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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实践中，深入观察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古天文学体系，并依据这些天文现象制定了历法，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
早在远古传说时代，我国人民便已开始关注天象的变化。《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尚书·尧典》也提到，尧帝命令羲和等天文学家，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指导人们的时序安排。
《史记·天官书》则介绍，在高辛氏之前，天文学由重、黎负责，唐虞时期由羲和主持，夏代是昆吾，商代由巫咸担任，周朝是史佚与苌弘，春秋时期宋国的天文学家是子韦，郑国的是裨灶，战国时期齐国的天文学家是甘公，楚国是唐昧，赵国是尹皋，魏国则有石申。到了汉代，太史令不仅负责历史记录，还承担天文观测任务。汉初的太史令司马谈便是著名天文学家唐都的学生，深入研究天文。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古人便已开始观测日食和月食等天文现象。在历法方面，他们通过对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进行观测，制定了二分（春分、秋分）和二至（夏至、冬至）等节令。同时，人们开始用天干（甲、乙、丙、丁……）和地支（子、丑、寅、卯……）配合记载日期。到西周时期，天文学认识进一步深化，人们通过对恒星的观察，提出了二十八宿的概念。二十八宿将天球赤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二十八组，这些恒星在北半球的天空中依次东升西没，位置相对固定，因此可用作观测其他天体运行的坐标。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还注意到，五大行星在恒星间自西向东运行，并且速度各异。例如，木星每 12 年完成一圈天球的运行，这为“岁星纪年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春秋时期，历史记载中提到，天文现象频繁发生，如日食、彗星等。
《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公元前 613 年秋七月，鲁文公时期，首次记录了周期性彗星——哈雷彗星的出现。通过这些观测，古代天文学家已经能够准确测定回归年的长度，即太阳在恒星间移动一周所需的 365.24 日，朔望月（月亮圆缺周期）为 29.53 日。为了调和日数的差异，古人采取了置闰月的方法。
战国时期，天文观测进一步发展，已初步形成我国的古天文学体系。赵国的尹皋、楚国的唐昧、齐国的甘德、魏国的石申等天文学家，在天体观测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历法制定方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天文学家在“二分”和“二至”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十四节气（如立春、雨水、惊蛰等），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时间指导。尽管如此，天文学和神秘主义的占星术在古代社会中仍然交织在一起。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局限，人们对天体构造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不够，尤其是对一些罕见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等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此，许多人将这些天文现象视为天帝意志的显现。商周时期的巫、祝、史、卜等职官，常通过天象来占卜吉凶。司马迁曾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这表明在当时，天文学与占星术紧密相连。
汉代，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也常将天象与占卜联系起来，认为上天通过天象向君主传达“谴告”和“符瑞”。尽管《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总结了古代天文学的诸多成就，但其中仍包含大量占星术的内容。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许多涉及天文的书籍也涉及占星术，《汉书·艺文志》提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这些文献中，天文与占星术的界限尚不明显，天象的变幻仍然被解读为天帝的象征。
这就是古代占星术的起源，许多古代国家的天文学都与占星术交织在一起，影响深远。
下面是对占星术内容的简要介绍：
日占
古代占星学者认为，太阳代表着世上一切阳性的事物，尤其是君主（如皇帝）的象征。通过太阳的状态，可以推测国君的统治情况。古人云：
“日者，众阳之精，内明元黄，五色无主，以象人君，光照无主，不可以明也。……圣王在上，则日五色备。……日大光，天下和平，天下俱昌，延年益寿，世无极。”
这段话的意思是，太阳象征着君主的明德。如果太阳光辉灿烂，说明国君施政有道，国家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如果太阳暗淡无光，则意味着国君失德，政权腐败，国家将陷入灾难。
例如，西汉成帝时，太阳有黑子现象，京房认为这意味着祭天不顺，预示着国家可能会出现问题。更极端的情况，若发生日食，这就象征着国君统治不善，国家的灭亡即将来临。
月占。古代占星家认为，月亮代表着世上所有阴性的事物，尤其是人际关系、臣子、妇人等。月亮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顺逆与吉凶。
《天官书》说道：“太阴之精，上为月，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精也。”
“月者，天之使也；水气之精者为月。”（《淮南子》）
月亮明亮，表示臣子尽职，国家繁荣；若月食，预示着政权混乱、民众疾苦。
例如，董仲舒在《灾异对》中提到：“臣行刑罚不当，月食即来。”
