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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因为读过费尼莫尔·库柏
的小说，看过牛仔电影，我觉得美国和加拿大很浪漫。约翰·缪尔
的著作和安塞尔·亚当斯
的摄影所呈现的美国西部崎岖广袤的空间让人联想到开放、自由和轻松，这些正是二战后尚处于复苏期的英国所匮乏的。
因为学医，我推迟了服兵役。住培期一结束，我必须入伍。我不太喜欢当兵（我的哥哥马库斯倒是挺喜欢的。他因为通晓阿拉伯语，曾被派驻突尼斯、昔兰尼加
等北非地区），此前选择了一个替代方案，报好了名，希望届时为殖民地的公职机构效力，去新几内亚当三年医生。然而，殖民地公职机构的规模不断缩小，就在我完成医学学业前夕取消了医疗岗位。我原定8月入伍，而再过几个月，义务兵役制也走到了尽头。
既不能在殖民地公职机构谋得诱人的异国职位，又赶上了英国义务兵役制度的末班车，我很生气。这也是我决定离开英国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有服役的道德责任。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感情的驱使下，我一到加拿大就自愿报名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我被奥登
的一行诗迷住了，他写到飞行员“身裹皮夹克朗声大笑”
）。在加拿大这个英联邦国家服兵役相当于在英国服役。如果我以后回到英国，这一点很要紧。
我哥哥马库斯在十年前移居澳大利亚，他的动机于我心有戚戚焉。20世纪50年代，大量高素质男女离开英国（即所谓的人才外流），因为无论执业还是在高校任教，这里都是僧多粥少，（我在伦敦实习神经内科学的时候耳闻目睹）才华横溢、成就突出的人才长年仰人鼻息，从未得到过自主权，体会过责任感。我心想，美国的医疗体系比英国的体量大得多，也没有那么僵化，会有我施展拳脚的空间。此外，我和马库斯有同感，伦敦姓萨克斯的医生实在太多了——我母亲、我父亲、我哥哥戴维、一个叔叔和三个嫡亲堂兄妹，都在伦敦拥挤的医学界争夺空间。
7月9日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飞往蒙特利尔。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住在亲戚家里，拜访了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还联系了加拿大皇家空军。我告诉后者我想当飞行员，但经过一些测试和面试之后，他们说，以我的生理学背景，做研究最适合我。一位非常高阶的官员泰勒博士对我进行了详细的面试，还邀请我共度周末，以便进行评估。临别时他说：“你显然很有天分，我们很愿意招你入伍，但我不确定你的动机。要不你先去旅行三个月，好好考虑考虑。如果到时你还想来，联系我。”
他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突然间如释重负，了无牵挂，决定好好利用这三个月的“假期”。
我动身横穿加拿大，像以往旅行时一样记日记。其间我给父母写的信都言简意赅，直到抵达温哥华岛，我才有机会给他们写一封长信，详细介绍我的旅行情况。
为了让我父母身临其境地体会卡尔加里的野性西部气息，我在写信的时候放飞了想象力。我不知道卡尔加里是不是真的像我描绘的那样具有异国风情：
卡尔加里一年一度的牛仔节刚刚落幕。满大街散坐着无所事事的牛仔。他们身穿牛仔裤和鹿皮装，压低帽子遮住脸，偷得浮生半日闲。不过，卡尔加里本身就有三十万居民。它是一个新兴的繁荣城市。随着石油的发现，勘探者、投资者和工程师纷至沓来。旧日的西部生活已经被炼油厂、工厂、办公室和摩天大楼淹没……这里还有大量的铀矿、金矿、银矿和贱金属矿。小酒馆里，一小包一小包的金粉在转手。男人们表面看上去脸庞黝黑、工装肮脏不堪，实则腰缠万贯。
笔锋一转，我又回到了旅行的乐趣：
我乘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观光列车前往班夫，兴奋地在火车的“穹顶”全景天窗下漫步。从一望无际的平坦大草原到云杉覆盖的落基山脉山麓，火车一路行来一路缓缓爬升。渐渐地，空气凉爽起来，自然风光画面中的线条由横变竖。小丘引出小山，小山融入群山，海拔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崎岖。蒸汽机车喘着粗气穿行在谷底，白雪皑皑的山脉向外、向高处延展。空气清澈，我们可以看到百里之外的山峰，而近处的山脉似乎就在我们的头顶直插云霄。
从班夫出发，我深入加拿大落基山脉的腹地。我为此记了特别详细的日记，后来改写成一篇名为《加拿大：按下暂停键，1960》的短文。
加拿大：按下暂停键，1960
这下我走远了！不到两周，我已经走了将近3000英里。
当下万籁俱寂，我一生中从未置身于如此静谧的环境之中。很快我将再次启程，也许永远不会停步。
我躺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这里海拔超过8000英尺
。昨天，我和三位来自卡尔加里的研究植物学的女士一起在我们的小屋附近漫步。她们瘦削但坚韧，有如神话中的亚马孙女战士。从她们口中我得知了许多花草的名字。
