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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世代播迁，客家人跨越千山万水，谱写了一段不朽的迁徙史诗，将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书写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与对中原文化的传承守护。
客家学泰斗罗香林教授认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迁居南方，其先世居于中原旧地，黄河流域。自晋朝以来，客家人一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
第一次迁徙，发生在西晋末年，受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影响，晋室南渡，身为“中原望族”“衣冠士族”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至豫鄂南部、皖赣长江南北岸及赣江中下游流域。
第二次迁徙，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迫使客家先民继续南下，到达相对稳定的赣南山区、闽西南的汀州等地，少数抵达粤东北地区。
第三次迁徙，受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宋室南渡、元人入主之影响，更多中原汉人迁移至闽西、粤东、赣南三省交界山区，与当地的土著交会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
第四次迁徙，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及客家内部人口膨胀，逐渐迁至广东沿海及四川、广西、湖南、台湾及东南亚等地。
第五次迁徙，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粤中地区土客械斗的影响，客家人为避战乱迁至广东西南、广西、海南岛及海外各地。
“客家”一词，最早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当时河洛人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江苏扬州等地，当地官府将他们编为“客籍”，而客籍人遂称为客家人。《辞海》对“客家”定义如下：“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后遂相沿成为这部分汉人的通称。”一个“客”字，道尽了河洛人万里漂泊的身份和客居他乡的坎坷命运。由此，客家历史的序幕也被缓缓拉开。
洛阳，这座依偎在黄河与洛水怀抱中的古城，见证了无数河洛儿女的悲欢离合。自西晋以降，战争、饥荒、动荡，迫使一批又一批河洛人踏上南迁的征途。《闽书》记载，林、黄、陈、郑等八姓衣冠，便是这浩荡南迁队伍中的佼佼者。《中国移民史》详细勾勒了他们的迁徙路线，中线沿汉江南下，东线循淮河入赣闽。
在南迁过程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最为巨大和久远。唐高宗时，福建南部发生叛乱，河南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朝廷之命前往平息，后中原五十八姓数千军校入闽支援并留驻漳州，开启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新篇；陈元光逝世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纪念；很多闽人迁台后仍十分崇拜他，纷纷立祠敬拜，至今台湾有陈圣王庙六十多所。唐末至五代，北方动荡不安，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乘时起义，率中原数万人南迁，进入福建；公元909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正式建立闽国，他在位数十年，为福建的经济开发及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批河洛人历尽艰辛，不断南迁，最终定居赣闽粤山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汉民族特殊群体——客家民系。正如晚清客家先贤黄遵宪所吟咏：“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说明客家与河洛在血缘、地缘上一脉相承。客家民系起源于河洛，孕育于赣南，形成于闽西，成熟于粤东，播迁于四海。客家人具有刻苦耐劳、团结互助、崇文重教、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崇尚正义等品质，这些无一不体现了客家人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世代相传的民系精神。这种客家精神，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沉淀，源自于万里迁徙的坚韧与考验，锻造于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磨砺，传承于祖辈一代代的言传身教，更得益于客属先贤们“源于斯，高于斯”的卓越贡献与智慧增辉。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熏陶下，客家民系涌现出了一批批精英，如文天祥、袁崇焕、洪秀全、丁日昌、黄遵宪、丘逢甲、孙中山、廖仲恺、朱德、叶挺、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谢晋元、胡耀邦等民族精英，产生过陈寅恪、郭沫若、罗香林、林风眠、他信、李光耀、伍冰枝等客家名人，出现过张弼士、胡文虎、曾宪梓、田家炳等爱国爱乡的商界巨子。回望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都有大批客家人积极投身其中，以革命领袖和革命中坚力量的身份，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其中，中央苏区所辖县几乎与客家地区县域重合，如世界客都梅州八个县市区均为中央苏区县；红军中的大多数指战员也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文化的根，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精神文化纽带，也是客家人心中永恒的故乡记忆。河南曾经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代始至宋代止，共有二十多个朝代在河南建都，建都时间长达三千四百多年。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境内就占了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大古都。
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从狭义上讲，河洛，指的就是洛阳；从广义上讲，就是黄河中游及下游部分地区、洛水流域，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是一条圣河。远古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华夏民族的摇篮。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泉。中华民族号称“炎黄子孙”，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诞生和活动的主要地区。黄帝时期河洛地区农牧业已相当发达，因而人口繁盛。由于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此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河洛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河洛地区文化更加发达，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黄帝、夏禹、姜子牙、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等，并产生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经典。河洛文化由此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东夷”“西戎”“苗蛮”等文化也都很快华夏化。洛阳是千年古都，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地上地下都留存有无数的文物古迹，文化堆积层丰厚，在国内名列榜首。所以说，河洛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
