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从1954年说起

如果你有心选择一个年份作为切口，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制建设进程的话，毫无疑义，你应该选择 1954 年。这一年对中国人而言，是值得反复回放、深入研究、不吝点赞的一年。年轻的共和国在这一年主动完成了几个具有“奠基”“固本”意义的动作：

一件事，是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之前，由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1953 年，经普选产生了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像许多孩子起名叫“建国”“援朝”以纪念出生年份的重大事件一样，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有不少都名叫“普选”） ，而且，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业已结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目标全面实现，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顺利起步，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文化素养达到空前的水平，因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安排终于在 1954 年的 9 月份实现。由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我国建立其他国家制度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军队选举产生。这一年，郑州籍军旅作家魏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代表河南人民、也代表郑州百姓进入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尚未开建）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他动了思乡之情，他把家乡的命运和国家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赶写了一篇散文《寄故乡》。他饱含深情写道：

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总是爱他的故乡的。尽管他乡的水更甜，山更青，他乡的少女更多情，他乡的花草湖光更温柔；然而，人仍然是爱他的故乡的，爱它的粗朴的茶饭更好吃，爱他的乡音更入耳，爱他的纯朴的丝弦更迷人！

因此，故乡啊，当我听到你选我做你的代表的时候，不能不拨动我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在领受母亲温柔嘱托时的感情，这是在领受父亲严肃命令时的感情，这是一个忠诚的士兵，注视着连长信任的眼光，领受战斗任务时的感情。故乡啊，作为你的忠诚的儿子，我将如何地竭尽心力，完成你托付的一切啊。

故乡，你曾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地方。人们曾带着深沉的感情感叹过，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沉重的，而你，是灾难中的灾难，是人民的牢狱和坟场。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听见过憔悴的母亲在黑窗户里面的绝命时的呻吟，我听见过哥哥那个失业工人的沉重的叹息，我看见过邻家姑娘十四个钟头换来的两毛钱如何被强盗们夺去，我看见过我的姐姐全家大小睡着的一领破席。我看见过，我还看见过无数的乡亲，他们从大破产的农村中流浪到城市，把亲生的女儿送到妓院，自己流落为军阀的士兵和盗匪。故乡啊故乡，我不爱你吗？可是你是一个怎样的故乡啊，你生产了那么多的棉花和小麦，可你却是连黑窝窝头都不让人吃饱的故乡啊。因此，我不能不离开你，我愿走得越远越好，我的头不愿再回一回，我的眼不愿再望你一望。故乡啊，我不是恨你，而是爱你，你若不在烈火中再生，你就同那些糟践你、凌辱你的恶魔一同在烈火中灭亡……

故乡，你醒来了。你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醒来了。你在共产党的雨露中醒来了。脚踏着欢腾叫啸的黄河，眼望着红光万火的北京，你伸展着你的身子，舔着你的伤口。曾几何时，家人的书信飞来，朋友的书信飞来，乡亲的书信飞来。故乡啊，你已经变成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问，我散步的那条小路呢？他们说，铺着柏油的林荫大道。我问，那路边的茅棚呢？他们说，已经变成了一片高楼……

故乡，我的历尽苦难而终于走向幸福的故乡，你走过的道路，我是知道的；你的心愿，我是了解的，我将怀着你的意志和心愿，踏上怀仁堂的石阶；我将怀着你们满腔的热诚与感激，走到毛主席的身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我将怀着对社会主义故乡的渴望，举起我的双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我将用我们千千万万父老的感激的热泪，写上象征着我们全体人民、各个民族光荣与希望的名字——毛泽东。父老们！我将怀着你们这样的心愿和意志，以尊严而又虔诚的步子，走向怀仁堂去。

魏巍的话虽为文学语言，却能代表家乡的纯朴民意。

再一件事，就是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当然，这也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成果，但仍然要单独讨论它在中国当代史上的意义。因为这部宪法诞生于 1954 年，中国法律界习惯称之为“五四宪法”。毛泽东主席亲自组织并亲自动笔参与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毛主席在起草、修改过程中，不仅确定宪法的总体框架和编写原则，而且亲自拟定和修订具体条款的表述。宪法草稿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毛主席认为不妥：谁说是第一部？晚清光绪年间有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民国早期北洋军阀曹锟和民国晚期蒋介石政权都公布过《中华民国宪法》，怎么能说过去没有宪法呢？要尊重历史，不能虚化历史。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宪法草案还写进了赞扬毛泽东的文字，毛主席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并要求删除宪法草案中颂扬自己的条文。

“五四宪法”在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上获得全票通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共和国宪法，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成果。“五四宪法”的诞生，是新中国走向依法治国的象征，同时它也普及了全国人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让建设法治国家日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

