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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耀祖妈妈脸上的光，我一路都在回味。我本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家里的长女，我的成长是无波无澜的，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也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我不记得妈妈因为我而脸上充满了光，并且，我也没有从儿子身上感受到什么光荣的时刻。承认这一点很难为情，但并不妨碍我相信，即使一百岁的人，也渴望看到妈妈脸上的光以及为儿女而感到光荣。
我儿子长到十八岁，我只有在他出生后的前七年享受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后来十多年，基本上就是不愉快和烦心事居多了。不，这里面还有许多快乐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藏得很深，被其他东西覆盖了。
在他七岁之前，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快乐的。那时，我的想法开放，不拘泥于那些粗糙的成功学经验，信奉快乐高于一切，希望儿子在自然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我还希望他有爱的能力，懂得给予、分享，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我把房子买在近郊，虽然上班有点不方便，但近郊有更多的绿化、科技馆和露天公园。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去学钢琴、跆拳道，我则教我儿子快乐玩耍。他每天骑脚踏车在公园里快乐游戏，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陈逸的童年玩伴。陈逸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大人小孩都非常投缘。我们两家都没有刻意选择重点小学，两个孩子同一年上了小区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
一进小学，王嘉瑞就显示出跟别人的差距。他成绩不佳，显然不属于那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学习兴趣的孩子，但这没有引起我特别大的警惕。有一次，我看到儿子考了 83 分的试卷右上角画了一个圆，里面是一个“40”。这是什么？我问儿子。
这是我的学号。儿子声音响亮地回答我。
但是，下一张考了 79 分的试卷上赫然画了一个 44。你的学号会变吗？
不会呀。儿子歪着头打量着试卷。我意识到这不是学号，可能是排名。班上总共 45 个学生，这意味着我儿子的成绩是全班垫底。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试着走到教室门口接孩子，主动和他的语文老师聊了几句。她证实了我的猜测：那的确是排名而不是学号。她很高兴我终于来找她谈话了。她告诉我，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之前学完了拼音和百位数之内的加减，王嘉瑞这方面基础的确很差。但是，她接着说，可以通过周末上补习班的形式让他追赶上学校的进度。
他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只要家长用点心就可以了。
见我一副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老师面露不悦：高考制度摆在这里，成功或者失败，一目了然。上重点中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体面的、成功的人，表面上成年才能决定，事实上决定因素在起跑线上，在小学、在每一天、在家长的观念里。她说得很有哲学意味。这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老师，她的脸上写满了世故和阅历。她的神情里有一种“非此不可”“别无选择”的意思。她脸上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和你的孩子已经滑在了某种危险的边缘。我一阵心慌。
直到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我更真切意识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处境。我儿子应该还是懵懂无知的，看到妈妈坐在他的位置上，兴奋地咧嘴一笑，把书包往我身边一丢就逃开了。他在操场上做游戏，等我开完家长会带他一起回家。
数年之后想起那个家长会，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似乎上一秒还有和我一样的家长们，他们轻松愉快地交流，像我一样坚定地沉浸在给孩子一个“快乐自然健康”成长的理想中，决心当与众不同的家长。但是，班主任开口的一瞬间，就给乱糟糟兴奋着的家长们一个下马威。她简洁地问了声好，就步入正题。她列举了这个班同学的毛病和问题，说到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劳累，她特别说到有些孩子，给班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家长们停止交头接耳，端正坐姿。班主任说话的时候不与我们的目光对视，无法断定她在说谁的孩子。气氛很快变得相当沉闷，甚至令人心慌。紧接着，她开始表扬起几个孩子。她指着在一旁帮忙的孩子，列数他们的优点。她一再提到这几个孩子的名字，说他们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不让人操心，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些孩子被挑选出来在黑板上写欢迎致辞，他们穿梭在坐满了家长的学生位置中，把老师提到的注意事项发到每位家长手上。他们表现得相当自信，有点像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很明显的，这几个孩子家长的表情松弛了。总之，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这个糟糕的班级，仍然被打捞出五六个近乎完美的孩子，多少让她轻松了一些。不得不承认，这世上是有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用突出的表现征服了老师，赢得了关注。
