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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犯罪者和精神病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社会感匮乏，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身上，对其他人漠不关心。完美无缺的合作能力和社会感并不存在，犯罪只是缺乏合作精神的极端表现。想要深入了解犯罪者、避免犯罪行为，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犯罪者和普通人一样，都想战胜困难，将理想变成现实。
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奋斗后的每一次成功都有助于我们提高个人评价。杜威教授
说这是对安全感的追逐，确实如此。还有人说这是对自我保护的追逐，也有道理。但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从失败走向成功，从卑微走向高贵，这是人类的生命主线，从生到死，莫不如此。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犯罪者身上也有这样的倾向（战胜困难，将理想变成现实），就大惊小怪，那再正常不过。事实证明，犯罪者也想获得优越感，也在为了战胜困难而努力奋斗。和普通人相比，他们不是没有追求，而是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偏离。他们之所以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一无所知，对同伴漠不关心，合作能力极端低下。
很多人都对以上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犯罪者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特殊群体。比如，有些科学家曾经公开表示犯罪者的智力水平普遍低于正常人。有些人把犯罪行为归咎于遗传，说犯罪分子有犯罪的遗传基因，命中注定要走上犯罪的道路。还有一些人说外部环境是犯罪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永远都不会改好。这些观点毫无疑问全都是错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观点，犯罪问题就再也不可能解决了。当然，首先它们确实是错的。
环境和遗传对个人的影响都不是决定性的。相同的家庭、相同的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天差地别。犯罪分子可能家世清白，在犯罪家庭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也可能是品性高洁的人。有些犯罪分子到了中年忽然痛改前非，成了受人尊敬的善心人。如果遗传和环境真的对犯罪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些事，又要怎么解释？
现在，我们不妨再仔细讨论一下之前提过的人生主线问题，即包括罪犯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竭尽所能地从失败走向成功，从卑微走向高贵，所有人都遵循这条主线追逐胜利和稳固的地位。只是不同的人，在目标和具体行动上会有所差异。犯罪者的终极目标通常都是获得个人的优越感。这个目标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也不愿意或者说无法和其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可是，只有那些能够彼此合作、互相依靠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
个体心理学家认为生活中的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和其他人建立联系的问题，也就是友情问题。犯罪者不是没有朋友，只是他们的朋友大多是些狐朋狗友。他们拉帮结派，彼此之间倒也能推心置腹，只是我们很快就能发现，他们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社交范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和社会上的普通人正常相处，在普通人面前总是手足无措，感觉自己像个异类。
第二种是和职业有关的各种问题。调查发现，很多犯罪者对于工作问题都是这样回答的：“你不知道工作有多累。”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努力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良好的合作能力，也不愿意为他人做贡献，而这正是一切有意义工作所必需的两个要素。大多数犯罪者很早就显露出了缺少合作精神的特质，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工作中的难题。大多数犯罪者都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技术才能。他们的窘迫和无措早在上学的时候，甚至还没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要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与人合作的能力不可或缺，可犯罪者最不擅长的偏偏就是与人合作，而且这种情况还很难改变。
第三种是和爱情有关的问题。喜欢你的伴侣、与伴侣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一切美好爱情的基础，两者同等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犯罪者在被送进监狱时都有性病。这表明，他们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爱情问题。对他们来说，爱情、异性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性只是为了征服和占有，所谓爱人、伴侣，不过是自己的一件东西。很多犯罪者都表示：“生活的意义在于我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都不愿意与人合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我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和人建立合作关系。观察、陈述、倾听方式，可以揭露出一个人合作能力的高低。研究表明，犯罪者听、说、看的方式都和正常人不同。这种特殊的语言体系，毫无疑问，会影响犯罪者的智力发展。每个人说话时都想让别人听懂。听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元素。我们给语言相同的解释，每个人理解语言的方式都应该和他人达成一致。可是犯罪者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模式却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这一点在他们解释自己的犯罪行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绝不是智力低下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他们错误的优越目标，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大部分结论和做法其实是对的。
