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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占卜方式，早在商周时期便已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卜，通常是用龟甲和兽骨（以牛肩胛骨为主）进行占卜；而“筮”则是用蓍草进行占卜。卜与筮往往同时运用，共同预测吉凶。《尚书·洪范》记载，周朝初期，商王族箕子曾向周武王提出治国理政的八大事项（即“八政”），其中第七条便是“稽疑”，即“考察疑难问题”。
所谓“稽疑”，就是选择合适的卜筮者来进行占卜。这些占卜常见的兆象有：雨、霁、蒙、驿、克等，这些都是龟甲上裂纹的不同表现；同时，卜卦也有“贞”和“悔”两种方式，其中“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卜筮共分七种方式：卜五次，筮占两次，推演吉凶。占卜的结果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
若君王听从，龟甲、蓍草、卿士、庶民皆顺从，这便是“大同”，意味着身心康泰，子孙兴旺。
若卿士、庶民逆反，但龟甲与蓍草均顺应，依然吉利。
若卿士逆，龟甲顺，而君王逆行，则可能预示内吉外凶。
若龟甲与蓍草均显示逆象，则意味着吉凶未卜，事事难以预测。
这些卜筮结果，反映了占卜在古代国家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周朝时，朝廷专设“太卜”和“占人”两个职位，专门负责占卜吉凶。太卜负责三种卜兆的方法：一是玉兆，二是瓦兆，三是原兆。这些兆象的解读通常有二百二十种不同的结果，所作的颂辞多达千二百条。占人则负责通过八筮和八卦来解读吉凶，他们会通过龟甲的纹络、颜色、墨迹以及裂纹等细节来占卜。
此外，朝廷还设有专门的“龟人”，负责饲养龟，并用龟甲进行卜卦。每当朝廷举行祭祀或处理重大内外事务时，都需要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逐渐设立了专门的卜筮人员。晋献公曾决定立骊姬为夫人，在卜筮后，结果显示“卜之不吉，筮之吉”。虽然占卜结果不一致，但献公还是决定按照筮占为准。然而，卜人不同意，他认为“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并以占卜的辞令警告献公，这样的争议也表明，占卜有时不仅是为了预测吉凶，也是为政者提供建议和劝谏的工具。
《周易》作为一本占卜经典，也正是在这种占卜风气盛行的背景下逐渐成形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然设立了太卜官，并且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唯独“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传说秦始皇晚年曾听说“祖龙死”之谶言，于是求卜，结果卦象显示“游徙吉”，因此他出游避灾。汉朝延续了秦朝的制度，设立了太卜官。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等平定吕氏叛乱，迎代王刘恒即位。刘恒犹豫不决，便通过卜卦得知“兆得大横（龟纹横正）”，于是决定顺应卦象继位，最终成就了汉文帝。
民间也有许多以占卜为业的人。例如，文帝时期便有一位著名的占卜师司马季主，他创造了一套理论体系，能够通过观察天地万象、日月星辰、五行阴阳等因素，推演吉凶（《史记·日者列传》）。汉武帝时期，对占卜术的迷信愈加严重，他曾召集众多占卜家，频繁进行卜筮以预测战争胜负、国运吉凶。有时，卜筮师的财富和地位甚至因此大为提升。例如，卜者邱子明便因占卜成功而家财万贯，显赫一时。
《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在汉武帝时期，不同的卜筮家往往给出截然不同的建议。例如，有卜者说某日可娶妻，而有的则认为该日不吉；有的占卜者认为有大凶，而有的则认为是小吉。卜筮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命运的深切关注。
到了东汉时期，谶纬之风盛行，占卜术的形式变得更加繁复多样。除了一些经典的占卜方法外，还出现了如遁甲（通过天干预测吉凶）、逢占（应人所问占卜）、挺专（折竹占卜）等新的占卜手段。《后汉书·方术列传》提到，汉武帝时对方术有着浓厚兴趣，士人纷纷追随风潮，争相研究占卜之术，影响深远。
古代占卜术不仅仅是一种预测工具，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信仰与政治文化，成为了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