草甸上最多的是山仙女木。它们正在结籽，好似巨大的蒲公英花头。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一朵朵身姿轻盈，熠熠生辉。火焰草，从淡淡的奶油色到浓浓的朱红色都有。还有金杯藤、金莲花、缬草和虎耳草；畸形马先蒿和臭飞蓬（这两种植物虽然名字难听，但其实最可爱）；很少结果的北极覆盆子和草莓；三叶草莓的叶子的中心接住了一滴泛着光的露珠；心形的山金车花、布袋兰、委陵菜和耧斗菜；冰川百合和高山婆婆纳。有些岩石上覆盖着绚丽的地衣，从远处望去就像一大堆宝石一样耀眼。还有些岩石上长满了多肉长生草，手指按压下去就会挑逗地迸出汁液。
这里海拔很高，长不出参天大树。丛生林木很多——柳树和刺柏、越橘和水牛果，但在林线以上只有落叶松，它们有着洁白的树干和长满茸毛的针叶。
这里有囊地鼠、喜鹊、松鼠和花栗鼠，有时在岩石阴面会发现一只土拨鼠。我还看到了鹊、莺、鹪鹩和鸫鸟。熊很多，黑色和棕色的都有，但灰熊罕见。麋鹿和驼鹿出没于海拔较低的草场。我曾经看到一片巨大的阴影在太阳下掠过，立即认出那是一头落基山鹰。
再往上去——生物次第消失，过眼之处一片灰暗，直到苔藓和地衣再次成为造物的主宰。
昨天我跟教授还有他的家人同行。“老马歇尔”也在，教授叫他“老兄”，两人看起来也像亲兄弟，但其实只是同事和朋友。我们骑马来到一片辽阔的山地高原，积云在我们脚下翻卷。
“人类的斧凿没有改变这里！”教授喊道，“最多拓宽了山羊走出来的小道。”远离人烟、独处旷野，这种感觉我以前不曾体会，也无法诉诸言语。我们一言不发地骑着马，因为此时开口说话才叫荒唐。这里似乎是世界之巅。后来我们下山，让马蹄小心翼翼地踏在灌木丛中，直至来到一连串冰川湖边。这些湖的名字很奇特——斯芬克斯湖、圣甲虫湖和埃及湖。我无视他们的警告，剥掉汗湿的衣服，跳进清澈的埃及湖，翻过身来仰面漂浮。湖的一边是法老山，巨大的象形文字在其古老的脸庞上龙飞凤舞，其他的山却都还没有名字——或者以后也不会有。
回程，我们路过一个巨大的冰川盆地，其间遍布光滑的冰碛石。
“想想看！”教授喊道，“这个巨大的盆地一度被冰填满，深度达300英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死后，种子将在淤泥中发芽，一片年轻的森林将在这些石头上摇曳。在你面前上演的是地质大戏中的一幕，过去和未来都隐含于你所看到的当下。一幕戏，一代人，人类所有的记忆。”
我瞥了一眼教授。他站在那里，700英尺高的岩壁和冰墙映衬着他小小的身形。他戴着破帽子、穿着旧裤子，貌似可笑，却气势十足。人们能看到冰川和山洪的威力，然而同前来勘探和洞悉它们的这只骄傲的蜉蝣相比，那样的力量不值一提。
与教授同行十分美妙。从纯粹实践的层面上来看，他教我认识冰斗和不同种类的冰碛石；解读驼鹿和熊的踪迹以及豪猪肆虐后的狼藉；仔细勘察地形，辨别出沼泽或危险地带；在脑海中牢记地标，避免以后迷路；学会看云，知晓险恶的荚状云预示着狂风暴雨。但从知识的广度来说，他非常渊博，或许无所不知。他谈到过法律、社会学和经济学，谈到过政治、商业和广告，还有医学、心理学和数学。
我从未见过哪个人像他那样深入地探究周遭环境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物质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人类环境；不过，他对自己的思想和动机有一种嘲弄性的洞察力。正因为此，他的言语中肯而别具一格。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结识了教授，向他倾诉我逃离家庭和祖国的来龙去脉，也表达了对是否继续从医的犹豫。
“我的既定职业，”我痛苦地感叹道，“是别人替我定的。现在，我只想漂泊和写作。我打算去当一年伐木工人。”
“得了吧！”教授不耐烦地说，“你这样做是浪费时间。去看看美国的医学院和大学吧。美国适合你。那里没有人会摆布你。如果你优秀，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滥竽充数，他们很快就会识破。
“赶紧去旅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过旅行要讲究方法，按我的方法来。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关注并通过阅读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我把那里的人放在时空的社会框架里，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他们。比如说，如果你去大草原却不了解拓荒者的传奇故事、法律和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经济问题、通信的困难，以及接二连三发现矿藏的涟漪效应，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伐木营就算了。去加利福尼亚吧。看看那里的红杉树。看看那里的传教士。看看约塞米蒂
。去一次帕洛马山天文台
——对聪明人来说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体验。我和哈勃