1954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游行队伍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典册模型进入广场，护卫宪法的工人、农民徐徐将宪法打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照亮天地，天安门上下一片欢腾，欢呼声和鼓掌声经久不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在全国许多地方印刷厂印制，发行量高达 2000 多万册。郑州印刷厂（后改称河南省第二新华印刷厂）承担了部分印制宪法的光荣任务，留下了一段小小花絮。接到任务后，全厂干部职工情绪高涨，全力以赴，连夜赶印，争取让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早日发送到读者手中。正当滚筒印刷机不断转动，部分已经完成装订时，突然共产党员钱润波同志发现有一处“国徽”的徽字被误排成“微”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厂领导当机立断要求停机改版，他说：“我们不急着追究谁的责任，当务之急，是要完美地按时完成印制任务！”工人们加班加点改版印制，已经装订成册的割掉旧页换上新页，差错得到及时纠正，产品按时出厂。印制在小册子封面上的鲜亮国徽熠熠闪光，工人们怀着特殊的情感，将成品送出厂门。

还有一件事，这一年全国大区级党政机构全部撤销。此前，在中央政府和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建制之间存在大区级行政建制，由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区演变而成，全国分设东北、西南、华东、中南、西北五个大区（华北区的机构和干部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融入国家机构之中，成为国家机关创设时依托的基本力量）。1954 年 4 月27 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增设中央部分机构，强化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6 月 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中央肯定大区建制发挥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中央也说明了撤销大区建制的意图：“现在，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

另有一件事，不太引人关注，实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1954 年 6 月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因此这一年，堪称中国城市规划元年。会议提出，为了配合苏联援建的新建厂矿项目，必须完成重点城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完全新建的城市与工业建设项目较多的扩建城市，应在 1954 年完成总体规划设计。其中新建工业特别多的个别城市还应完成详细规划设计。旧有工业城市与大城市应积极收集各种资料，积极进行城市规划工作。1954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专门刊发《迅速做好城市规划工作》的社论，由此，城市规划工作有史以来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党中央高瞻远瞩，对城市工作开始重视。但直到这一年才开始在技术层面对全国的城市建设进行统一谋划，分类指导，科学管理。这次会议之前一年半，有一次基础性、前置性的工作会议——1952 年 9 月上旬，国家建筑工程部召开城市建设座谈会，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财经委员会及部分大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目的是初步了解全国城市建设工作的一般情况，交流经验，更着重研究今后的方针和方法，以便有计划地逐步地加强城市建设工作，以适应今后（“一五”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会后建工部党组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提出了今后城市建设应根据国家长远建设计划，分别不同性质的城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改建和新建。按国家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拟将全国城市（当年统计数字为 157 个）划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新的重工业中心，共 8 个：北京、包头、大同、西安、兰州、成都、齐齐哈尔、大冶至武汉区间。第二类为今后五年中工业发展比重较大的城市，共 14 个：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沈阳、吉林、太原、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邯郸、湛江、迪化等。第三类为五年中建设一部分工业的城市及旧有的大城市需要改建者，共 17 个：长春、佳木斯、大连、天津、唐山、上海、青岛、南京、杭州、济南、重庆、昆明、内江、贵阳、广州、湘潭、襄樊。

在这个城市名单中，第一类、第二类相加的 22 个城市几乎都是东北、华北和中西部城市，若不是还有一个“湛江”，东南部地区就“剃了光头”，这体现了当年国家工业发展的地域导向。郑州被明确列入今后五年工业发展比重较大的城市，并和武汉、洛阳、湛江一起成为中南区工业发展的标志和重点。建工部党组认为，以上 39 个城市为五年内第一批开始进行改建和新建的城市，当前主要任务是先做基础工作，即迅速进行调查测量，准备各种必需的资料，集中力量进行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我们在以上名单中已经找不到河南省会开封的踪影。显然开封属于第四类城市。第四类为除上述 39 个城市外的其他城市，建工部党组认为，这些城市一般没有大的发展，应采取维持的方针。其中有些省的政治、文化或交通中心，视实际需要在节约原则下，经批准后可酌量进行一些修建工作。1952 年建工部召集的这次座谈会规格并不算高，事后向中央所作汇报也只是部门建议，但我们是不是从中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河南相关城市的“命运线”的走向？

对当年的河南省而言，1954 年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河南省最重要、对长期发展影响深远的一个事件，就是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以此为标志，中原城市群重新洗牌，几个主要城市的经济地位、文化身份的认定和排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郑汴洛”作为河南核心城市铁三角的代称开始叫响并沿用至今，而开封、洛阳、郑州三个城市在这一年面临着全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和发展拐点。

