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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尾声，一场关乎“洋人质”命运的磋商，在米槽天主堂内正式展开。不过，这场谈判从一开始便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官方的代表们心中早已有了定见。他们不解，既然杨天福口口声声愿意“招安”，为何还要死死攥住手中的部众不放？这种疑虑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们的心里，使得谈判的气氛愈发凝重。双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那对美国医师夫妇身上。政府一方急切地要求立即释放斯德温夫妇，而杨天福则寸步不让，坚持必须满足他提出的所有条件，才肯放人。
磋商陷入了僵局，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四五天的拉锯战，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远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即派出了参赞德利，赶赴昆明与地方政府共商对策。唐继尧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除了命令与杨天福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斯医生送还”外，还下令剿匪指挥部以重兵监视，准备在谈判破裂时以武力解决。
不过，杨天福早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认定唐继尧并无“招安”的诚意，于是在二月底的一个深夜，趁着官军不备，挟持着斯德温夫妇悄然撤离了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入了武定的深山老林之中。驻军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追击，却为时已晚，只在罗次县境内击毙了匪方代表吴营长。
武定的地形远比禄丰复杂，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土匪来去无踪，官军一时间束手无策。军方只得会同县公署，派出多名侦探，化装成普通乡民，四处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更是严令他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洋人”。
与此同时，杨天福在退入武定县境的过程中，途经一个偏僻的小乡——他谷。那里有一座基督教堂，里面住着三名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妇，以及三名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杨天福灵机一动，将这五人一并掳走，企图以更多的“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事情并未如他所愿。高心田夫妇机智过人，当匪众北退至梅子箐时，他们趁着匪徒们疏于防备，冒险从坡路转弯处窜入密林，躲藏起来。匪徒们竟未察觉，等他们走远后，高氏夫妇才悄悄走出密林。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一路步行，最终抵达了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将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却在这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斯德温夫妇也有了着落！侦探们查知，这对美国夫妇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县境的他腊乌地方。由于地处偏僻，土匪们认为官军难以抵达，因此看守极为松懈。侦探们趁夜摸黑潜入，未费一枪一弹，便将斯德温夫妇成功救出。在乡团的协助下，他们也被送到了元谋，与高心田夫妇会合。
几天后，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将这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然而，地方政府的紧张情绪并未因此缓解。杨天福手中，还握着英国牧师王怀仁这张牌。随着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局势似乎变得更加复杂而严峻。
三月六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的麻地梁子得知高心田夫妇脱逃的消息，顿时又急又恨。当晚，他集结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要追捕在逃的“洋人”，直扑元谋县城。驻军早有准备，半路便将匪众击溃。杨天福只得退回麻地梁子，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对策。
最终，他将王怀仁唤到身边，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他们不得派兵追击，否则“必伤外人”；另一封是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与唐继尧商谈。信中除了警告不得追击外，还建议当局将滇西一带划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许他抽取“厘金”（税款）。杨天福甚至提出，若政府同意，双方可以指定地点，撤去军队，派员会商。
但局势并未因此缓和。杨天福继续南撤，途中，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剩下王怀仁，依旧被匪众挟持着，命运未卜。
与此同时，官方的侦探们并未停止行动。其中一名叫贺家运的侦探，在土匪撤退途中被掳去充当力伕，随队同行。三月九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了被土匪挟持的王怀仁。两人本就相识，贺家运便扛着一袋粮食，故意靠近了英国牧师。土匪们忙于赶路，对王怀仁并未特别留意。不过，前后十来步间，仍有三三两两的匪徒监视着。
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己将设法来找他，一同逃走。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逃入山间，土匪们挨家搜查，掠走了粮食和值钱的衣物。最后，他们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生火煮饭。饭后，匪众们纷纷进入空无一人的民房休息，王怀仁则由三名土匪带着，住进了一间平房。
夜深人静，匪众们因连日奔波，早已沉入梦乡。贺家运悄悄摸黑入门，与早已等候的王怀仁会合，两人一同逃离了匪窟，向荒郊奔去。跑了半夜，他们遇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后，团警将他们护送到了附近的猴井。次日，剿匪指挥部接到急报，派兵将王怀仁接到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终于脱险，官军再无后顾之忧，开始对溃散的匪众发动猛烈攻击。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滇西的匪情骤然加剧。为了应对官军的围剿，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匪众们兵来匪散，兵去匪聚，继续在各地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