聊过，发现他法律知识渊博。你知道吗？他本来是律师，然后转行研究星空。还有，去旧金山吧！它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十二个城市之一。你会目睹巨大的反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你随时随地都会发现美，总能兴致盎然。
“我已经纵横穿越美国一百多次，什么都见识过了。只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就能告诉你去哪儿最合适。来，你说。”
“我钱花光了！”
“你要多少钱，我借给你。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再还我。”
彼时，教授才认识我一个小时。
教授和马歇尔热爱落基山脉，每年夏天都会到访，已经连续来了二十年。从埃及湖返程途中，他们带我离开小路，深入森林，走到一个半埋在地下的低矮黑暗的小屋前。教授给我上了一堂简短但发人深省的课：
“这是比尔·佩托住过的小屋。除了我们，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地点。根据官方说法，它已经毁于大火。佩托居无定所，不愿同人来往。他是一位伟大的猎人和野生动植物观察者，也是无数私生子的父亲。有一个湖和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1926年，他得了某种慢性病，最终无法自理。他骑马下山去了班夫，人人都听说过这位充满野性的传奇人物，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的真容。他很快就在那里去世了。”
我朝那间阴暗腐坏的小屋迈了几步。在歪斜的门上，我认出一行模糊的字迹：一小时后回来。进到屋里，我看到他的炊具、陈年的腌制品、他的矿物标本（他经营一个小型滑石矿）、他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1890至1926年的《伦敦新闻画报》。命运在某个时间点挥剑斩下，割出一片人生截面。我想到了玛丽·赛勒斯特号
。此时此刻，夜幕降临，我已经在这片宽阔的草甸上躺了一整天，嚼着一叶草，望着山峦和天空。我一直在思考，一本笔记本快写完了。
在家里，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夜晚，夕阳会照亮蜀葵和立在后院草坪上的板球门柱。今天是星期五，这意味着我母亲将点燃安息日的蜡烛，边点火边喃喃祈祷，我从来不知道祷文是什么。我父亲将戴上一顶小帽，举起酒杯，赞美上帝的多产。
一阵轻风吹来，终于打破长日寂静，花草迎风摇摆。我该起身离开了，我要再次上路。我是不是向自己许诺过，不久就到加利福尼亚？
我已经坐过飞机和火车，于是决定搭便车完成西行之旅——结果几乎立刻应征投入扑火大业。在给父母的信中，我写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三十多天没有下雨了，森林大火到处肆虐（你们大概已经读到过新闻）。这里在实施某种管制，林业委员会可以征召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人。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经历，和其他莫名其妙被征召的人一起在森林里待上一天，拖着水喉来回奔走，希望能有所贡献。然而，他们只让我扑一次火。事后，我们在冒烟的余烬旁边共饮啤酒，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一种征服大火的自豪。
每年这个时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似乎中了魔咒。即使在正午，天空也是低沉的暗紫色，因为地面上火点星罗棋布，浓烟弥漫。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炙热和寂静。人们动作迟缓，就像乏味的慢动作电影里的角色那样，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事态有多紧急。所有教堂的会众都在祈祷下雨，天知道私底下什么人在举行什么奇怪的仪式。每天晚上都有闪电在某处劈下，珍贵林木如干柴遇烈火般被熊熊点燃。有时会爆发起因不明的火情，堪比人体某个命运多舛的部位的多灶性恶性肿瘤。
我不想再次应征扑火——虽然有意思，但干一天足矣，于是乘坐灰狗巴士行进600英里去往温哥华。
到了温哥华，我坐船去了温哥华岛，在夸利库姆海滩的一个小旅馆安顿下来（我喜欢夸利库姆这个名字，因为它让我想到19世纪的生物化学家图迪休姆
和秋水仙
）。我在这里休整了几天，给我的父母写了一封八千字长信，汇报一路经历：
太平洋的海水是热的（约为75华氏度
），我对冰川湖记忆犹新，于是雀跃不已。我今天和这里的一位眼科医生去钓鱼，他叫诺思，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和国立医院
工作过，目前在维多利亚市执业。他说温哥华岛是“被神遗忘在人间的一小块仙境”，我认为他言之有理。这里有森林、山脉、溪流、湖泊和海洋……顺便提一句，我钓到了六条鲑鱼。我们只需要甩下钓线，它们就会咬钩，一咬再咬。这些美丽的鱼儿肉味甘甜，银鳞闪烁，我明天要拿它们当早餐。