先说开封。号称七朝古都的开封，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的经历相当复杂。1948 年开封历经两度解放。第一次在 1948 年 6 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强攻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巷战。蒋介石飞临开封察看、督战，并曾进入郑州指挥反扑。解放军激战数日终获胜利，控制全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出逃。这次开封解放，是解放军在全国战场首次解放一座省会城市，让蒋介石暴跳如雷，寝食难安。为了集中力量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军三天后又主动撤离开封，将空城留给敌人。第二次解放在 1948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亲自指挥了解放郑州战役，郑州成为解放军东进的战略支点，东边 70 公里之外的开封守敌见大势已去，望风而逃，弃城保命，豫皖苏军区解放军占领开封。开封两度解放，市民群众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沉浸式体验后，开始意外地遇到了城市的高光时刻。解放军接管开封的军管会称为“开封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封人民政权成立时（1948 年 11 月），干部群众见到的名称也是“开封特别市人民政府”——大家既疑惑，又喜悦，因为民国早期只有南京、上海、北平、汉口这样的城市才被称为“特别市”。1930 年以前，中国所谓的特别市是指直属国民政府管辖的城市，1930 年国民政府公布《市组织法》后，特别市改称“院辖市”，意指由行政院直接管辖；1947 年《中华民国宪法》公布，院辖市改称“直辖市”。特别市这个称谓让开封人对自己这座千年古都的未来前景产生了丰富联想和无限期待，有老派文人开始吟诵“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不过，开封特别市这个名称很快就取消不用（1949 年 1 月），批准成立特别市军管会和特别市人民政府的上级机关为豫皖苏行政公署暨豫皖苏军区，是隶属于中原解放区的一个二级子区域的领导机关，不可能赋予开封近似于直辖市一样的行政规格。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资料可以解释、说明或者记录当时命名的依据和决策过程。用同类比对的方法或许可以解释这件事：山东省省会济南先于郑州和开封于 1948 年 9 月解放，当时济南曾冠以“特别市”的字样（1949 年 5 月去掉了这个冠词），也许当年“开封特别市”的命名者仅仅是对邻省省会城市的一种仿制而已，毕竟当年还处于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高层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制定适用于全国的城市等级制度和命名规范。查历史资料可知，当年济南解放时，华东军区决定成立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山东省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决定成立济南特别市市政府。济南如此命名，据有关文史资料，主要因为“济南是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关内我军接管的第一个省会，因此，为了区别于其他一般的城市，就由中共华东局直接领导，称‘特别市’”。济南和开封政府机构的命名分别有不同的决策主体，但均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行政建制并无关系。一句话，开封人想多了。

另外，让开封人兴奋的是，1949 年 3 月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这是大区级的政权建构，辖区所及，超出河南省范围，覆盖到安徽、湖北等省份。开封在早已习惯的省会角色之外，又成为广袤中原的政治中心。河南省人民政府同年在开封成立，开封坐实红色省会的地位。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吴芝圃身兼三级职务，既是大区的重要领导，又是开封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还是河南省人民政府的主席，这也许可以视作开封城市地位蒸蒸日上的象征。

然而，1949 年 5 月江城武汉宣告解放，按照中央的布局，邓子恢率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机关全体人员移师汉口南京路，开封不再具有红色中原政治中心的地位。元代设立行省制度后，开封历元、明、清、民国四个朝代始终为省级行政机关驻地，可谓大宋首都、四朝省会，1954年 10 月底河南省级领导机关迁往郑州，开封省会地位又拱手让人，勉强保留省内城市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之后城市运势更是江河日下，一度（1958 年—1962 年）沦落为县级城市。

再说洛阳。号称十三朝古都的洛阳 1954 年前后也许并不认可开封有资格稳坐次席。洛阳先于郑州、开封两市解放，也像开封一样经历了一次反复——1948 年 3 月和 4 月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两度攻克洛阳。洛阳为我掌握后，豫西解放区和太岳解放区连为一片，打通了华北与中原的通道，陈毅、邓子恢奉调到中原局、中原军区任职，刘伯承、邓小平来往于河南宝丰县中原局中原军区总部驻地和河北平山县中央所在地之间，走的都是这条线路；刘杰率领的晋察冀解放区 2000 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和金明率领的华东局 3000 多人的南下干部支队抵达鲁山，走的也是这个通道。洛阳解放让中原形势为之一振，但就城市规模而言，洛阳城当时只有 7 万人左右，不及郑州解放时人口（16.4万）的一半，不及开封解放时（近 30 万）的三分之一。当时的洛阳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城市影响力远逊于开封和郑州，新中国成立后，开封和郑州被确定为省辖市（全省唯此两个），而洛阳市则归属洛阳专区，属于县级市等级。