例如，有个犯人说：“我杀他是因为他有一条非常好看裤子，而我没有。”如果我们承认他的欲望，也接受他有通过暴力手段拿到某样东西的权利——尽管这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那么他的结论就没什么问题了。最近匈牙利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几个女人涉嫌用毒药谋杀他人，其中一个女人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毒杀自己的儿子，是因为他就要死了。”如果她想结束这段合作关系，杀人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她神志清醒，但思维模式和正常人不同，她没有正常的统觉规划表和充足的社会感。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认知，世界观也是错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不是犯罪者合作能力低下的危害，而是它的成因。犯罪者不愿意合作，通常和他们的父母有一定关系。比如父母关系恶劣，没有尽职尽责教导子女合作技巧，比如父母自身就没有良好的合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育出合作方面的高手。孩子最先是和母亲建立合作关系，但母亲可能根本没有得到孩子的信赖，或在得到孩子的信赖后，没有将这种信赖引导到孩子的父亲和其他人身上。另外，这个孩子三四岁之前，可能一直是家里的核心，之后，随着弟妹的降生，他忽然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有些父母当着孩子的面，不停地抱怨生活艰难、社会黑暗。这严重损害孩子的社会兴趣。还有些父母不停地抱怨亲戚朋友、邻居街坊，把自己的愤怒和偏见，一股脑塞进孩子心里，这同样会损害孩子社会兴趣的发展。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境下长大的孩子，将会以怎样错误和扭曲的观点来看待他人和这个社会。“我为什么要善待别人，为社会做贡献？”抱有这种思想的人，在遇到麻烦和失败时，怎么会主动承担责任呢？他把生活当成一场冰冷的战争，即使给别人造成再大的伤害，也不会生出一点半点的愧疚之心。对他来说，只要能获胜，再卑鄙无耻的手段都可以用。
合作能力低下这种缺陷根本无法遮掩。孩子一进入学校，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就是无法和其他孩子交朋友，排斥老师，无法认真听讲等。如果老师有足够的经验和耐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愿意付出精力加以引导，他们遭受的挫折还能少一些。这样的孩子需要鼓励和安慰，但通常只能得到讥讽和嘲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合作技巧根本得不到发展。
很多孤儿最后都走上了犯罪道路。一切不能让孤儿学会合作的文明，都是可耻的。还有私生子，也容易走上歧途。没有人培养他们对他人的兴趣，教导他们该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多长相丑陋的人，最后也会成为犯罪分子，这和他们童年时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因为丑陋的孩子比普通孩子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童年本该是一个人最轻松快乐的时期，可是因为长相丑陋，他们一直是他人嘲讽和同情的对象。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不敢出去玩，不敢交朋友。如果没有人用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他们会彻底失去发展社会感的机会。
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犯罪者都是长相俊美的男人或男孩。如果说先天的生理缺陷，比如手脚残疾、兔唇，再比如之前说的长相丑陋，让一部分人在他人的歧视中被扭曲了观念，成了恶劣遗传的牺牲品，那长相俊美的人，又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呢？答案是，过度的宠溺也会损害人的合作能力。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犯罪者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任何同胞情谊，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对待，感受不到别人的关爱和赞赏的人；一种是从小备受宠爱，因为得到的爱太多，而失去了感知爱的能力的人。这种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妈妈太宠我，我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由此可以知道，人会走上犯罪道路，和他的处境和受教育水平没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他有没有学会合作。
犯罪者都有社会感不足和合作能力匮乏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用对待精神病人的办法来对待罪犯，即赢得他们的信任，提升他们的社会兴趣，教会他们与人建立合作关系的技巧。
我们会用固有的思想解释自己遇到的每一件事，犯罪者也是如此。如果发生了一件和他固有思想相抵触的事，他会通过思考和回忆重塑这段经历，把它变得符合自己的思想。比如，一个人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欺负我，从我身上谋得好处。”他会下意识地搜集一切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至于那些不符合这种观点的事，则会被忽略过去。犯罪者只关心和他有关的事，按照自己固有的特殊方式思考和倾听。想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赢得他的信任，弄清楚他们的解释标准和这套标准的成因，找到他们行为习惯的初始形态。
总之，犯罪者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一举一动无不遵循人类的行为习惯。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犯罪行为的起因都是生活态度问题。想要挽救犯罪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犯罪者对合作的兴趣，增强他们的合作能力。如果一个人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提升合作能力的训练，那他以后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诱惑和困难，都不会轻易妥协。他相信一切艰难困苦都是成功的垫脚石，他用积极热情的态度面对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的合作能力非常强，在困难面前总能想办法找出一条合作共赢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