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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时，恰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初期。那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宗教和哲学体系。社会上，崇拜天帝和祖先神的信仰占据主导地位，且已有系统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同时，方术等各种神秘学说也在民间流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就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意图为新兴的封建制度提供理论支持。然而，随着封建政权的建立，这些理论逐渐被唯心主义哲学取而代之，且这类哲学常常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佛教传入并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的影响与制约。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最终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成为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它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需求，吸收并适应了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的一些特质。
中国古代信奉的是天帝。天帝的观念早在殷周时期就已形成，并成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古人认为，君主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接受“天命”行使统治权。天帝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秦汉时期，流行的“五帝”崇拜，正是这一天帝观念的具体体现。“五帝”观念最早在先秦时期形成，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相关。
随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经济的繁荣与兼并战争的推进，中国逐步朝着全国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各派学者纷纷编撰哲学和政治学说，以供封建统治者采纳。其中，阴阳五行学说对秦汉时期的宗教与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荀子》记载，阴阳五行学说最早由子思及其弟子孟子创立。但荀子批评其学说不合常理，认为其思想杂乱无章。孟子曾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历史循环论，但这一段话并不足以表明他主张五行相克或“五行”学派。因此，有人认为，这段话并不完全代表孟子的思想。
普遍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由稍晚于孟子的邹衍所完成的，并通过他的活动，广泛传播到北方的各个诸侯国。邹衍是齐国人，他提出五德终始的思想，认为天地广大，五行是自然界的基本元素，推动了天人感应与循环论的结合。
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是对《尚书·洪范》中五行（水、火、木、金、土）的唯心主义改造，强调五行的相生相克与循环过程，认为历史的进程也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过程。他认为，历史上帝王的更替符合五行的相生规律，每个时代的帝王都代表着五行中的一个元素。
邹衍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是“赤县神州”，有九个大洲，且周围被大海环绕。中国以仁义节俭为治国根本，而国家的治理应遵循五行相克的规律，历史将以此规律进行循环。他的学说在战国末年得到北方各国的重视，成为许多封建诸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殷周以来的天帝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的宗教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帝不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还被赋予了不同的“德”与属性，形成了四个方位的四位天帝，即：东方的青帝（木德），南方的赤帝（火德），西方的白帝（金德），北方的黑帝（水德）。如果再加上黄帝的土德，则形成了完整的五帝体系。
这种五帝观念早在春秋时期便有所流传，秦国就曾借此观念为自己在四方称雄造势。进入战国后，秦国不仅祭祀黄帝、炎帝等神祇，还通过修建祭坛，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这些哲学与宗教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权和社会，也为后来的中国宗教和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