1954 年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请看 1954 年 4 月河南省政府发布的公告：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54】府民政字第三十三号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加强对重点城市的领导，特决定将原委托洛阳专署领导的洛阳市，改为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希即遵照！

主席 吴芝圃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洛阳升格为省辖市，是因为这时候的洛阳已经荣幸地被中央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1953 年斯大林在世时就已决定援助中国建设 156 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央决定将拖拉机、矿山机械、滚珠轴承等五六个大型项目放在河南。至于放在河南什么地方，并无定论。当时有两种比较集中的意见，一是主张放在郑州——郑州已经中央批准即将成为省会，应当集中力量优先建设首位城市；二是主张放在洛阳，适度形成郑洛双联布局。这两种意见在北京有争论，在河南争得更厉害。两种意见相持不下。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两个多月前接替高岗计委职务）亲自来河南考察、比选项目厂址，陪同前来的还有国家计委谢北一（河南老乡，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洛阳工作过，后来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等职）和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另有资料显示，苏联专家西新斯基也参加了这次选址调研活动，苏联专家的个人倾向，据说对郑州更有兴趣。在河南活动期间的主陪者则是河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局局长邵文杰。

李富春首先视察郑州，看了郑州郊区的地形，听了关于郑州规划和发展情况的汇报，然后带领众人乘火车到洛阳视察。在洛阳先后察看了两处选址位置，一处是城西涧河以西地区，一处是城东北平乐村以西地区，并了解了这两个地区的地质情况。

李富春听取了关于在郑、洛两个城市选址的不同意见及其理由。主张在洛阳选址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工程地质条件好；二是从战争角度考虑，洛阳山河形势比郑州优越，易守难攻。主张在郑州选址的理由也主要是两条：一是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二是郑州地下古墓少，不会动辄遭遇古迹，工程基础投资较少。据邵文杰撰文回忆，郑洛往返途中，乘坐的专列上有专设的会议室，车上的讨论和争论始终没停。邵文杰承认他个人是支持选址洛阳的，他的出生地在新安县，当年属于洛阳专区，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在洛阳周围工作、战斗，相对于郑州，他对洛阳更熟悉，也更有感情。李富春专门听取邵文杰的意见时，他还另外补充了一条洛阳方案的有利条件：洛阳水资源更加丰富，工业用水更容易解决。在李富春看来，邵文杰的意见既是个人意见，也是来自河南省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其权重在最终决策的权衡中是可想而知的。在李富春的考量中，天平已向洛阳倾斜。李富春回京后，经国家计委研究，提出了将几个重点工程安排在洛阳涧河西岸、谷水村东的意见，首先是拖拉机厂的落地方案，报党中央批准。毛泽东主席亲自听取了汇报。毛主席说：“洛阳九个朝代的皇帝都住得下，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吗？”一锤定音，洛阳拉开架势，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运势一路看涨。除国家投资、技术装备和全国各路专业人才源源不断流向洛阳外，河南在全省选调了大批优秀干部支援洛阳的重点建设。大家熟知的焦裕禄同志当年也是调干队伍中的一员——焦裕禄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被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筹建处办公室秘书组负责资料工作——许多久经考验担任过相当职务的干部不计个人得失，响应国家召唤，投身时代洪流，以参与工业建设为荣。

《河南日报》记者唐凤纪 1954 年被任命为驻洛阳记者组副组长，夏天某日，乘火车到洛阳赴任。他撰文回忆了初到洛阳的观感：

“……在洛阳老城民主路的北端，原来的洛阳旧县衙的大门两旁，新挂着市委、市政府两块显赫的大牌子。市委宣传部的全体人员，全装在一座很大的房子里办公，当地人管它叫‘九间房’。房子有一排大红漆柱子，很像一座殿堂，就在这排大红柱下，加了我一张三斗桌。后来得知，邓小平同志从西柏坡南下赴宝丰途经洛阳时，曾在这个房间里向当地的党政领导干部传达过刚刚开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洛阳老城处在古隋唐城遗址上，武则天时期的遗迹常有所见，街道很窄，低矮的铺面房，灰不溜的色调，颇有名实难副之感。但是，它却蕴（孕）育着生机，就像是一棵枯树又发出了枝枝新芽那样。在很不显眼的街巷里，挂着‘第一拖拉机厂筹建处’、‘矿山机器厂筹建处’以及什么‘城市规划处’、‘公用事业管理处’等未曾听过的生疏名字。街道上处处堆放着灰、砂、石等地方材料，从祖国四面八方调来的老八路，以及操着山南海北口音的技术干部和工人，熙熙攘攘涌到了大街小巷。和那墙壁上战争留下的弹痕，小巷里躺着的国民党青年军遗弃下来的被顽童们磨得光滑发亮的坦克壳体，两相对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新型的城市正在骚动于母腹之中……在国家‘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中，洛阳占了 5 个，加上我国自行设计的 5 个大中型国家工程，合起来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洛阳十大厂。再加上与之相配套和服务的地方工程，洛阳的建设任务是很繁重的。中央和省市不得不调集大批人力物力去支援。洛阳一时为全国所瞩目。”