“再过两三天我就南下去加利福尼亚，”我补充说明道，“可能坐灰狗巴士，因为我听说他们对搭车的人特别不友好，有时候一见面就开枪。”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到达旧金山，当即就有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请我去吃饭。第二天早上，他们开车接上我，越过金门大桥，沿着塔玛佩斯山松涛阵阵的盘山公路向上攀升，去膜拜穆尔红杉森林大教堂般的静谧。站在高大的红杉树下，敬畏使我失语。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要留在旧金山度过余生，尽情享受它的美妙。
我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我得申请绿卡；在拿到绿卡前的那几个月里，我得找一份工作，找一家愿意非正式地、无偿雇用我的医院；我想把留在英国的所有东西都运过来——衣服、书籍、文件，以及（尤其是）我忠实的诺顿摩托车；我需要各种文件；我还缺钱。
此前给父母写信，我写得诗情画意，但现在我必须清醒务实。在我那封厚重的发自夸利库姆海滩的信件最后，我向双亲致谢：
如果我留在加拿大，我会有相当优渥的薪资和充足的休息时间。我应该能够存下钱来，甚至能够偿还这二十七年来你们花在我身上的部分费用。至于你们给我的其他无形无价的东西，我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报答你们：我会活得尽量快乐、有用，我会同你们保持联系，有机会的时候回家看望你们。
现在，才过了一周，一切都变了。我已经离开加拿大，把加拿大皇家空军抛在脑后，不再打算返回英国。我再次写信给我的父母——小心翼翼、心怀歉疚，但又毅然决然——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在我想来，他们一定会很生气、对我的决定大加谴责；毕竟，我脑袋一拍就离开了英国（或许还没说实话）、抛弃了他们、抛弃了所有朋友和除他们外的家人、抛弃了英国，不是吗？
他们的回复不失风度，但也表达了对我们从此天各一方的伤感。五十年后，我重读这封信，心潮澎湃。我母亲很少谈及个人感受，但她在这封信里动了感情。
我亲爱的奥利弗：
非常感谢你多次来信，还给我们寄了明信片。我一一仔细读过——我对你的文学造诣感到自豪，为你的快乐假期感到高兴，但一想到你我久别，我又感到非常悲痛和难过。当年你出生的时候，人人都祝贺我们，说我们有了四个儿子，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子！你们现在都去了哪里？我感到孤独和失落。家里空荡荡的，我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惆怅涌上心头。
1960年8月13日
我父亲则笔调一转：“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变得空旷的梅佩斯伯里居所。”然而，他又添了一个附言：
上面我写到，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变得空旷的房子，但这当然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说法。不言而喻，我们一直都非常想念你。我们想念你在家里叽叽喳喳，扫荡冰箱和食品橱，弹钢琴，在自己房间里赤身裸体地举重，想念你在午夜时分驾着你的诺顿摩托车不期而至。这些和所有关于你的活力的回忆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每当视线扫过这所空荡荡的大宅，我们心如刀绞，不胜失落。尽管如此，我们意识到你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最终的决定必须由你们自己来做。
我父亲写到“空旷的房子”，我母亲则写到“你们现在都去了哪里”“家里空荡荡的”。
但其实家里并非全然空旷，还有一个人始终住在那里，那就是我的三哥迈克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迈克尔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跟我们其余三兄弟“不一样”。他不愿意跟外人接触，没有朋友，似乎全然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我们的大哥马库斯从小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十六岁的时候就会说六七种语言。戴维痴迷音乐，他本可以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而我热衷于科学。可我们谁都不知道迈克尔钟情什么。我们只知道，他非常聪明，手不释卷，记忆力惊人，貌似是通过书本而不是“现实”来了解世界。我母亲的大姐安妮姨妈在耶路撒冷的一所学校当了四十年校长。她特别看重迈克尔，把所有藏书都留给了他，尽管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9年，当时他只有十一岁。