我渐渐发现，老师所有的批评和担忧里，都有针对我儿子的部分。但王嘉瑞根本感觉不到他就是老师嘴里那一类“粗枝大叶，上课容易分心，态度不端正，喜欢交头接耳”的亟待家长重视和修理的差生。家长会刚结束，他就窜过来喜滋滋地牵起我的手。他的手热乎乎的，额头上有残留的汗珠。他不知道我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老师说了，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就是命运的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让我觉得胸闷。我的儿子是个笨蛋，这个念头开始蹦出来，我的快乐教育的理论这会儿也不那么笃定了。我妥协地想，我也不想做一个天才的妈妈，我只想做个普通孩子的妈妈，至少不能让老师觉得我的孩子是个麻烦，在其他的妈妈听到我的自我介绍时，不会“嗯嗯”地打着哈哈，而那些明星学生的妈妈周围全是赞叹的声音，这个场面太伤人了。
这算是我们人生的新篇章。我隐约感到王嘉瑞不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活泼、机灵、乐观，有主见、有好胜心。他不是。他调皮、爱玩，特别爱热闹的场合，可是见到大人却不会主动礼貌地打招呼，也似乎对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感兴趣，不敢看恐怖片，也没有拆卸电视机的好奇心。四岁之前他只有两个创举：一次是把他爸爸的新手机放到装满水的茶杯里；另一次是剪碎了一床被子。关于被子，我逼问过他。他用有限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很想知道剪刀能不能把被子剪碎。他一解释我就原谅他了，不，甚至更爱他了。
但他是个笨蛋，这很让人沮丧。这似乎是个事实，有各种试卷上的排名为证。
这样的情绪随着学期的深入越来越深。我对这个小学产生了一种恶感。我和陈逸的母亲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她儿子的问题跟王嘉瑞一样，她本人压抑和受辱的感觉也和我一样，即使她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班级、另一个班主任和另一群优秀的学生。
我和他爸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年年拿奖学金，对我们来说，学习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想到我儿子从一年级就被认为是差生，在班上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她的声音明显不够淡定了。
你本来就不稀罕什么组长……
我不稀罕是一回事，当不上是另一回事。
看得出，她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转变。她的话让我对学校的恶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快乐童年带来的后果没有因为我的重视而消逝，仿佛我不是让我的儿子享受了学龄前快乐无拘无束的时光，而是透支了人生的信用卡，要连本带息地加倍偿还一样。老师把班上的家长组成一个QQ群，每天从这里布置作业。一开始还只是布置作业，到后来，除了布置作业，就是班主任老师的训诫。班主任老师说，家长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校本来排名就不靠前，升好中学的概率就不大，如果再成不了尖子生，这样一路下去，连个普通的三本都上不了。这些都是用数据说话的，不是我们凭空捏造的。这些话隔三差五就重复一回。许多家长点头称是，也有些无动于衷，我则被说得心灰意冷。数学老师好像长了千里眼，看到我不是滋味的样子，她在群里补充说，其实并不难，教育，任何时候行动起来都不晚。她们就这样前后矛盾又配合默契地夹攻我。基于自己是如此容易受人干扰，我决定打起精神，准备按照老师的意愿来试着教导孩子。负责任地说，这也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每天晚上我逼迫他弹琴——既然他的同学都各有特长，这一点他似乎也应该跟上去。其余时间，我督促他写作业。我坐在他对面，算是寸步不离，直挺挺地看着他的手，间或用些空洞的话来鼓励他。一旦他的笔尖在纸上绕来绕去，不落下去，我就意识到他在开小差。那时，我们尚可称为朋友。我常用感情来诱导他。我告诉他，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他，我也不会。但是，越来越多的冲突无可避免，一旦他拿回来一张排名倒数的试卷，一旦他的老师在我跟前讲他又犯了什么错误，一旦我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如此多的一旦，对我的耐心和爱心是致命的摧毁。
而且，毫无悬念，情况没有改善，他没有变成我和老师期待的那样的小孩，仅有的几次好的表现，数学考了满分，体育测试得了“优”，我们全家就出门庆祝，就是为了强化他对此事的记忆和愉悦感以及追求成就的决心。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少得可怜。无论我用了多少心思，他回报我的总是更差的成绩。试卷上出现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但别人同样能得到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同学们不仅在学龄前就开始学习，现在仍在加速进步。这使我无法去跟老师理论、辩解。我知道他们有一大套现成的理论在等着修正我，他们期待的是我狼狈不堪地点头称是。就算我如丧家之犬，她们也不会满足、不会原谅，最后还是放弃不管。儿子的成绩变成了我的弱点，我有时像他的同谋，是学校规则的破坏者和拖后腿者，我开始躲躲藏藏。遇到他们班长的妈妈，我也装作没有看见。那些意气风发的家长让我自惭形秽。到后来，我每天像贼一样猫在学校围墙后面，等他出来，带他回家。最折磨人的是每天傍晚，孩子们在校门口和老师们告别，在那些欢声笑语背后，藏着很难体会的残忍。另外就是陪伴做作业的时刻，我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的疲倦。他不勤于思考，对明明白白的答案也不知情，有时明显是想装糊涂逃过去。仿佛他觉得，只要他做得够快，妈妈会布置更多的作业。别的家长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他们晚上会拿出更多的练习题。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再三向王嘉瑞保证，早做完早休息。他不抵抗，只是消极地摆弄着作业本，这样磨蹭到夜色已深，我们彼此都疲倦不堪为止。这个交涉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心里明白，比起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有出息的人。而他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去。我常常忍着忍着，很想一跃而起，一巴掌
过去，打到他目瞪口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