1954 年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对全国的城市进行了分类排队。“除北京系首都特殊重要外”，全国其他城市被划分为四个类型：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工业城市、扩建城市、可以进行局部扩建的城市和一般的中小城市。其中第一类“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工业城市”，榜上有名的是太原、包头、兰州、西安、武汉、大同、成都和洛阳等八个城市，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八大重点城市”概念的来源。会议指出：“这些城市过去没有工业基础，公用事业基础也没有，有了工业则近代化的设备必须配合格，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城市。”会议强调，这类城市必须首先积极进行城市规划。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开工建设，多项在全国榜上有名的大型项目展开布局……在 1954 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开了挂的洛阳，城市地位不用说已经是超越开封，直追郑州。

书归正传，我们再来说说郑州。1954 年 10 月 30 日，河南省级领导机关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由汴入郑。11 月 1 日，郑州开始以新省会身份示人，成为河南省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除这个头衔晋升之外，还有一件事让郑州历史文化身份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1954 年 11 月 4 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郑州举行联欢晚会庆祝省会迁郑，头版的右下角另刊载消息《郑州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有重要研究价值，中央和省市文化部门决定扩大郑州市文物发掘工作》。消息称：

……1950 年在郑州市南关外二里岗一带发现商代文化遗物后，郑州市文教局即上报省文教厅及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考古专家裴文中及文物工作干部多人，曾数次来郑调查了解，认定为殷商文化遗址无疑。中央文化部并于 1952 年 10 月派考古人员，来郑进行首次实习性的发掘，在清理商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商代文化遗址下边，又有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存在。

随着 1953 年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郑州市建立了文物工作组，将近两年来在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文物调查和发掘中，已发现遗址及墓葬中出土文物两万多件，遗址陶片四百多箱，商代墓葬群、战国墓葬群及汉唐宋等历代墓葬七百多座。不仅证明了遗址分布的广阔，而且有许多重要文物陆续出土。如在南关外商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炼铜遗址一处，有炼铜用的炼炉，铸铜器用的模子以及铜刀、铜斧、铜箭头等物。另在省直机关工地的商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制造骨器的地方一处，出土的有骨器材料、半成品、成品及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物。其骨质经考古专家裴文中鉴定，部分骨器、半成品是用人骨作原料。这些重要的文物是研究我国商代劳动生产情况的珍贵资料。再从郑州殷商遗址上层出土的遗物看，它和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遗物相似，但是中层和下层出土的遗物和殷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郑州商代文化遗址，可能比安阳殷墟要早。

由于上述商代文化遗址的重要发掘，更引起各级人民政府文化机构及学术界的重视。上月二十八日，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尹达，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等到达郑州，同省市文化部门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在密切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中，扩大文物发掘工作，文化部并决定调华东文物工作队来郑支援。本月一日，王冶秋、尹达、曾昭燏等人亲赴市文物仓库和各文物发掘工地视察。

