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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像我一样，在某种神秘愿望的驱使下，长期以来一直努力探究悲观主义问题的根源，并将其从半基督教半德国的狭隘和幼稚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叔本华哲学中解脱出来；不管是谁，只要他以亚洲人或超亚洲人的眼光，从内心深处，从一切可能的思维模式中，超越了善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那样，处在道德的驱使和妄想中，不管是谁，只要他这样做了，也许他就因此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与之相反的理想。这其实并非其本意：那种最得意、最鲜活和最肯定世界的理想人类，他们不只是学会勉强接受和忍受已有和现有的东西，而是希望永远拥有过去和现在的事物，他们永不满足、周而复始地呼唤着，不仅呼唤着他们自己，而且呼唤着整出戏、整场演出；不仅呼唤那一出戏，而且呼唤恰恰需要这出戏，并使这出戏变得必要的那个人：因为他总是不断地需要自己，使自己变得必要。
随着人的视野和洞察力的扩大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周围的空间在不断扩大，人的世界也变得更加广阔，新的星辰、新的谜团和新的观念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也许，精神的眼睛用来训练其锐利性和深刻性的一切事物，只是一个动机，要引发他的练习，只是一种游戏，给小孩子和幼稚者去玩的某种东西。也许有一天，对我们来说，最庄严的、引起最多争斗和痛苦的概念，即“上帝”和“罪恶”的概念，将不再重要，就像对一个老人来说，一个孩子的玩具或一个孩子的痛苦不再重要一样。也许到那时，另一个玩物和另一种痛苦对“老人”来说将是必要的，——还是个孩子啊，永远是个孩子！
人们是否注意到，对于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来说，（无论是其最爱做的、显微镜下自我审视的劳动，还是其被称为“祈祷”的柔和平静），一种外在的懒惰或者半懒惰在何种程度上是必需的？我指的是由来已久、问心无愧的懒惰，贯穿在血脉中的懒惰，对于它，那种认为工作是耻辱（即工作使灵魂和肉体平庸）的贵族心态可不陌生。因此，那种现代的、喧闹的、充分利用时间的、自负的、愚蠢而骄傲的勤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成为“无信仰”的培养基和铺路石？例如，在德国目前脱离宗教而生活的这些人中，我发现有不同种类和出身的“自由思想者”，尤其是那些世世代代的劳作消解了宗教本能的大多数人，他们不再知道宗教有什么作用，只是惊得发呆，发觉世上竟然还有宗教存在。这些老实人觉得自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不管是工作还是享乐，更不用说“祖国”、报纸和“家庭责任”了；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时间去信教；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信教是为了新的工作还是新的享乐，他们对自己说，人们进教堂不可能只是为了败坏了自己的好心情。他们绝不是宗教习俗的敌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国家事务需要他们参与这种习俗，他们就会像做许多事情一样，耐心地、不卑不亢地认真去做，而不会有太多的好奇心或不适感；他们置身事外，对这种事情，甚至都不屑表示一下同意或者反对。目前德国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新教徒都是这些漠不关心的人，尤其是在繁忙的贸易和商业中心；同样情形的还有大多数勤奋的学者和整个大学的教职工。
人们很少站在教徒的立场上设想一下，现在德国学者认真对待宗教问题时，需要多少善意；他的职业（以及从勤奋出发，他的现代良知使他承担勤奋的义务）使他在宗教问题上倾向于一种崇高的、近乎善意的宁静，偶尔还夹杂着对精神“不洁”的轻微蔑视；他认为，哪里有人自称属于教会，哪里就必定存在这种精神“不洁”。只有借助历史（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能成功地使自己在面对宗教时肃然起敬，并表现出某种胆怯的顾虑。但即使当他的情感达到了对宗教的感激阶段，他个人也没有向教会或虔诚的宗教靠近一步，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在他出生和受教育的环境中，人们对宗教事务满不在乎，这种淡漠的态度通常会在他身上升华为一种谨慎小心和洁身自好，使他避免与宗教人士和事物接触。也许正是他的宽容和人性的深度，叫他避开宽容本身带来的微妙窘境。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会因此而受其他年代羡慕的超凡脱俗的天真，而在学者所持的那种优越性信念中，在他的心安理得的宽容中，在那种无所顾虑的安稳中，有多少天真啊，那可敬的、孩子气的、蠢到没边的天真！他本能地把宗教人士当作低等人和下贱者，而他自己便脱颖而出，高踞其上了。他，这个渺小狂妄的侏儒和贱民，为“理念”“现代理念”干活的勤快伶俐的脑力和手工劳动者。
凡是深入观察过这个世界的人，无疑都能从人的肤浅中领悟到其中的智慧。正是人的自保本能教会他们肤浅、轻浮和虚假。在哲学家和艺术家身上，人们时不时会发现对“纯粹形式”的狂热和夸张的崇拜：毋庸置疑，凡是对肤浅的崇拜达到这种程度的人，或多或少都曾不幸潜入肤浅的崇拜之中。也许，对于那些惹是生非的孩子们，那些天生的艺术家们而言，他们只有在故意伪造自己的图像（仿佛是对生活进行持续不断的报复）时，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对这些人而言，大概还有一种等级秩序：或许从他们希望看到生活的形象被伪造、被歪曲、被极端化和被神化的程度，我们可以猜测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感到厌恶；我们可以把艺术家中的“宗教徒”视为他们的最高等级。这是一种对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深切的、猜忌的恐惧，这种悲观主义迫使整个世纪的人们咬紧牙关对存在进行宗教式的解释：这是一种对本能的恐惧，这种本能认为，在人类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韧、足以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有可能过早地得到了真理。从这个角度看，虔诚之心，“为神而生”，似乎是对真理的恐惧的最精致、最终极的产物，是艺术家在这一切始终不渝的伪装面前表现的爱慕与陶醉，是颠倒真理的意志，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不真实。也许迄今为止，没有比虔诚更有效的美化人类的手段了，通过虔诚，人类可以变得如此艺术、如此肤浅、如此光彩夺目、如此美好，以至于他的外表不再令人反感。
为了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尚、最遥远的情感。假设背后若没有任何救赎的意图，对人类的爱就只是一种愚蠢和兽性。这种爱的倾向唯有从某种更好的偏好那里，才能获得尺度和精度，才有了盐粒和香精。无论谁最先感知和“体验”到这一点，无论他的舌头在试图表达如此微妙的事情时多么结巴，他都是我们眼中的圣人，值得我们尊敬，因为迄今为止他飞得最高，走得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