二战伊始，迈克尔和我一起被疏散到英国中部地区的布雷菲尔德寄宿学校，在那里过了十八个月。这是一所可怕的学校，校长是个虐待狂，他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似乎在于抽打小男生的屁股
（迈克尔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背下了全本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
，虽然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把我们的学校比作多西伯义斯学堂，也没有把我们的校长比作狄更斯笔下残忍的克里克尔先生）。
1941年，十三岁的迈克尔转学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克利夫顿学院。在那里，他受到了无情的欺凌。我在《钨舅舅》一书中描写过迈克尔的第一次精神病发作：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伦尼姨妈看见迈克尔裸着上半身从浴室出来。“你们看他背上！”她对我父母说，“全是乌青和鞭痕！如果他的身体受了这么大的折磨，”她继而发问，“那么他的心灵会怎样？”我父母似乎大吃一惊，说他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还以为迈克尔很喜欢学校，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很好”。
此后不久，迈克尔十五岁时，精神失常。他感到一个魔幻而恶意的世界正在包围他。他相信自己是“有受鞭笞癖的上帝的宠儿”。他说他受到“虐待狂上帝”的特别关注。与此同时，他还表现出弥赛亚式幻想或妄想——他之所以受折磨或责罚，是因为他是（或者可能是）弥赛亚，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挣扎，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徘徊，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或许已经疯了）。他无法入睡，不得休憩，躁动不已，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跺脚，瞪眼，陷入幻觉，大声叫喊。
我开始怕他，也为他害怕。对他来说，噩梦正在变成现实。迈克尔以后会怎样？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建起了科学实验室，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清，把迈克尔的疯狂隔离在门外。倒不是说我对迈克尔的状态无动于衷，我对他怀有强烈的同情，他经历的事，我半懂不懂，但我必须保持距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科学世界，这样才不会陷入他那个混乱、癫狂又令人不能自拔的世界。
我的父母悲痛欲绝。震惊、怜悯、惊恐之余，他们困惑不解。迈克尔的症状已经有学名——“精神分裂症”，但为什么这个病偏偏在迈克尔这么小的时候就挑中他？是因为在克利夫顿学院发生的霸凌吗？是他的基因有问题吗？他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向来显得笨拙、焦虑，或许在精神病发作之前就已经“分裂”。还是因为——这个猜测最令我父母痛苦——父母对他的教养有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先天还是后天，不良化学机制还是不良教养，医学肯定可以帮他好起来。十六岁时，迈克尔被送入一家精神病院，接受了十二次胰岛素休克“治疗”。这种疗法，具体来说，就是先把他的血糖降到很低，让他失去知觉，然后给他输葡萄糖液，让他清醒过来。这是1944年的精神分裂症一线治疗方法。如有必要，后续还可以采用电休克治疗或脑叶切除术。八年后，镇静剂才研制成功。
不知道是胰岛素诱导的昏迷起作用了，还是病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终点，迈克尔在三个月后出院回家。他不再是精神病患者，但他深受打击，认为自己可能永远无望过上正常生活。住院期间，他阅读了尤金·布洛伊勒
的著作《精神分裂症中的早发性痴呆型》。
马库斯和戴维当年上的是位于汉普斯特德的一所走读制学校，离我们家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现在，迈克尔高高兴兴地步他们的后尘。从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因为精神病而改变；我父母情愿将之视为一个“医学”问题，而病人可以完全康复。迈克尔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觉得精神病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了他之前不曾在意的事情，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蹂躏和剥削。他开始阅读一份名为《每日工人报》的共产党党报，还光顾位于红狮广场的一家共产党书店。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弥赛亚，也是一个新的世界里时代的先知。