像人生际遇一样，一座城市风生水起的时候，各种锦上添花也会纷至沓来。郑州的老城墙被中国考古界权威机构确认为商代都城遗址，有人认为是商代中期“中丁迁隞”的隞都，有人认为是商汤革命成功后修筑的第一都城亳都（亳都说日益成为主流意见），无论是隞都还是亳都，这都是当年考古界认定的全国范围内最古老的古代都城遗址，没有之一。在这之前，郑州史学界只能把自己的历史推进到东周管国，而郑州城池的历史一直沿袭着各种旧志的统一说法：建于唐朝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时期。郑州处在洛阳、开封两大著名古都之间，西距洛阳 140 公里，东距开封 70 公里，两都之间没有生成和发育一个新的大都市的空间，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戏称郑州为洛阳的东郊，开封的西郊，历史上的郑州州官工作职责中相当比重是承担着“接待办主任”的任务，在汴洛的公私交流中，迎来送往，陪吃陪喝。三座城市貌似“哑铃结构”，两端雄强饱满，郑州只是中间的一个连接体、一个抓手而已。晚清的郑州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型城市暮气沉沉，萎靡不振，因为张之洞筹划的南北交通动脉京汉铁路线贴身通过被注入了现代活力——1804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诞生后整整 100 周年，郑州火车站建成，又因为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再次穿越郑州，郑州成为中国版图上最重要的一个十字形铁路枢纽，郑州的城市地位腾空而起，迅速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蝶变。郑州的交通优势和战略方位，让它饱受战乱之苦，现代史上最激烈的“中原大战”在这里角逐，抗战时期这里又成为对垒前沿，上有敌机轰炸，下有人为的黄河决口，郑州经历了高强度的战争摧残。即便如此，都没有改变郑州一路上行的态势。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郑州是一个起点低、起步猛、起飞快的经典案例，所以又被包括开封、洛阳在内的全国旁观者戏谑地称为“暴发户”。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接待办”“暴发户”不但在郑州火车站建成 50 周年之际正式攀升为河南的首席城市，而且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这座城市历史悠久，出身高贵，若论资排辈的话，作为商代首都，理应当仁不让排在东周都城洛阳和北宋都城开封的座席之前。不可否认，商都身份，让高歌猛进的郑州人更增添了几分文化自信，在介绍城市前世今生的文案中增加了更多有趣的说辞，在城市发展的空间营造中，郑州也更加珍惜屈曲延伸在城区中心地带的老城墙的残垣断壁，任它们安静地散发丰富的历史信息，无声地讲述从三代到清朝和民国的陈年旧事。李富春来河南，在郑洛间比选项目地址时，有人把郑州地下没有古墓等文化遗存当作优势，想必这位先生后来会承认自己失言，郑州地下原来也到处是商周器物、历代宝藏啊。

1954 年这一年，也是郑州市经济发展、城市进步的“大年”，有几个值得一提的标志性事件：当年首日，郑州市自来水公司举行放水仪式，城市居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喝上自来水。继井水厂投入使用后以贾鲁河水为水源的柿园水厂开工建设，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将得到集中供应和安全保障，标志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大规模、现代化阶段。郑州市第一条雨水管道——金水路雨水管道建成，也标志着郑州市排水系统将开启雨污分流的新时代，实现城市管网的细分和升级。城市公交开始运营，郑州有史以来有了第一条公交线路，城市公共交通开始告别黄包车、小毛驴，由人力时代、畜力时代，递进到机械时代、电气时代，有限的几条线路开始展示明显的外部效益。位于二七路和太康路交叉口的河南人民剧院落成，标志着郑州文化消费场所的硬件设施在国内开始达到一流水平。以上这些进展在全省范围拔尖领先，郑州处处弥散着新锐的、现代的气息，让人刮目相看。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五万枚纱锭的国营郑州第一棉纺织厂在这一年建成投产，大型棉纺企业集群化建设首战告捷，标志着郑州发展成为全国性纺织基地的蓝图开始变为现实。国棉一厂在五一节举行了投产仪式，全场职工向毛主席发出了致敬电，工人代表们手捧着他们第一批产品的样品登上火车，前往北京，求见毛主席，让领袖亲眼看看他们的成就，分享他们的快乐。

这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年代，一个淳朴而又浪漫的年代。

在新中国，省会变迁河南并非孤例，但也不是普遍现象。其他案例包括：

案例一：河北省会民国时期先后设在天津、北平、保定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了保定、天津、保定的去而复返，迟至 1968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家庄才晋升河北省会。

案例二：安徽省会民国时期随着政坛变幻、战火明灭而数度变化，流动在安庆、蚌埠、六安、合肥、芜湖、屯溪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因干部不足而延缓建立安徽省级政权，迟至 1952 年才重新建立安徽省，改变了皖北行署（驻合肥）和皖南行署（先驻屯溪，后驻芜湖）分治安徽的局面，将省会确定在合肥。

案例三：江苏省民国时期苏州、南京、镇江都曾为省会，其中抗战时期更是颠沛流离，省级政权机构甚至流落省外；1949 年 6 月江苏全境解放，设苏北行署（先驻泰州，后驻扬州）、苏南行署（驻无锡）和南京直辖市三个省级行政区；1952 年末才恢复江苏省建制，省会临时定在镇江；1953 年初，南京撤销直辖市建制，交江苏省管辖，江苏省会迁入南京。

案例四：吉林省会民国时期长期设在吉林市，短期（不足两年）曾迁往长春市；1953 年长春被确定为直辖市，1954 年又降格为省辖市，一年之内大起大落，同年吉林省将省会吉林市移往长春。

案例五：黑龙江省在新中国成立后由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而成，1954 年省会由齐齐哈尔迁往哈尔滨（哈尔滨和长春一样有不足一年的直辖市经历）。

案例六：内蒙古自治区 1947 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建立体制，首府设在乌兰浩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往张家口（察哈尔省省会）,1954 年，内蒙古和绥远省合并，新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从张家口迁往归绥市，并将归绥改名为呼和浩特。

