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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出狱后失业，只好给洋人当管家、看孩子、做保姆。1894年，他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军舰上当厨手，随舰游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这段船员生涯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
离开战舰后，司徒美堂到波斯顿贩卖肉类、瓜菜维持生计。此时的他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在华侨中小有名气。后来，他与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该堂原本势力庞大，盛时有八九万人，但当时堂内组织散漫、力量虚弱。于是，司徒美堂产生了在致公堂另立山头的想法。
1894年冬，司徒美堂与好友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商议，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人，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并迅速发展到21个城市。随着人数增多，又增设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
安良堂虽独立出来，但不忘洪门先祖，堂内供奉着始祖洪英、蔡德英等五祖，以及“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新丁”入会须饮鸡血酒拜盟，之后要通过考试，内容包括三大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十六誓和七十二例，还要对答“书仔”（暗语）以及进行百问百答等。
新丁入堂先当“散仔”，出力后可升迁。堂员有每月交纳香油费的义务，用以维持堂内开支及救济兄弟；逢患难打斗之事，人人要勇敢向前；若不幸身亡，堂内会拨重金抚恤并按时扫祭；兄弟遭官家捉拿，要全力搭救；堂内兄弟对堂外之人要严守秘密。
由于安良堂为普通下层华侨撑腰，司徒美堂本人又注重人事动态，使得安良堂地位提高，成为致公堂老组织中的“龙子”，与致公堂互壮声势，独霸一方。因此，司徒美堂还曾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安良堂除为兄弟们解决问题外，还参与政治活动，宗旨是“反清复明”，主要针对清朝钦差、在美的保皇党和国民党当权派。
例如，清朝钦差伍廷芳1908年到波斯顿唐人街时，差点被华侨揍；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赴美进行祸侨勾当，在宴会上被华侨清算血账，狼狈而逃。安良堂还千方百计保护反清反蒋的革命志士，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冯玉祥等赴美时，都得到了司徒美堂的保护，使蒋帮特务无法加害。
各堂口、帮会建立后，把华侨组织了起来，这让美国政府和清朝在美国的官员感到恐慌。他们利用堂口的宗派性、保守性挑拨离间，制造猜疑，引发堂斗，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各堂口间也常因买卖和私仇结怨，经奸人挑唆，渐渐陷入宗派斗争。安良堂首领司徒美堂就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堂斗“英雄”之一。他晚年回忆时说：“那时，各堂头目就像被人玩弄的蟋蟀，只要美帝的小竹丝一摆动，两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而美帝则在旁边狞笑，真是痛心！”
据统计，本世纪初大小堂斗不下六七十次，死亡300多人，伤者无数。下面介绍其中两次堂斗情况。
一次是1931年安良堂与协胜堂的决战。战斗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安良堂一方由司徒美堂主持。他足智多谋、武功超群，还手持双枪。他的手下多是气血方刚的年轻人，个个勇猛。协胜堂的堂主是新接班的秦照应，靠美国人资助，向司徒美堂挑起事端。双方互射，两条街陷入枪林弹雨。
司徒美堂是对方主要打击目标，但他无惧子弹，不断变换位置，双枪齐放，弹无虚发。战斗持续多月，双方互不相让。后来司徒美堂被对方向美国人告状，只好流亡香港，一年后才重返纽约。其间，他曾在戏院看广东戏时遭敌人行刺，幸运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是因卖国求荣引发的堂斗。1913年，广东海军将领程璧光乘海圻舰赴美访问，他的外甥邓少云在美国留学，娶了美国太太，在移民局当翻译，却作威作福、敲诈华侨，后被人用斧头劈死，暴尸唐人街。因邓少云是一个堂口的人，该堂口向对手递出“挑战书”，引发堂斗。
堂斗时，唐人街商店关门，街道空无一人，双方人员你来我往，枪声不断，有人倒地。美国警察和密探在旁监视，对死伤不管不顾。这场战斗双方死伤多人，后经调解才结束。
辛亥革命期间，在反清宗旨下，堂斗减少。后来，旧金山岗州公所主席李宝湛召开“和平会”，各堂立和约，堂斗更为少见。直到淞沪抗战，华侨深感国势危殆，司徒美堂受“和平会”启发，组织“华侨筹饷总会”，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最终熄灭了30多年的堂斗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