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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和“茶的祖国”绵延久远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开拓创新中，有机而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在文化的人格化的载体上，形成了文化人和茶的历史情结。这个历史情结，把文化、传统、祖国、民族纽结在了一起，对大文化体系乃至茶文化分支，起着无形而潜在的巨大影响，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茶与文人的关系，及其与茶的结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茶引文人思”。文人大都喜欢茶，而且嗜茶，从古时的李白到近代的鲁迅等诸多文化名人，他们喝茶、咏茶，与茶结缘。茶与文人为什么有如此缘分？文人要思考问题，要写文章，在茶助文思、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中。
他们饮茶，不仅是为了品茶解渴，而且是有助于他们的才思。再进一层次，升华到哲理的高度，茶能品味人生，茶能给文人创造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当某些文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之后，他能够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使人返璞归真，因此，茶又能引导文人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
换言之，茶是风雅隐士的珍品，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中国古代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精神和物质，文人与茶，是相辅相成的。文人从饮茶、品茶中寻求精神的寄托。自古以来，文人的特点就是精神的追求与寄托。如果失去这点，只是追求物质的满足的话，便不能成其为文人。
茶圣陆羽是文人，卢仝也是文人。一生嗜茶的白居易也是如此，在他辞官以后，时常陪伴他左右的就是琴和茶，他在《琴茶》一诗中写道：“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该书来老而闲。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茶适应了文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理想、性格和追求。这是中国文人传统性格中比较普遍的一面，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因此与茶的晶饮情趣取得和谐与统一。
虽然茶本身并不具备感情色彩，但它的高洁又能成为感情的媒介，转化为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结的载体。中国古代文人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怀有爱国忧民之心。他们爱茶，也深知种茶、采茶、制茶之不易，同情终年辛苦的茶农，痛恨特权者。唐代李郢的《茶山贡焙歌》和袁高的《茶山诗》，是茶诗中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
清朝乾隆年间，钱塘人陈章以诗对龙井茶农的艰苦生活表示了真挚的同情：“风篁岑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竿归来不满筐。催贡文符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依比莲心苦！”
文人接触社会的实践和悲天悯人的良知，使他们在闲适生活中也不能忘情于给自己提供衣食的劳动人民，他们在茶香中也品尝到茶农苦于莲心的辛苦。
历代文人不仅乐于饮茶和品茶，关心与茶事相关的人和事，而且留下了大量有关茶的诗文和记载。唐代诗人陆龟蒙和皮日休的茶作品，是以诗化的形式叙述了茶坞、茶人、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共十个题目，其中包括茶的品性，茶饼的形状、烹饮茶情趣、茶农的疾苦，官府贡茶的催逼等，真实而形象地描绘了唐代茶事的各个方面。有人说，这是对《茶经》的补充和注释。
唐朝以后的文人们，继承了对茶事关心的“秉性”，以至于文人几乎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人格化载体。他们连续不断地以不同题材、体裁的文字，记载了茶的历史、茶的风俗等茶文化内容，写下了大批茶书和茶的诗文，给我国茶的社会和文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尤其是茶文化的史料，是多姿多彩、多领域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我国一样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的历史遗产。
茶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人相联系的历史情结。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如果没有茶的话，那么诗、小说、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可能就会大为逊色，因为茶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少了它，可以说生活就是不完整的，因而影响到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说，茶滋养丰富了中华文化，并演绎出一个精彩的分支——中华茶文化。茶文化也从未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
文学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并服务于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和人之间的历史情结，被誉为“嘉木”的茶的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相辅相成，这正是茶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旺盛而久远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华文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灿烂成果，表现为有不少的文学巨著都与茶相关。除大量的颂茶、写茶的诗词等作品之外，像《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也大量地反映了茶事。了解了它们，也就明白了茶与文学为什么会结缘这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