河洛文化与古代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关系密切。《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点燃了中华民族文明之光，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并由此生发出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等重要内容，可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和里程碑。河洛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正统性、源头性和传承力，独树一帜于众多地域文化之中。它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区域的象征，还承载着国都的荣耀，体现着国家精神。这种文化长期居于中华文明的主导地位，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宛如一把永不熄灭的文化火炬，照亮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因此，河洛文化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和灵魂所在，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价值，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和传承。
河洛文化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被视为天书的“河图”“洛书”，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由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还包含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及道家、佛学等经典。如此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字首先产生于河洛地区。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发端于洛阳。张衡在洛阳制作“浑天仪”和“地动仪”。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汉魏文章、西晋文学、唐代诗歌、史地巨著及名家书画，历代皆盛于洛阳。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和文明发展作了最早、最大、最积极、最卓越的贡献。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使壮丽洛京，尽成瓦砾。曾经的千般繁华、万种风流，皆化作云烟。加上河洛地区的自然灾害，迫使众多汉人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人大规模南迁浪潮。客家先民从河洛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族、教育、伦理、礼仪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在辗转迁移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既保持中原文化传统，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是河洛文化的活化石。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根在河洛。河洛是伏羲、炎帝、黄帝等人文始祖诞生和活动的主要地区。据《世本》记载，当时在河洛地区建立了一百五十二个邦国，其后衍生出八百七十五个姓氏，今全国大姓百分之九十皆出于此。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跨度较长，且居住地域辽阔，与各地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一些地方特色，但其核心、精髓和根底，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恪守语言、重教尚礼等。
如何界定客家人呢？罗香林先生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始祖是赵宋一代的人，讲客家话，居住在闽粤赣相交的客家大本营及从该地迁出者。福建学者李逢蕊先生则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人的先祖是从中原迁出的，但中原人不是客家人。界定一个人是否客家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的籍贯，是否在客家地区居住生活或者从客家地区走出来；再者，看他的文化认同；还有，就是看他能否讲客家话。在对客家人进行界定的诸项条件中，文化认同是最重要的。在世界性客属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一位高鼻梁、络腮胡的熊德龙先生，他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梅州客家话，对养父母的家乡梅州和河洛客家祖根地充满了深厚感情，多次为家乡建设和公益事业慷慨捐献。实际上，熊德龙先生是荷兰、印尼血统，但他在文化认同上完全把自己当作客家人。著名的英籍作家韩素音的祖先是从广东梅县迁移到四川郫县的，她的母亲是比利时人，她的父亲周荫桐和她本人不会讲客家话，但她认为自己是客家人。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鲜活例子。客家人是世界上最擅长与人相处的族群，他们用宽厚、善良、克己、助人化解所有的水土不服，处处皆能安身立命，处处都可安居乐业，这就是客家人的强大包容性和适应性。
“客系何来？本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客家历史的壮丽篇章，自西晋末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南迁拉开序幕。彼时，中原大地烽火连天，百万士族为求生存，含泪挥别繁华的京都洛阳，踏上南迁的路途。他们穿过铜驼街，三步一回首，从此阅尽天涯离乡苦，不知归来为何期。千百年来，客家人的足迹遍布四面八方。但他们无时不心系河洛，许多台湾人和定居异国他乡的客家人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2007年8月，“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阳举行。此次会议由河南省客家联谊会与国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办，偃师市人民政府承办。与会专家学者经充分研讨后确认，位于河洛文化核心地区的西晋都城洛阳，即汉魏故城，是客家先民首次南迁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出发地。客家首次大规模南迁始于发生“永嘉之乱”的西晋末年，其主要遗存在洛阳市，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被誉为佛教“释源”“祖庭”的白马寺，关林、玄奘故里、西晋城墙，以及礼仪文化建筑遗址太学、明堂、天堂、灵台、金庸城、大谷关、轘辕关等。它们见证和记录了客家人南迁的艰辛历史，吸引着无数后人来此瞻仰、凭吊。
洛阳作为西晋都城，和客家人有着极为重要的渊源关系，不仅是全球客家人魂牵梦绕的南迁出发圣地，也是客家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