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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问题并非孤立的文化生成物。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资本流动所表现出的跨国化特征的加剧，文化自然呈现出跨越地域和传统的混杂性特征。与早期的文化表现形态相异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各种事物奇异地拼贴在一起的时期，它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知识分子完成了一次对自身位置的确认，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分子在多元选择的背景下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知识分子对自身位置变迁的认识以各种艺术形式得到了直观或者潜在的表达，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对此所作出的微妙的反应无疑更为直观。
关于文化认同，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而缺少对现实的指涉似乎并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缺少了必要的个案及文本的解析，对文化认同的阐释也将成为一种徒劳。在经济全球化微缩了人在地域上的距离的同时，迁徙以及流动的特性使原有的身份认定方式变得艰难，身份更多地只能借助人的精神内核层的文化来认定。全球化语境之下身份的寻找与建构不再像过去一样被特定的地域和单一的历史传统所局限，文化认同已经慢慢升级并超越了民族认同，人们需要在一个想象性的社群中依托历史并积极地参照当代有活力的文化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在“西化”与“国粹”之间如何作出华人社群适应时代需求的价值抉择，是华人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时代主题。当然，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华人社群身份建构，有其虚拟特性，又不乏务实色彩。在个体解放并未真正完成现代精神救赎的情况之下，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渴求从东方古老的群体效应文化中确立价值建构的基因。华人社群本身也因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所导致的流散形态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担忧。身份认同是指向个体的主观想象，还是群体的有意召唤？是民间自发的身份追问，还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诉求？是以文化的张扬凸显华人社群的权利，还是借助群体效应凸显华语文化的魅力？对现代的轻易否定和对传统的过度沉迷，抑或是对中国的盲目坚守与对西方的一味拒斥都是非理性的。文化认同是华语文化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前的概念厘定和多重认同主体的重新确认。盲目地排外和一味地西化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是华人社群内部，还是相对于异质文化的他者，文化身份的建构需要营造一个“有话好好说”的文化语境，摆脱优与劣、中心与边缘的偏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