迈克尔十七岁那年，马库斯和戴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迈克尔不想当医生，而且已经受够了上学。他想工作——工人难道不是社会中坚吗？我父亲的一个病人在伦敦有一家大型会计公司，他说很乐意让迈克尔去那里当会计学徒，或者给他任何他想要的别的岗位。迈克尔对工作有相当明确的要求：他想当一名信使，专门递送那些因为太重要或太紧急而不能托付给邮局的信件或包裹。在这个岗位上，他一丝不苟。他坚持要把信件或包裹交给指定收件人，其他人都不行。他喜欢在伦敦四处走动。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会在公园的长椅上边吃午餐边读《每日工人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所递送的看似平淡无奇的信件可能有隐晦的、秘密的含义，显然只有指定的收件人才明白，所以不能把它们托付给其他人。迈克尔说，虽然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使，传递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信件，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从未对他人说过这些话——他知道别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他疯了。而且在他心目中，我们的父母、他的两个哥哥和整个医学界都决意贬低或“医学化”他的一切想法和行为，特别是那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想法和行为，把它们看作精神病的前兆。但我是他的小弟弟，才十二岁，还不会“医学化”，善解人意，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也愿意聆听。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再次罹患严重的精神病和妄想症。他的病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频频发作，当时我还没上大学。有时候，发作之前会有预兆：他不会说“我需要帮助”，但会通过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在他的心理医生（从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开始，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把一个靠垫或者烟灰缸砸到地上。他的意思是（而我们也明白），“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送我进医院”。
也有些时候，他的病毫无征兆地发作了，突然之间他就暴躁起来，又是叫喊又是跺脚，还会出现幻觉。有一次，他把我母亲漂亮的落地式大摆钟举起来砸到了墙上。每逢这种时刻，父母和我都会被他吓坏，而且深感尴尬——要是迈克尔在楼上咆哮、嘶吼、横冲直撞，我们哪能邀请朋友、亲戚、同事或者其他任何人来家里？我父母都在家看诊，他们的病人又会怎么想？马库斯和戴维也不愿意请他们的朋友来这个有时像疯人院一般的房子。我们羞于见人，对迈克尔的病情守口如瓶，倍感煎熬。
每当我离开伦敦去外地过周末或者度假，我都如释重负——除了放假本身，我还能暂时摆脱迈克尔，远离他这个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不过，还有一些时候，他的甜美天性、深情和幽默感再次闪亮登场。在场的人都会意识到，即使他在胡言乱语，但真正的迈克尔，那个理智而温和的人，就藏在精神分裂的外壳之下。
1951年，我母亲得知我是同性恋者后曾经说过：“我要是没有生下你就好了。”虽然我当时不一定明白，但现在想来，她的话里既有指责，也有痛苦——身为人母的痛苦。她觉得精神分裂症已经夺走了她的一个儿子，唯恐同性恋又会夺走另一个儿子。同性恋这种“病症”被时人认为是一种耻辱，会留下污名，毁掉人的一生。小时候，我是她最喜欢的儿子，她管我叫“小太阳”“小羊羔”，而现在我是“那些人之一”——她已经因为迈克尔患上精神分裂症而心力交瘁，我的性向无疑是雪上加霜。
1953年前后，迈克尔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命运有所改变，第一款镇静剂氯丙嗪（它在英国叫作氯普麻，在美国叫托拉嗪）上市了。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上来。该药可以抑制甚至有望预防幻觉和妄想，即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但病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许很惨重。1956年，我在以色列和荷兰逗留数月之后回到伦敦，第一次目睹药物对迈克尔的影响，大为震惊。他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步履蹒跚。