分析起来，以上案例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这些省会的变迁多数发生在 1954 年及其之前，一般与行政区划调整、地方建制变化有关，和国家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布宪法之前紧锣密鼓完善各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努力完全一致；二是这些省会变迁各有缘由，既不是中央统一的政策部署，也不是最高决策层的授意和决断。除河北省会最后两次变迁时间较晚外，其他案例决策主体和主要推手基本上都是大区级和省级党政机构。以上省会变迁的案例，每一例都有因有果，情节丰富，甚至曲折迂回，跌宕起伏；每一例都牵扯相关省区的大局、多座城市的关系和千百万民众的福祉，都是共和国当代史上值得研究的专题。

可惜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以河南省会变迁为例，迄今为止很少有相关的当代史史学专著，偶见的著作和文章中也鲜有涉及“变迁动力”“初始动议”“决策过程”“操作技术”等核心议题，对这些最关键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语焉不详，扑朔迷离。这和当年的资料、档案、文献的缺失有很大关系——由于那个时候的机构、个人缺乏史料意识和相关制度，现在让我们研究和再现历史场景、历史过程时困难重重，偶遇只言片语，便深感弥足珍贵。

省会迁郑的主要理据是什么？是何时报请批准的？

请看 1952 年 8 月 5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打的报告：

我省省会开封位置偏于全省东部，指导全省工作多不方便，郑州市则为中原交通中枢，为全省经济中心，将来发展前途尤大，如省会迁往该市，则对全省工作指导及上下联系均甚便利，对该市发展也大有裨益。再者若省直机关继续住（驻）于开封，人多房少，日愈不敷，势必另行添建，需要开支巨款，而去年曾购置大部建筑器材，运存郑州工地，长期搁置堆放，易造成物质的损失和浪费，在经济上也很不合算，且在郑进行修建，对救济目前失业工人亦亟需要。为此省人民政府委员第十三次会议暨省协商委员会常驻委员会第十次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省会迁往郑州市，并成立省直建筑委员会，在省府领导下，驻郑统一进行修建与筹备工作，争取明年即行迁移。特此报告，望批示。

谨呈 主席林 代主席邓 中央政务院

主席吴 副主席牛、嵇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

这个报告是 1952 年 8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报送直接上级中南军政委员会并抄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正式报告，也是就省会迁郑问题上报的唯一的正式文件。

如文中所述，省会动迁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开封位置有缺陷，二是郑州发展有优势，三是在郑的有关修建工程应加快。稍加研究你会发现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看，这份正式报告的文字并不严谨妥帖：一是开封距郑州只有 70 公里，怎么就算作“偏于全省东部”呢？二是当年郑州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还算不上现实中的经济中心。三是你还没有报请批准，怎么就“购置大部建筑器材，运存郑州工地”了呢，这不是未批先建，自作主张吗？

关于省会动迁的理由，1954 年 10 月 28 日省直机关大队人马已陆续开始驱车上路时，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在留汴和迁郑单位联席会议上说：“把省直机关迁到郑州，其意义主要是为了领导方便，因为郑州地处本省交通中心，有京汉、陇海两铁路交叉点，除南阳外，均在铁路线上，这是较开封好的地方……这是迁郑的唯一目的。”1954 年 11 月 1日，省级机关在郑正式开张的第一天，赵文甫在省直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和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继续阐明省会动迁的理由：“省会迁郑的唯一目的是加强对工农业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舍无其他……一句话，便于领导全省的工作，领导工作方便。首先，地理适中，交通方便，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特别是对工业大城市，尤其是对洛阳的领导，当然对其他新乡、平顶山也较为方便。”他的两次讲话，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省级领导对省会迁郑的站位角度和基本认知。

再看另外一份重要文件——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2 年 9 月 26 日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政齐字第一二二号）：

中央内务部转报中南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52）会厅经（二）字第四三四四号函及河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52）府秘字第七七号报告均悉。河南省省会拟于一九五三年由开封市迁移郑州市。经核同意。希即转知该省照办。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

中央政府批复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

这是政务院的正式行文，同意了河南省会动迁的意见。此外对这份简短的文件，你读后还会有两条发现：一是增加了确凿明晰的动迁时间，河南省政府向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中使用“争取明年”的词语，显然中南大区向中央转报时做了补正。从历史资料上看，1952 年 8 月 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提交请示，不足半月的 8 月 1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已先期对河南省政府行文批复同意，并拟文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请求批准，动作如行云流水，迅速而流畅。二是从行文时间可以看出中央的动作之快让人意外。中南军政委员会 9 月 4 日向中央发文报告，政务院 9 月 19 日就行文批复，仅半月时间，其间还有经中央内务部的转报环节。这么短的时间，按当年的技术条件仅够收发、传送、呈报和拟文批复、首长审签的周期，根本不够安排上下沟通、部门协商、专业评估、会议决策的常规流程。

