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假设真理是女人，那又怎样呢？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所有的哲学家，只要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不了解女人。他那种骇人的一本正经，他们在追求真理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笨拙的狂热，难道不都是赢得女人芳心的不熟练的不体面的手段吗？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不肯就范；如今，只剩下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还站在那儿，黯然神伤。假如它们还真能站在那儿的话！因为有人嘲笑说，所有的教条主义已经倒下了，甚至已经奄奄一息。但是，严肃地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哲学中的一切教条主义，无论它表现得多么庄严肃穆、多么具有决定性和决断力，都不过是某种高高在上的幼稚和外行罢了。但也许，人们会一再认识到，什么才是教条主义者迄今为止所建立的气势恢宏、确凿不移的哲学大厦的真正基础。也许是一些自古以来就流行的迷信（比如对灵魂的迷信，这种对主体或自我的迷信，至今仍在作恶）；也许是一些文字游戏、语法上的欺骗，或者是对非常狭隘、非常个人化、颇为人性的事实的大胆概括。希望教条主义者的哲学在数千年后只是一种承诺，就像更早时期的占星术一样，为其耗费的劳力、黄金、敏锐和耐心可能比迄今为止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都要多。它和它“超凡脱俗”的诉求，曾在亚洲和埃及造就了宏伟的建筑风格。看来，为了在人类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所有伟大的事物都必须先以巨大的、令人敬畏的怪物形象在世上游荡。教条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怪物，比如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面对此类怪物，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最糟糕、最令人厌烦、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柏拉图发明的纯粹精神和善本身。但现在，当它被克服了，当欧洲摆脱了这一噩梦，可以再次自由地呼吸，至少可以享受更健康的睡眠时，我们必须肩负着保持清醒的职责，继承与这一错误的斗争所孕育的全部力量。柏拉图所说的“精神”和“善”，是对真理的颠倒，是对“视角”的否定，是对生命的基本条件的否定。“古代最杰出的人物柏拉图会得这种病？难道邪恶的苏格拉底真的腐蚀了他？难道苏格拉底终究是一个腐蚀青年的人，活该被毒死吗？”但是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了“人民”反对几千年基督教的教会压迫的斗争，已经在欧洲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精神张力。有了这样一张绷紧的弓，人们现在可以瞄准最远的目标。而事实上，欧洲人把这种紧张状态看作是一种痛苦的状态，他们曾两度大张旗鼓地试图松弛弓弦，一次是通过耶稣会教义，第二次是通过民主启蒙，借助于新闻自由和读报自由，民主启蒙实际上可以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陷入“痛苦”！（德国人发明了火药，这要归功于他们！可是他们又将它一笔勾销了，因为他们发明了报纸）。但我们，既不是耶稣会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也不完全是德国人，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自由的，十分自由的思想者，依然承受着全部的精神窘困，承受着精神之弓的所有张力！也许还有那支箭，还有使命，谁知道呢？也许还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