“这可是严重的帕金森病症状！”我对父母说。
“是的，”他们说，“但是服用氯丙嗪之后，他整个人平静多了，已经一年没发病了。”然而，我很想知道迈克尔本人的感受。帕金森病的症状让他感到痛苦——他以前爱走路，走起来大步流星，而药物的精神影响令他更为不安。
他还在当信使，但不再觉得这份工作有神秘感，反而觉得深度和意义双双缺失。以前，他感知世界时自觉敏锐而清晰；现在，一切都显得“昏暗沉闷”。他总结说：“这就像被人温柔地杀死。”
如果氯丙嗪剂量减少，迈克尔的帕金森病症状就会缓解，更重要的是，他会感到更有活力，会重新获得一些神秘的感知——然而几周后，他的精神病又会大爆发。
1957年，我自己也上了医学院，对大脑和思维感兴趣。我打电话给迈克尔的精神科医生，希望能跟他见面。N医生正派敏感，将近十四年前，迈克尔从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开始就去见他了。在N医生接触过的病人中，许多服用氯丙嗪的人也出现了新的、与药物有关的问题，令他不安。当时他正在试验滴定法测量，希望找到一个刚好够用但又不过火的药物剂量。他承认没有抱太大希望。
我猜想，精神病人大脑中主管对意义、重要性和意向性的感知（或投射）的系统，支撑惊奇感和神秘感的系统，以及欣赏艺术和科学之美的系统或许失去了平衡，导致病人情感强烈、对现实的认知发生扭曲、精神世界超负荷。这些系统似乎已经丧失中间地带，所以任何滴定测量或抑制它们的尝试，都会让病人从病理上的高度紧张状态转化到一个非常沉闷、类似精神死亡的状态。
迈克尔缺乏社交技能和日常生活能力（他连给自己泡杯茶都泡不好）。他需要一种社会的、“存在主义”的治疗。镇静剂对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行为退缩、情感淡漠等——几乎不起作用。这些慢性的阴性症状暗中为害，比阳性症状更容易让病人衰弱，对病人生活的破坏性更强。问题的关键在于，单纯的药物治疗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能让患者过上有意义的、愉快的生活的整体解决方案——支持系统、社会关系、自我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缺一不可。迈克尔的问题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
当年在伦敦上医学院的时候，我本可以，也应该给迈克尔更多的爱和支持。我本可以和他一起去餐馆、看电影、观剧、听音乐会（他从不独自前往）；我本可以和他一起去海边或乡下。但我没做到。六十年过去了，我一想到这一点——我是个糟糕的弟弟，在他迫切需要关注的时候不见踪影——仍然羞愧不已。
我不知道如果我当年更主动些，迈克尔会如何回应。他严格把控和限制自己的生活，不喜欢任何偏离。
服用镇静剂之后，他的生活不像之前那么大起大落，但在我看来却越过越差、越来越局促。他不再阅读《每日工人报》，不再去红狮广场的书店。他一度有过某种集体归属感，与他人分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现在，随着热情的冷却，他日渐感到孤独和寂寞。我父亲希望我们的犹太会堂可以为迈克尔提供道德和宗教支持，让他有一种社群归属感。迈克尔在青年时期就相当虔诚——成年礼之后，他每天穿的衣服下摆四角都有繸子，他每天都随身携带经文匣，一有时间就去犹太会堂。可他热情不再。他对犹太会堂失去了兴趣，而随着犹太社区的萎缩——伦敦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要么移居海外，要么与非犹太人同化通婚，犹太会堂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迈克尔曾经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安妮姨妈不是把她所有的藏书都留给他了吗？这股劲头没了。他几乎完全不读书，只偶尔瞄几眼报纸。
我认为，尽管服用了镇静剂，或者正因为服用了镇静剂，他不断沉沦，陷入无望和冷漠。1960年，R.D.莱恩
的杰出著作《分裂的自我》问世后，迈克尔一度重拾希望。这位医生兼精神病学家认为精神分裂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完整的甚至令人艳羡的存在模式。迈克尔有时称我们其他人，也即非精神分裂症患者“腐朽的正常人”（一句短短的评价暗含澎湃的怒意），但他很快就厌倦了莱恩，把后者的理念称为“浪漫主义”，认为这人傻乎乎的，还有点危险。
我出于种种原因在二十七岁生日那天离开英国，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远离我那悲惨的、无望的、没有得到适当医治的哥哥。但也许，在另一种意义上，迈克尔也驱动我在病人身上以我自己的方式探索精神分裂症以及相关的大脑思维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