如果月亮出现食相，预示着国内政权不稳、灾难将至。
五星占。在太阳系中，除了地球，还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五大行星。古代人们认为这些行星的运动象征着天命的表现。每颗行星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也代表不同的帝王与社会秩序。
《春秋纬》提到：“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
例如，木星是东方青帝的使者，代表春季，象征仁爱和农业。如果国君仁德失衡，木星逆行，国家将面临灾难。火星代表南方赤帝，主夏季，象征礼节和政治秩序；火星逆行则预示着国家可能爆发战争或内乱。
土星代表中央黄帝，主土，象征信任和稳固；土星失常意味着国家的疆域将遭到损失，或发生天灾如地震。金星代表西方白帝，主秋，象征义理与兵力；如果金星不吉，常常预示着国家发生战乱或君主被篡位。水星则代表北方黑帝，主冬，象征智慧与刑罚。水星逆行，通常意味着政治动荡与民众疾苦。
恒星占。古人将天上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每颗星宿代表不同的天象与人事。古代占星家通过观察这些星宿的变化，推测地上各地的吉凶祸福。
二十八宿分为四大宫，分别是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每个宫包含七宿，每颗星宿的变化都可能预示着某一地区的灾祸或变故。
例如，心宿和房宿代表“明堂”，即天王布政之宫。如果火星进入这一区域，朝廷将面临不吉利的事情。如果火星进入角宿，则可能会发生战争。
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视为指引方向的“帝车”，它围绕北极星旋转，对应全国的命运。如果北斗七星发生异象，意味着全国将面临重大变动或灾难。
紫微垣与中宫。紫微垣，又叫中宫，是古代占星学中最重要的星区之一。它被认为象征着朝廷的命运，特别是天极星（北极星）被视为“太一神”居住的地方。
如果在紫微垣区域出现异象，通常预示着朝廷将发生剧变或政权动荡。古代占星家高度重视这一地区的星象，认为它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权稳定。
通过对这些天象的观察，古人试图揭示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借以预测国家的兴衰和个人的命运。
自先秦以来，彗星、流星雨、新星等罕见天象，一直未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古人往往将这些现象视为大灾难即将降临的征兆，认为它们是天意的显现，警告人间即将发生动荡与灾难。
战国时期，石申说，彗星也叫孛星、拂星或扫星，“其状不同，所示之灾却如一，若在三月之内，必定会有破国乱君，或君王暴死，灾祸不断，接踵而来，甚至是饥荒、旱灾、疫病之类的灾难”。
到了汉代，谶纬书中也对彗星作出过类似的解读，认为若彗星出现在东方，是将军谋反、欲争王位；出现在西方，则预示羌胡叛乱；出现在南方，则是天下即将起兵；出现在北方，则意味着外族入侵。
《春秋》记载了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提及哈雷彗星的记录。董仲舒根据他所提倡的天命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孛星”是恶兆的象征，表示社会秩序的混乱，国君的失政，乃至君王被篡位或弑杀的灾难。而北斗星，作为象征国家权力的标志，若遭遇彗星的影响，预示着君主政权的动摇。《汉书·五行志》进一步解释道：“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必有遭遇祸殃者。”这类解释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占星学。
然而，古代也并非所有人都盲目迷信，刘知幾在唐代曾批评占星家对天象的解读毫无统一性，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他指出，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的解释互相冲突，诸如春秋桓公三年的“日食”现象，董仲舒和刘向认为是预示“鲁宋杀君”，而刘歆则解读为“晋曲沃庄伯弑晋侯”。即便是对同一现象的解释，京房与刘向也各执一词。
刘知幾讽刺道，这些占星家的说法“往事已然，后人追溯，凭空杜撰，成就这些空洞的游词”。事实上，刘知幾等理性之士是少数，广泛存在的是对天象的迷信信仰。当时许多占星家将彗星的出现视为神的警告，提醒国君必须悔过，否则国家将遭遇巨变，君王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中国古代早在《竹书纪年》中就有关于流星雨的记载：“帝癸（夏桀）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这种罕见的天象，也被古人视为天意的表现，象征着某种灾难的来临。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 年）二月，夜空中星陨如雨，星光长达一二丈，直到鸡鸣时分才停止。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占星家谷永的解释，他认为，星陨象征着“王者失道，纲纪废顿”，如果国君不改正自己的失德行为，就会导致国家衰败、百姓背离。
至于新星现象，古人称之为“客星”，常认为是灾难的前兆。新星是指那些平时黯淡的恒星，因内部剧烈变化，亮度突然大幅增强，甚至亮度提升至数百万倍，有时持续一段时间后又逐渐变暗。例如，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六月就有“客星见于房”的记载，许多占星家认为这是即将发生战争的预兆。又如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客星大如瓜，色青白”，一些占星家解读为将有水灾与饥荒发生。
总的来说，古代占星家视天象的变化为上天的意志，认为日月星辰的出没有着固定的规律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新星等天文现象，常被视为神对国君的“谴告”，预示着国家和君王可能面临的重大变故。即使是一些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也往往与占星术紧密相连，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着神秘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