喜悦,乘车在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的夕照中向北开进。
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和时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指挥了解放郑州战役。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毛泽东主席 1948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1 点钟给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中也使用了“指挥”这个词语,电文说:“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赓、谢富治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权威地证明了这种说法。但邓小平本人另有说辞。他在 1989 年 11 月 20日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有一个篇幅不短的讲话,其中有一段专门讲战役指挥问题,他说:“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过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邓小平是战略区的领导人,承担责任的是中原大局,心中思考的不是细枝末节,不会去替代下级研究战场上的战术动作。结合解放郑州战役的实际,与其说是邓小平、陈毅指挥了郑州战役,不如说邓陈首长靠前督战,为解放郑州确定了目标,鼓舞了士气,输送了能量。今天的郑州人津津乐道邓小平亲自指挥解放郑州战役的故事,显示了对邓小平的崇敬和追怀,也增添了这座中原名城的骄傲与自豪,其实,遵从邓小平的说法,也许更能体现出他的博大胸怀和战略高度。他在郑州解放后入住郑州五日,在这里整军肃纪,指导地方政权建设,运筹帷幄,谋划和拉开淮海战役的大幕,更是郑州人应当珍藏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荣光。
有些战役,邓小平承认是他指挥的,例如闻名中外的“淮海战役”(郑州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淮海战役的前哨战,是淮海战役的前奏和序曲),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决胜的三大战役之一,关系全国解放的战略大局,由二野、三野联合作战。邓小平回忆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指挥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邓小平、陈毅、张际春等中野首长在郑州连头带尾待了六天时间,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和淮海战役有关——下面我们会详加描述。邓小平一刻也没有放松,进入了陇海战役的战前状态。
车队应该是从南关大街进入的市区,所有的商铺门店都已关门,没有路灯,没有行人,街面上出奇的安静。
“郑州百姓有福啊,没经枪炮惊吓,没受战火涂炭,平平安安就变成了解放区。洛阳、开封老百姓没有这个福气。”邓小平在车上感叹。
“没有发生攻城战、街巷战,我们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城外又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堪称精彩战例呀。”陈毅在后座回应。
在昏暗的街道中转来转去,大约在晚上 11 点前,车辆抵达目的地,一个大院的门口。大门是砖石牌楼的制式,月光和路灯下,牌楼横枋上青天白日的圆形徽章清晰可辨。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四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刘子毅和十几位参谋、通信、警卫人员早已在门前等候。
陈赓给邓陈首长介绍:“这是刘子毅,四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既是侦察英雄,也是反侦察高手,解放洛阳时,临时干过公安局长。”
英武帅气的刘子毅跨步上前敬礼说:“报告邓政委、陈司令员,这里是你们的驻地,也是刚刚安顿好的中原军区前线指挥部和四纵司令部。秦基伟司令员的警备司令部正在清理,近日也在这里办公。过去这里是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军队在中原的首脑机关。报告完毕。”按照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接管城市的工作规则,首长进城前保卫部门、城工部门会全面掌握城区各种背景资料,供做决策参考。
“哦,郑州绥靖公署?”邓小平满面春风,笑意盈盈——他一辈子从不放声大笑,依陈毅看来,今天小平的眉开眼笑已经是难得的开怀样态了。邓小平说:“我们抄了刘峙的老窝喽!”陈毅哈哈大笑,声震树梢:“徐州剿总刘总司令小心脏受不了喽,我们今晚先剿了他的老窝!”