从向中南大区报告，到政务院最终批复，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显然，这次报批，是一次按规定走的程序——之前，河南省、中南大区和政务院领导三个层级之间就河南省会动迁问题应该是已经达成了默契。

根据郑州城市建设史料显示，郑州市老城区通往东北部新建区的主干道“人民路”，正式命名于 1954 年，早在 1951 年即开工建设，开工时路名另有其名，赫然称作“省府大道”。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说明最迟于 1951 年省会迁郑这件事就已经敲定，并且广为人知，不是什么秘密。另外，1951 年 4 月成立的郑州市建设委员会，主任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牛佩琮兼任，省政府领导担任冠名郑州的工作机构的职务，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常规的安排，这显然也和省政府高度关注、直接参与新省会规划建设的筹划和操作有关。

那么在这之前，关于省会迁郑的议题，哪些领导机关、权威机构做出过相应的指示或决定呢？

当年的情况，现在几乎无人能说得清楚了。

郑州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宋致和与第二任市长王钧智都是省会迁郑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实际操盘手。笔者有幸拜访过宋致和老人，他在北京木樨地住所接待了我们几位来自他第二故乡的访客 （2000 年11月11日，访谈者婴父、于德水、徐顺喜等） ，宋致和深情地回忆了他1948年10月 22日骑马从慕霖路、顺河街（后来的解放路）进入郑州市区的生动细节，回忆了解放初期他和夫人李清林（曾任郑州市人民法院院长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郑工作的一些情况。关于省会问题，他回忆说，刚解放的时候郑州就被确定为省会，因此郑州的干部信心大增，热情高涨，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没有具体谈及决策过程、主要决策者等情况。

王钧智 1952 年由洛阳市市长任上奉调入郑，担任副市长职务（可证当年郑、洛两市行政等级之间的差距），省会迁郑前他还担任过“郑州市欢迎省会迁郑委员会”的主任。这位百岁老人面对关于省会迁郑决策问题的请教 （2022年4月9日，访谈者婴父、朱宝山、王力） 时说：我 1952 年才调到郑州，那时候市政府上上下下都知道郑州已定为省会。但具体决策过程我也不太了解，只知道刚解放上级领导就是这么定的。

忠于上级，服从指挥，不究原委，抓好落实——当年即便是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很少遇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在战争年代长期形成了这样的质朴作风。

1954 年 10 月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外部看，它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开阔的主角城市场景；从内部看，它应该有一个从肇始到推动、到成功的完整流程；从公众史学叙事的角度看，它应该有一个由多元化的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构成的证据链；从非虚构文学写作应有之义的角度，它还应当具有符合逻辑的推理、演绎，还应当涉及个体的情感、命运与生存境遇……

以上这些，可以算作本书的构成要素和写作追求。

讲述省会迁郑的旧事，没有更多的翔实资料可供援引，笔者只好采用“六路并进”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写作：一是寻找资料，集腋成裘；二是比对文献，辨别真伪；三是田野调查，尽可能全部踏勘历史现场，在空间叙事中还原历史细节；四是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采集当事人和参与者的私人记忆材料；五是影像记录与影像表现，既包括寻求相关人物和场所的历史影像，也包括用摄影的辅助手段配合文字进行历史叙事；六是采集当代史学者的相关见解，或邀请有关话题的研究者发表高见。另外，为了在本书的叙事中既能够对涉及的城市环境、空间节点及相关文史信息有足够的描写，又不会因而过多地横生枝节影响文气的流畅和阅读的节奏，本书专门设置“老郑州城市微观地理小词典”将词条镶嵌到相关的段落之间。阅读这些词条，有助于对老郑州和本书内容增加深度了解；忽略这些词条，也不影响通篇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跳过不读，也是一种节省时间的阅读方法。这种文本创新的方式，足下以为然否？

郑州是这次省会动迁事件的一号主角，又是这段中原故事的主要场景，还是启动这个历史过程的初始动力和强劲推手，更是这个重大决策的受益者、大赢家，最终还是河南省这个战略性投资项目红利的放大器和经营者。我们关于这件事的各种疑惑，应该以 1954 年为生发点，在郑州解放前后大约十年间的奔涌向前、波澜壮阔、惊涛拍岸的历史巨流和浪花中去寻找答案，破解谜团。 UN/q0jB20mAaLVhPVEZw7zb2HsdyLV4LNQWx7l0w1X4u7SNJcvJKHEKJhAmXU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