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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西南边陲的动荡局势，因两起“洋人”被掳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官与匪之间的角力，智与勇的较量，在这片土地上悄然上演。而这两起事件，不仅让云南的局势更加复杂，也在民国史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故事的开端，要从一对美国医师夫妇说起。1919年冬，斯德温医师夫妇从藏南的医院来到昆明度假。圣诞节过后，他们决定继续西行，计划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藏。斯德温夫妇虽是外国人，却对云南的风土人情颇为熟悉。他们知道云南的道路并不太平，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人出行，沿途各县都会派武装护送。斯德温夫妇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有些有恃无恐。他们雇了马匹，带着64驮行李和土特产，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可他们高估了地方乡团的实力，对一路上的危险视若无睹。携带着大量的行李和购买的土特产，斯德温夫妇的队伍就像一个庞大的马帮，踏上了从昆明到滇西的旅程。一路上，他们的旅途看似平静，直到1月3日，他们来到禄丰县的远郊大腰站。
那是一个荒凉的山坡，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风吹过枯草的沙沙声。突然，埋伏在两旁的20多名土匪一拥而出，为首的正是滇西赫赫有名的匪首杨天福。禄丰县公署派来的8名乡团见状，立即开枪抵抗，但寡不敌众，很快败下阵来，甚至有一名团丁当场丧命。斯德温夫妇和他们的行李，连人带马，全被土匪掳走。
消息传回禄丰县城，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天主教堂的神父列文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即致电法国驻滇领事馆，请求他们向云南督军唐继尧施压，尽快设法“招安”杨天福，确保斯德温夫妇的安全。
此时的唐继尧，正忙于扩军备战，企图向省外扩张势力。他对省内零星散匪的猖獗并未放在心上，直到杨天福的势力逐渐壮大，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杨天福的匪部，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数千人，横行滇西、滇中，洗劫村庄，危害百姓，已然成了地方上的一大祸患。
在外国领事的敦促下，唐继尧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命令禄丰县知事与列文神父及地方士绅合作，设法与杨天福接触。同时，他派出了第三卫戍区的步兵第十四团，由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匪部，加强监视，伺机出击。
经过一番周折，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到了杨天福耳中。此时的斯德温夫妇已被掳走近一个月。杨天福原本并未料到会掳到“洋人”，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从1914年脱离军营，投身绿林以来，他的岳母和妻子一直被关押在县牢中，财产也被没收殆尽。他多次设法营救，却始终未能成功。如今，手中有了“洋人质”，他看到了营救家属的一线希望。
杨天福下令手下不得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他们妥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接到官方的“招安”信息后，他心中盘算着，既要营救被押的家属，也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他深知，政府急于索回“洋人”，必然会对他提出的条件有所让步。
2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云南人，因“宵小倾陷，铤而走险”，才聚众为匪。如今，他愿意投诚，“以靖地方”。但他提出了几个条件：投诚后，他的部众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发饷；愿意回乡者需发给保护证件；留下的编队者和武器仍由他统率；被扣押的家属和没收的财产必须全部释放和发还。此外，他还要求法国领事出面，担保他今后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杨天福的信中，语气强硬却又不失分寸。他提出，双方可以在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并保证在此期间不再抢劫。同时，他也警告政府军队不得乘机袭击，以免冲突升级，贻害地方。
唐继尧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与杨天福进行谈判。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禄丰和罗次两县的县知事，前往米槽与匪方代表吴营长会面。按照杨天福的安排，吴营长带领官方代表，前往土匪的临时驻地，见到了安然无恙的斯德温夫妇。