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即大同路一号院,南邻大同路,西邻南下街,东邻南顺城街,紧靠郑州西城墙“地平门”(民间习称“小西门”)。这里是郑州沦陷时期亲日反动组织郑州新民会的旧址,1945 年 10 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准备进驻郑州,经郑州地方官员王光临、崔国庆等人筹划,选择这里改造为郑州绥署长官司令部的大院,这里随即成为国民党中部地区军事集团的指挥中心。绥署直属八大处分别安排在汉川街、延陵街、南下街、操场街等地。郑州绥靖公署下辖 5 个绥靖区:第四绥靖区(开封)司令官刘汝明,第五绥靖区(信阳)司令官张轸,第六绥靖区(商丘)司令官周岩,第十二绥靖区(新乡)司令官王仲廉,第十三绥靖区(南阳)司令官王凌云。郑州绥署布防范围是河南全境,山东菏泽、济宁、聊城三个专署,河北大名、邢台两个专署,山西晋城、长治两个专署,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黄淮平原。郑州绥靖公署兵多将广,实力雄厚,有关资料显示,刘峙当时下辖 21个军 53 个师,加上归他指挥的国防部直属工兵团、炮兵团、辎汽团、宪兵团、交警队,总兵力 27 万余人,是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绥靖公署。
“绥靖”一词颇有古意,表面意思是通过安抚的手段达到安定平稳的局面——蒋介石其人一贯喜欢做表面文章,讲求文辞细节——关心抗战后中国国内局势并一度充当国共调停者的美国人是看不懂这个汉语词语的。这个词含义隐晦含蓄,其实暗含杀气,有一种平定暴动制止叛乱的潜义,矛头所向,一望可知。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政权在“围剿”红军过程中就开始在靠近苏区的地域划定“绥靖区”,在区域内或临近的中心城市设立绥靖公署,揽当地军政权力于一身,以图强力高效完成“剿灭”红色武装的任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推广绥靖区体制,集中在与中共根据地交叉的地域统筹军政力量抢占地盘。至 1947 年 4 月,国民党政权共设立了 19个绥靖区,至 1947 年底更增至近 40 个,“绥靖区”制度在内战的第一、二线普遍推广开来。1947 年 3 月,蒋介石改郑州绥靖公署为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顾祝同任主任。之后先后更名为徐州“剿匪”总部郑州指挥部,徐州“剿总”郑州前进指挥部等,孙震、杜聿明、孙元良等先后在这里主持。解放郑州战役前夕,孙元良东调徐州,临时由李振清坐镇,面对我中原野战军攻势仓皇出逃。以上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做过这大同路一号大院的主人。郑州解放后,中原局部分机关曾在这里办公,后一直为部队资产,现为武警招待所。原有建筑惜已不存。
刘子毅引导邓小平、陈毅等来到绥署大院花木深处一座别墅式红砖房里,这是刘峙盘踞郑州时的住所,内部有暗道通往地下办公室,既可防空,又能做战时应急指挥所使用,邓小平、陈毅两位首长在郑期间就住在这里。邓小平、陈毅等在院子里巡视了一圈,见院中既有多辆军车,又拴了十几匹各种颜色、高矮不一的战马,其中一匹枣红色的高头战马是秦基伟的坐骑,今天下午才从战场上下来,脖子里鬃毛在月光下泛着水一样的幽光,看到自己的主人走来,以为又要出发,立即发出咴咴的叫声,前蹄在草地上抓刨。秦基伟走上前去,拍拍马背,又轻轻抚摸丝滑的马脖子,枣红马打着响鼻回应秦基伟,人与马交流的场面,简单而温馨。陈毅打趣说:“它给你说啥子?”
秦基伟回答:“它说首长们辛苦了,早早休息。”
邓小平呵呵笑了:“你翻译给它,请它注意休息,我们马上就要工作了。”
院子里一片笑声。
四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刘子毅和四纵司令部通信科长戴其萼前来报告,绥署大院警卫严密,撒下明岗暗哨,院内进行了搜查、清理,作为中野前线指挥部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内部电话线路已经敷设,作战室已布置完毕,电台已架设,机务员、报务员全部就位待命,等候指示。
邓小平、陈毅夸奖鼓励刘子毅、戴其萼的工作后,回到红房子,口授电文,向中央军委报告:
(一)郑州之敌于今晨向新乡撤退,被我九纵一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三十里处,正战斗中。我主力黄昏后加入战斗,郑州城已于二十二日午被我占领。(二)我们拟在现地休息两天,调整部队,于二十五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来电出商丘,或直出徐蚌,协同华野作战。
电文发出,邓小平递给陈毅一支烟,问陈毅:“仲弘兄,入驻郑州,不可无诗呦。”
陈毅徐徐吐出烟雾,说:“尚未成篇,只有两句。”他一边踱步,一边仰天吟诵道:
战罢郑州望徐州,
敌酋巢穴任我收。
王师北定中原日,
落花流水金陵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